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恩格斯致菲·范派顿（注：恩格斯这封信是为了回答范派顿1883年4月2日来信而写的；范派顿说，不久前举行纪念马克思的游行时，约·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声称，似乎莫斯特个人同马克思交往密切，曾在德国协助过《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似乎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恩格斯把自己的信用德文发表在1883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388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摘引了范派顿上述来信中的一段话。——656。）

    　　1883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4月2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第656页◎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 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5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于伊斯特本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79—689页。——编者注）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163—197页。——编者注）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第657页◎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您的　弗·恩·◎第658页◎

    1884年

    5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停收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消息。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会避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第659页◎

    58.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由国家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7 000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注：所谓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13—14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660。）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第660页◎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原始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的杂文栏或《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注：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意见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积累的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两个月时间内（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见本卷第18—179页）。恩格斯关于泰罗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见他为1891年出版的此著德文第4版所写的序言（见本卷第4—17页）。——661。）。泰勒、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内婚制、外婚制，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收不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59.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

    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关于三月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注：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载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的自然历史》为题的社论。——661。）。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注：“民主”的原文是“Demokrati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在德文中有“人民当权”的意思。——编者注），因此它没有帮◎第661页◎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6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注：1884年5月29日至6月4日，恩格斯在黑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作客。——662。）。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样一来，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比《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考茨基的一切行动，就他告诉我的和就我对事态的判断而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注：1884年5月29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见注3）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及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62。）◎第662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注：抱怨派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作抱怨派。——663。）先生们形式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他们这种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而取得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国出版的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展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再来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都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因为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的话能够被人倾听，而我们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成分裂，那么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冒着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么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么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也就是说，在当前应当由于纲领（注：指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中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和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选集第3卷第295—327页），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分析批判。——663。）◎第663页◎遭到破坏而发生。纲领是这样地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对你来说，那里有足够的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急躁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自己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从千百次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得太清楚了。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作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 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待这些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是很会讲话的，你们完全可以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消除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会有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第664页◎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本应该给他写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9日；到时我可能接到你的回信。

    问候考茨基。

    　　　你的　弗·恩·

    6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年7月于伦敦］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注：《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76年至1883年在莱比锡出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1919年；1876年至1880年威·李卜克内西任该杂志编辑；在7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665。）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是碰不得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像这个词是来源于bacca，而不是来源于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注：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编者注），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第665页◎

    6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见注3）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答复》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杂志第11期上。——666。）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亲爱的考茨基：

    随信将稿子挂号寄还。

    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注：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编者注），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所下的不容争辩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这不过是这个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第666页◎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必须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63.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已译完的那部分，占全书的3/8）。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药。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愿不久会进一步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第667页◎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6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第668页◎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1885年

    65.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第669页◎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 月13日（注：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670。）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注：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公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670。））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注：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说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670。）），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第670页◎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注：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的说法。黑格尔在那里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应该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671。），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会是这样。”——编者注）您不妨看看违心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投机分子集团，好吧，欢迎！直到”。——编者注）一场宫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在一起，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66.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

    　［1885年7月5日左右于伦敦］

    ……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像德国人那么迫切，这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第671页◎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根本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妇女界争取妇女形式上的权利的先驱们，即主张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的那些人，自己也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6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注：这封信是对卡·考茨基的母亲敏·考茨基1885年10月15日来信的复信，敏·考茨基是1885年夏天在伦敦同恩格斯认识的。——672。）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旧和新》（注：敏·考茨基的《旧和新》。——编者注）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注：敏·考茨基的《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第672页◎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么，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第673页◎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家能驾驭自己的作品……

    1886年

    6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299的多数派指明一条出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际上可行的，不管现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糟踏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第674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从根基上炸毁普鲁士这样的建议多数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适当方式的，就像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注：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宣读了威廉一世的通告，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倍倍尔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支持这个质询的理由，并指出这个问题属于国会的权限，必须进行讨论等。最后帝国国会在1886年1月15—16日就此进行了一场辩论。——675。） 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是没什么危险的。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第675页◎

