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四） -- 追寻梦想＞其它文库＞哲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四）

37.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拉姆斯盖特

……目前在拉姆斯盖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待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沙滩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

在海滨浴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注：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第625页◎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几乎没有越出普鲁士通用邦法的适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注：迪斯累里。——编者注）已经退居上院（注：1876年8月12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贝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爵位，并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626。），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布斯这个仅存的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热情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注：指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

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第626页◎

1877年

38.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1877年10月19日［于伦敦］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注：《未来》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它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627。）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我假定他怀有“无比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注：指赫希柏格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编者注）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第627页◎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注：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193、628。）。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39.马克思致威·布洛斯

　　1877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不生气”（如海涅所说）（注：海涅的诗集《抒情间奏曲》第18首。——编者注），恩格斯也一样。（注：由于杜林派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见注495）上进行攻击，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对德国党的同志们生气了。布洛斯指出，德国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他还写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望已经比他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628。）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7页）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批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与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628。）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见注561）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尔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尔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有马克思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628。）——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使我们在与“德国的党内同志”的关系方面慎重行事。

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第628页◎成我的著作（注：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注：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的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北德总汇报》在几篇社论中都谈到“马克思博士和贝克斯神父之间的互相配合”；并且表示要经常给他寄这个报纸。——629。），我想不时地了解些详情，这会很有趣的。

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

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1878年

40.恩格斯致威·白拉克

　　1878年4月30日于伦敦

……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注：威·白拉克1878年4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俾斯麦的计划，我仍然认为，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我将感到高兴；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旧认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629。），关于未来的展望稍多了一些。尽管一方面由于提供了不受任何监督的最充分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制品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职位的权力和贪污受贿，会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两重意义和两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注：这封信里谈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运输和通讯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论点，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这一章发表于1878年5月26日《前进报》附刊，关于国有化的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628页）是在该书1886年再版时增加的。——629。）但是，我们德国刚◎第629页◎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注：指1873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等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386、630、633。）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而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国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在英国也刚刚开始；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权势的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最长寿命相等。您还可以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已大出其丑，而人民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1863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无逊色……

　您的　弗·恩格斯◎第630页◎

　　　1879年

41.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1879年4月于伦敦］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注：尼·卡列耶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转寄给马克思的。——631。）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耶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注：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作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耶尔的梅尔西◎第631页◎埃，认为妻的动产（注：妻的动产是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财产、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632。）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 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4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阁下：

收到您的2 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注：显然马克思是指丹尼尔逊1879年2月5日的信。丹尼尔逊在1879年3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自己在信中写道，在2月5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俄国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丹尼尔逊在收到马克思这封信以后，曾在188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引用过此信的部分内容。——632。），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几次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注：指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势。——编者注）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刚刚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注：《资本论》第2卷。——编者注）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第632页◎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注：指1873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等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386、630、633。）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注：这两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经济的世界危机。——编者注）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第633页◎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令（注：指1844年银行法令。为了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英国政府在1844年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然而，尽管1844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634。），那时我们的金融市场就要崩溃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注：委托销售（consignatio，意为签署，书面证明）。它是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委托者）把商品运往国外的商行（销售者）的货栈，委托后者依一定条件代为出售。——634。）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注：指1878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编者注）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第634页◎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第635页◎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盈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为，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经营、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因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第636页◎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越来越显现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部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445、637。）的我过去的明智批评家（注：指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他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见注336）1872年5月号上匿名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考夫曼这篇文章的看法，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本选集第2卷第109—113页）。——637。）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第637页◎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与一切形式的政体都协调得不错而且有能力这样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43.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只限于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显然这一切暂时不会来麻烦您。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通常总会发生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第638页◎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报告》。——编者注）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注：指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639。）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 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中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说，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第639页◎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81年

4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注：恩格斯从1870年9月到1894年10 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注：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 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556页。——编者注）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注：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排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640。）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第640页◎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该从现在起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拉的计算法（注：卡·考茨基在他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第169页）中援引莱·欧拉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1/60盾。——641。），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就应为大约（1和2的144次方的积除以60）盾，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第641页◎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容易的办法。”（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页。——编者注）

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5.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第642页◎“问题”（注：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纽文胡斯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这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大会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当地举行大会，所以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2个国家的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的问题。大会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643。），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第643页◎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4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

　 3月12日)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注：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44。）、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第644页◎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47.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注：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作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纲领的实践部分。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634—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鲁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645。）。导言（注：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编者注）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第645页◎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注：《平等报》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在1886年只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8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该报于1889年2月重新出版。——646。）第2期（注：指《平等报》第2种专刊。——编者注）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第646页◎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1882年

48.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月25日于伦敦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事态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1 000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第647页◎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幼儿园”（注：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648。）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49.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第648页◎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注：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1879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联合会在《公民报》编委昂·布里萨克、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649。）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远不能保持住埃及），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第649页◎

5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阿纳，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650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注：指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定和巴黎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定。

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44名，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机会主义派别的走卒。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马隆和布鲁斯的创议而于1881年10月中旬成立的法国工人党民族委员会。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力求通过自相矛盾的关于“最低纲领”的决定。代表大会认为这个纲领“不完全”符合“劳动者的意图”，它实际上由于选区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定自己纲领的权利而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纲领通过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一决定旨在反对联合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机会主义一翼的首领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指望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起来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盖得派作为分裂主义者开除出党。

中央联合同盟代表大会于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代表被开除出党。——650。），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注：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起草、并由勒阿弗尔党代表大会（1880年11月）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650。），已经被1866 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屏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第650页◎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注：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一文的第二部分曾谈到“反对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651。）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很宽。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得到成功，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能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谋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注：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合并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以及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3卷第295—327页）中。——651。）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第651页◎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

51.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注：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见注518）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像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给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652。）“只是反动的一帮（注：拉萨尔关于”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中。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见本选集第3卷第306—308页）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进行了批判。——652。）”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而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第652页◎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52.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第653页◎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1883年

53.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3年3月1日于伦敦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第654页◎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54.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蘅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注：马克思的大女儿。——编者注）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第655页◎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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