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第718页◎

    8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注：1月20日《前进报》第17号详细报道了辛格尔就交易所税务法附则发表的演说。——编者注）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注：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717、719。）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第719页◎

    89.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注：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1893年2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准备写一本篇幅6至8个印张的详细的马克思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斯提供一些有关材料：(1)传记本身；(2)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特别是1847—1849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穆伊洛夫还请求恩格斯求给他寄去一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发表这本著作，那他就在国外把它印出来；但是施穆伊洛夫并未实现他的愿望。——720。），很遗憾，我只能略做一点：我没有时间做，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21）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197、720。），一部分是在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119）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180、720。）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写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编者注）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注：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页。——编者注）（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注：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第720页◎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注：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到拉夫莱（注：埃·拉夫莱《现代社会主义》。——编者注）和察赫尔（注：格·察赫尔《赤色国际》。——编者注），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愿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页。——编者注）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页—515页。——编者注））。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注：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这一辩论的结束语。

    《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注：《柏林人民论坛》（见注550）从1892年8月6日至12月24日发表了系列文章《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作者的名字——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蒂埃在最后一篇文章才出现。这组文章依据巴枯宁的材料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企图为巴枯宁派，尤其是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活动辩护（汝拉联合会是在1870年4月4—6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从瑞士罗曼语族区国际各支部中分裂出来的）。这组文章还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菲·贝克尔进行诽谤。特别是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10篇文章中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地方。

    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登完，就予以反驳。他于1892年11月15日把声明寄给奥·倍倍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4页）。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5—408页）。

    1892年12月24日，该报在最后一篇即第13篇后面还刊登了埃里蒂埃的答复。埃里蒂埃在答复中，以及在1892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反驳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给埃里蒂埃的回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0—12页。——721。），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本选集第1卷第54—61页。——编者注）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第721页◎（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注：指马克思在1857 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您的　弗·恩格斯

    90.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只要不是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围绕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注：见恩格斯1891年10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和9月2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3—196、304—308、464—468页）。——722。）

    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第722页◎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1/3，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3—5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

    现在来谈我们原来的题目。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 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来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民公社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有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有制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有制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第723页◎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本选集第3卷第339—342页），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该杂志第10期登载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后来又于1888年10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445、724。）。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1882年1 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51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别。——724。）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界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第724页◎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 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派·怀·罗·（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

    91.恩格斯致弗·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注：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1893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辛传奇》第1版中。——725。）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第725页◎一起工作40年之外，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第726页◎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第727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 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说一次当那些文章在《新时代》3 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注：威廉一世。——编者注）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作全德◎第728页◎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注：恩格斯改写《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和扩写德国史的愿望，因忙于《资本论》的出版及其他待写的文章而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8—460页。——729。）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的征服者代表外国的干涉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注：勃艮第大公国是9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弗朗什孔泰，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14至15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一起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年）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年）中战死。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729。）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第729页◎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94年

    92.恩格斯致朱·卡内帕

    　［1894年1月9日于伦敦］亲爱的公民：

    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20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注：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卡内帕来信的页边上写了这封回信的草稿。其中的一段引文，见本选集第1卷第294页。——730。）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注：但丁。——编者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注：《社会评论》是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1年至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作用。——730。）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第730页◎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21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作好准备，所以不能浪费时间。

    衷心问好。

    　　　 您的

    93.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第731页◎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第732页◎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第733页◎的枯燥的材料汇集（注：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编者注）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676页。——编者注）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9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4年3月6日于伦敦

    ……前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 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第734页◎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9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注：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掌握在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82）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735。）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它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在1876年费城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移民），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斗争在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政党。——735。）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固步自封，而且多亏海德门，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基·哈第。该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735。）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第735页◎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报《工人领袖》（注：《工人领袖》是英国的一家月刊，1887年起出版，最初刊名是《矿工》，1889年起改用本名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1893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1894年起改为周刊；在1904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基·哈第。——736。），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注：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736。）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注：地方自治是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736。）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选民的背弃，他很容易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议会中的席位（注：1895年7月12—29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选举结果，保守党人在下院获得150个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包括基·哈第在内，都落选了。——736。），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注：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诞生的时候向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极不值钱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独，海德门和基·哈第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而他装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第736页◎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正在风行起来。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注：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501、737。）：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注：指福尔马尔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589）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50号附刊(1)上。——737。），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注：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第737页◎和我们这里（注：指美国和英国。——编者注）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96.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注：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589）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738。）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通过争论消除甚至是确实存在的分歧，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在党分裂以前谋求党的统一。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并不总是不得不戴着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而且还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54号。——738。）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203、209、738。）。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注：指卡尔·格里伦贝格尔。——编者注）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的特殊的权◎第738页◎利，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他们要求党批准他们投票赞同国家预算和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攻击的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产生的必不可免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攻击的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国家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注：1894年11月23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73号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我们的内部状况》，作者可能是李卜克内西。紧接着该报在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讨论》。它实际上是社论作者的更正。其中写道，社论说的仅仅是“倍倍尔对整个协商过程以及党代会的思想水平……的悲观评论”，《前进报》编辑部对此是根本不同意的等等。——739。）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策略，这个策略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国家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么，他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上能够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第739页◎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注：《法兰克福报》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740。）中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作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欢欣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作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问题是要“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第740页◎