    69.恩格斯致爱·皮斯（注：恩格斯的这封信是给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

    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首领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76。）［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尊敬的先生：

    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617—634页和740—760页。——编者注）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特殊的概述，我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600 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第676页◎

    70.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亨利·乔治的成就（注：1886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以纽约为榜样，其他许多城市也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参议员候选人和九名众议员候选人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仅以64票之差而未当选；在密尔沃基，工人党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六名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并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388、677。）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骑士团虽曾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1886年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的势头已经在11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被打掉。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最主要的。这◎第677页◎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8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第678页◎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注：《社会主义者报》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1885—189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679。）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注：《人民报》即《纽约人民报》，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90年代海·施留特尔曾为该报撰稿。——679。）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7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6年12月28日于伦敦

    ……我的序言（注：见本卷第387—396页。——编者注）当然将完全论述美国工人最近10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向前进展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骑士团虽曾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1886年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第679页◎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1845年和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06页。——编者注）。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二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教条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作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卷入运动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这些人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因此，我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第680页◎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尚未到来……

    1887年

    72.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7年1月27日［于伦敦］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大为失色。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的加剧并从而导致宗派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皮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第681页◎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

    1888年

    7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于伦敦］

    尊贵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注：救世军是英国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创立。该组织的活动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开始采用这个名称）。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进行广泛的宗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682。）所作的处理上，这些庸人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结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第682页◎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第683页◎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注：指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的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两个保皇集团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513、684。）；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注：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克莱蒂安。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684。），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注：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第684页◎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1889年

    7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　　　 1889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特里尔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8日的有趣来信。

    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注：恩格斯指的是1876年成立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和以特里尔及尼·彼得逊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斗争。聚集在《工人报》周围的“革命派”反对该党机会主义派的改良政策，为把该党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斗争；1889年中央理事会把特里尔和彼得逊开除出党。革命少数派于是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错误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为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685。）（您成了它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一点开始吧。

    您原则上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第685页◎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注：农民党（左派党）是1870年建立的丹麦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20世纪，该党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686。）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鲁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的说大话的英雄，那么，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议员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第686页◎

    但是在这方面，据我判断，您反对中央理事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丹麦左派党（注：即农民党。——编者注）多年来充当反对派，表演着这一出有失体面的喜剧，不遗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注：指1875年开始的丹麦的宪法冲突。冲突的实质是组成议会多数派的农民党力图在宪法上限制国王的权力。组成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议会多数派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财政问题上。丹麦议会以宪法第49条关于未经议会决定不得征收任何税款为根据，从1877年起经常否定政府提出的预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便实行临时预算等等，广义解释宪法第25条，这一条授权国王必要时得以颁布临时法律。冲突一直继续到政府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894年达成协议为止。——687。）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并且可以看到，这个左派党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鲁普和好。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长此下去就要丧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于说到中央理事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行动方式，那么在1840 —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注：物质力量派是宪章运动两个派别中一派的通称。和道义力量派相反，物质力量派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宪章运动的独立性，防止宪章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危险。这一派的领导者是奥康瑙尔、哈尼、琼斯等人。——687。）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格的组织”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注：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这些变动发生于1889年9月，反映了党内不同派别的斗争。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中去掉了罗森堡、欣策、骚特和葛利克，选进了舍维奇、赖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这就导致了党的分裂，例如9月底和10月12日在芝加哥分别召开了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分裂的表现。由聚集在《纽约人民报》周围的党员召开的10月12日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映党的先进一翼的观点的新党纲。——687。）以后，当然未必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第687页◎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忠实于您的

    7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注：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有恩格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688。）

    　　1890年6月5日于伦敦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第688页◎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多少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第689页◎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运动又回到旧有的停滞状态，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距天壤。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熟悉一下……

    7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注：《德意志言论》是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1年至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1881年至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为月刊。——690。）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的评◎第690页◎论（注：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编者注），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注：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这一辩论的结束语。《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 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 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第691页◎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第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