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连载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64）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写的。文章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组文章最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是以《从1848到1849年》这一总标题发表的，原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前三篇文章。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则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得到了阐述。）（注：马克思这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汉堡）第40期发表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启示》和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摘录。当年4月15日《大胡蜂周报》（加塞尔）第3期对该文发表了一篇评论。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2-264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创办的《体操报》上，刊登了约·魏德迈在马克思影响下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不仅写了导言，还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376。）

    《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21、398、544。） 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学究们，他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第398页◎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进行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注：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就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382、399、414。），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是一场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 日《新莱茵报》）（注：马克思《六月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页。——编者注）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第399页◎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第400页◎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184 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强迫法国实行共和制，6月25日把革命强加给法国。在6 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领导的，斗争胜利了，政权当然归他们。戒严使手足被缚的巴黎毫无抵抗地倒在他们脚下，而在◎第401页◎外省，则到处笼罩着精神上的戒严气氛，胜利了的资产者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农民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在下层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亦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那种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注：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1848年5月10日为了代替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为止。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律－洛兰是这个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396、402。） 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在新闻出版界是《改革报》（注：改革派指法国《改革报》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改革报》是一家法国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305、306、402。）。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一派赖以成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他们堕落成了三色旗派（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仆从，他们不可能迫使后者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每当后者的统治以及整个共和国看来受到反对共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开始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自己只有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法国一度把卡芬雅克当成自己的救星来欢迎，而当反共和派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取得独立地位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只容许这一派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第402页◎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分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集团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作罪犯来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 和五月十五日事件（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并调查社会主义各派和民主主义各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情况。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第403页◎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派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复仇了。这个人是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自由主义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浅薄无能的庸才，他不仅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丢掉内阁首相职位的革命家算账。这保证他决不会手软。于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案件，这个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 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深奥的刑事调查工作引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作了回答（注：《辩论日报》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

    所谓《辩论日报》的回答，指该报1848年8月28日的社论。——404、474、595。）：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创建罗马。国家的起源湮没在神话之中，而对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在5月15 日开始进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被废除；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大部分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为什么不干脆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重新施行了报纸交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他们急忙给旧日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日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开咖啡店的、开餐馆的、开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们奋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第404页◎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这位代理人拿着威胁性的通知单迎接他们：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为了对付他们，人们才需要去拯救这种财产，这样做为的是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的是那些给他们票据贴现的银行家，为的是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的是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重新变得稳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干练的神，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从2月起就像慢性病一样拖延下来的、似乎没有人去注意的破产，在6月以后被正式宣告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为维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现在，既然已经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和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如巴黎，过期的票据总值在2 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 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 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交过房租。◎第405页◎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罪责，那么小资产者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威胁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到2月24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这个问题曾以“友好协议”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圣但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者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又板起了面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 à l’amiable ——友好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可见，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资产者的民主派代表压了下去，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的经济意义，因为小资产者作为债务人被交给资产者这个债权人去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只许在完全成为资本奴隶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协议，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期间，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万塞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汇兑业者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大批破产造成的后果势必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而持续发生作用，因而势必再次破坏资产阶级的交易，同时因六月起义造成的耗费加大了国家的赤字，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卡芬雅克◎第406页◎和国民议会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得到的六月胜利果实是破产和清账，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注：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至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392、407、419、422。）得到的酬劳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社会的这些“年轻的救主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骑士——的沙龙里备受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报纸《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充当调停者，以便伙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仅仅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须被消灭”（注：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编者注）这句话过日子的；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注：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66、380、407。），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注：指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因波旁王朝复辟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与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见注173）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491。）上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407、595。）的。历史的讽刺竟使《国民报》的前外事编辑巴斯蒂德当上了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阶级曾一度相信，有了军事专政，同时就会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现在需要的兵士只是宪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老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着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的官位必◎第407页◎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L’argent n’a pas de ma?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也像制宪议会那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注：法兰西共和历是法国从1793年10月24日至1806年1月1日期间为取代格雷果里历采用的新历法。为消除基督教的影响，该历法日和月的名称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时令，如：雾月、收获月等。附在格雷果里历日期上的圣徒名字则代之以种子、树木、花卉和水果的名字。——408。），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于是，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 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和6月25日（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宣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第408页◎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进行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这时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　现在劳动权换成了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在友好协议问题上，三色旗共和派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这件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良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那么，还有哪个阶级留下来作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的共和派来重新巩固经济生活中的旧关系，◎第409页◎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则打算利用重新巩固起来的旧社会关系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经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安做共和国的部长，而不顾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也没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却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最狂热地拥护旧国家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把临时政府企图否定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于是，它所罢黜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合法的终身任职的异端裁判官身上大量地复活起来。