    9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在答复您上月14日来信时，对您惠寄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谨致谢意。这篇文章，我在亨·布劳恩博士好意寄给我的那一期《文库》（注：《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里已经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我很高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也看到对《资本论》（注：《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作了这样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对马克思观点的表述。尤其是第576和577页上关于价值概念的转述，我觉得谈得太远了一点。如果是我，那就首先对这一概念从历史上加以界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迄今唯一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经济阶段，即存在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其次，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有一个在概念上更狭窄的表述。可是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您所谈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但在第586页上您直接点了我的名，您这种用手枪顶住我的胸膛的惬意的做法使我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要您“相信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个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m/c=◎第741页◎m/c+v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时所借助的那些逻辑中间环节，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具有某种历史类似现象或某种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现实性，所以它们在下面的过程里也就获得了这种现实性：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应得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一点。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

    那么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第742页◎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们首先看看第三卷上册第153—156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5—198页。——编者注）的叙述，这些对您转述价值概念也很重要，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具有或曾经具有比您所赋予的更大的现实性。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注：1895年5月，恩格斯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3—1030页）。——743。）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第743页◎

    98.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于伦敦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为什么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释。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研究的状况，由于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只有从那里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第744页◎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它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一般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这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获得完全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实际上，利润率是根据各个企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 ……）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您可以举工资规律即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为例，劳动力价值只是作为平均数实现的，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总是如此，它在每一个地区，甚至在每一个部门，都随着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变化。或者以地租这种从被垄断的自然力中产生的超出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为例。就是在这里，现实的超额利润和现实的地租也不是绝对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

    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

    1.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第745页◎

    2.利润（包括地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a)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它在代数和中互相抵销；

    (b)由于库存货物（例如，当第二年歉收时，上一年收成的余额）的价值上涨而来的利润。这种利润如果不是已经被其他商品的价值下降所抵消，在理论上归根到底也应该平均化，因为，不是买进的资本家必须多支付的正好等于卖出的资本家多取得的，就是当问题涉及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工资终究必须提高。可是，这种价值上涨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在几年的平均数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的，显然要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才会出现；工人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十足的报酬；

    (c)剩余价值的总和，但是其中还要扣除送给买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那时过剩的生产会缩减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实际含量以内。

    由此就已经自然地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还要考虑到，总剩余价值和总资本都不是常数，而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变数。于是，很明显，利润率由∑m/∑(c+v)来表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经常与这种统一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切场合都是如此。

    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593 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第746页◎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注：耶路撒冷法典是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律文献汇编；该法典于12世纪下半叶完成。——747。）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决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在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关于第三卷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中，我也发现了这种削弱价值理论的倾向；他显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种稍微不同的答案。

    而您在《中央导报》（注：《中央导报》即《社会政治中央导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报；1892年至1895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出版者是亨·布劳恩；1895年同《社会实践报》合并后改名为《社会实践》。——747。）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注：康·施米特《〈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却很好，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由于它的量的规定性——同旧经济学的利润◎第747页◎率理论之间的特殊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证。那位著名的洛里亚自作聪明，认为第三卷中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注：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编者注），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完备的回答。现在有两个人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的拉布里奥拉和正在《社会评论》上同洛里亚进行论战的拉法格（注：指拉法格的两篇文章：《略驳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拉法格的回答》，发表于1894年10月16日和11月16日《社会评论》（见注579）第20和22期。这两篇文章是对某些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回答，这些经济学家支持洛里亚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发表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3集第55卷第3期）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的观点。——748。）。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罗马维克多－艾曼努尔大街251号），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文；另外再寄一份给保尔·拉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国塞纳省勒佩勒），这会给他提供必要的论据，他会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经就此写信告诉他们两人，说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对主要论点的现成的答案。如果您无法寄发这两份东西，请您来信告诉我。

    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第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