    法国报刊多方面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国二主——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被它认可享受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大理会这些矛盾。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只有在充当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时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他们认为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别的统治，总统应该由卡芬雅克继续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延续。他们希望把人民群◎第410页◎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充分玩弄这种权力，借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让他们时时面对六月事变时期的那种两难选择：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10月23日结束了。9月2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侏儒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100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600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5倍（注：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继承了犹太的王位。——411。）。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是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的象征，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第411页◎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Plus d’imp?ts,à bas les riches，à bas larépublique，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取消法国的一个政府而给了它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黎。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因为这个集团想把暂时性的地位作为宪法认可的地位固定下来，他们已经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412、611、658。）。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注：这句话引自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不过，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412。）。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第412页◎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用集中选票的办法剥夺制宪议会的最后决定权。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词，前者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词。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代言人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完全是一种示威；这既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抗议，同时又是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而脱离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派，即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山岳党在提名赖德律－洛兰为候选人时倒是一本正经的，这是它在愚弄自己时的一种庄严的习惯。而且，这也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派别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派别，而且还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使用1793年词句摆出蛊惑家姿态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于是，历来对1793年的迷信和历来对拿破仑的迷信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党觉◎第413页◎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不体面的逗趣可笑地打破了对旧革命做的经典式模拟。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职，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销自己不经法庭审讯而判处1 5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 日的法令，岂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12月10日，而是始于1804年的参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内阁不是始于12月20日，而是始于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缓和政府的更迭，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的这个选择是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昔日王朝反对派（注：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就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382、399、414。）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的过渡阶梯，现在由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阶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奥迪隆·巴罗是那个总是徒然争夺内阁位置而还没有精疲力尽的唯一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否认自己旧日的言论，并且最终成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被人民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持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瞥，就◎第414页◎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和人的自负。在他前面镜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并经常把他当作小学生看待的基佐；镜子里的形象简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这个基佐长着奥迪隆的前额，即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迈达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会士的法卢又作为文化部部长跟他这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注：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415、458、460、626。） 沆瀣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法、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都齐全了，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充当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统派尚加尔涅一人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员的任免，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只有老掉了牙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大地已经创造出来，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没有其他事◎第415页◎情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即使已经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它手中不是还握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国民报》派内阁取代了巴罗内阁，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制宪议会提供了一个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再合适不过的攻击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只坐了6天，到第七天，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葡萄酒税一起享有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在农民的眼中更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农民起义所拥戴的拿破仑就像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派资产阶级阴谋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罗内阁把这种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蛮横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1/3，从而使56 000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6　000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它对自己周围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理解了。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第416页◎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又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那个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寿命的长期决斗从此开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巨大事件，同时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现：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权、不许解散、通过实行普选权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是总统，按照条文，总统应当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际上，总统不仅同样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选票集中于一身，而且，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讲坛上、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的对立并不是宪制权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对立，不是行政权同立法权的对立，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而现在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像一个复辟的君主国，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以及它的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强行保持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完备的和典型的形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回归到它中间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着尚未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第417页◎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选举给一个名字加上它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当这种选举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12月10日废除了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方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国，才能用巷战和恐怖统治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派大众，——唯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才能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1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辞职。但巴罗内阁作为回敬，却建议制宪议会对自己投下最终的不信任票，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交给制宪议会，交给这个早在8 月间就已经决定在它颁布一系列补充宪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内阁中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为恢复遭到破坏的信用”，制宪议会必须解散。的确，制宪议会延长临时状态，而且使波拿巴跟着巴罗、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胁，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巴罗这位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变成了疯狂的罗兰，因为共和派让他等了整整一个“Dezennium”即10 个月之久才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夺去，而他连两个星期的福也没有享到。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对待这◎第418页◎个可怜的议会。他所说的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议会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巴罗又以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它没有能力在共和国周围确立那些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同它的资产阶级毅力同时受挫，它对保皇派的敌视态度同它的共和主义狂热一起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无法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议的同时，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其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让人们要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波拿巴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主张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式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后注释。这种鼓动在整个1 月份一直持续不断。

    制宪议会在同总统的冲突中，不能再说自己是普遍选举的产物，因为别人正是用普选权来反对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就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尝试过的那样用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注：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至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392、407、419、422。） 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别动队，这些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场（注：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393、419、636。）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在必须彻底取消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残暴地攻击国家工场一样，波拿巴的内阁在必须彻底取消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第419页◎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遣散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从民主制的组织被改成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境地，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又怎样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制性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改造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各派。已经发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革命运动的结晶又重新融解了；这些派别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又成了性质模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对于二月共和国的性质，他们本来就各持己见。转瞬之间，各派又采取了它们在2月时期的旧立场，不过没有抱着2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又来依靠《改革报》的民主主义共和派，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派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派（1月27 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联合），并在俱乐部里奠定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有理由把《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福适部长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取缔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紧急事项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这项紧急提案，而1月27 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把内阁交付审判这一◎第420页◎点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软弱无能，就是说明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抗议是软弱无能的；在这种时候竟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危机的每个紧要关头打出的那张大点数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于5月15 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也针对这个议会，准备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198重演一遍，想强迫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被告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对制宪议会，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者方面，从布朗基派方面找寻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最高法院，以此来刁难制宪议会。令人惊奇的是，怕失去内阁总理位置的焦虑竟从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杀人犯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对付总统和部长们时不得不诉诸起义，那么总统和内阁在对付制宪议会时就不得不诉诸政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宪议会。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取消自己的共和主义的合法名义。于是他只好拿出君主主义的合法名义，而君主主义的合法名义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合法名义，但这两种名义同正统的合法名义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与它势不两立的一方即正统君主国重新抬头，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2月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胜利◎第421页◎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君主国的名义。正统派知道时机对他们有利，就公然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可能指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把一次起义顺利镇压下去，内阁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如果发生一次起义，人们就可以借口维护社会安宁来解散制宪议会，就可以为了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态度，建议解散俱乐部，大张旗鼓地撤销50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别动队（注：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至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392、407、419、422。），尚加尔涅虐待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是起义毫无动静。起义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到了1月29日，这一天要对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进行表决。正统派（注：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奥尔良派（注：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396、422、622。）、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秘密活动，既起劲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这个交织着各种希望、疑惧、期待、愤慨、紧张和阴谋的中心——猛如雄狮的制宪议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时代精神的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好像是一个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处于戒严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作为必要界限◎第422页◎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它也只配采取这种报复办法。山岳党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让《国民报》派（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利用它来充当这出阴谋大喜剧中参与争吵的叫喊者。《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一月危机关系到制宪议会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关系到宪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件事涉及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宁愿放弃他们超然脱俗的意识形态，也不肯放弃在尘世间执掌政府权力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