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连载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64）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写的。文章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组文章最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是以《从1848到1849年》这一总标题发表的，原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前三篇文章。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则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得到了阐述。）（注：马克思这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汉堡）第40期发表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启示》和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摘录。当年4月15日《大胡蜂周报》（加塞尔）第3期对该文发表了一篇评论。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2-264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创办的《体操报》上，刊登了约·魏德迈在马克思影响下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不仅写了导言，还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376。）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且制宪议会还得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自己就曾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者。而俱乐部不就是要让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不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者的国家吗？俱乐部不就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十足的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那么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在各个具体场合对宪法进行解释和运用吗？既然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经因为戒严而被取缔，那么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难道就不能用法律来取缔吗？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宪法中的堂皇辞令来反对这样不加修饰地解释宪法。◎第423页◎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莱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取缔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专用的办公大厅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这时克雷米约先生在办公大厅里及时提醒，说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尾随其后。山岳党一直苦于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同样，它也一直在寻求合乎宪法的途径；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确当地体现宪法条文的精神。

    剩下的只有一点需要调整一下，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的制宪议会里气氛异常激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丢丑，法兰西共和国暗杀罗马共和国（注：指1849年5-7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到那不勒斯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当年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同年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424。），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点数王牌，赖德律－洛兰免不了在议长桌上放上一份控告内阁——而且这一次还控告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舰队到奇维塔韦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送到法国。教皇的任务是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来◎第424页◎拉拢神父，利用神父来拉拢农民，再利用农民来谋取总统职位。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说来是为选举做广告，同时也是对罗马革命进行抗议和威胁。这次远征包含着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在内阁，这就意味着教皇在罗马，并且是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稳住教皇，以便稳住总统的农民。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会怎么样呢！要恢复国王，必须先恢复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没有宗教，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对获得天国财富具有抵押权，这就保证资产者对获得农民土地具有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经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询，内阁予以否认，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项议程。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始终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不过，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的本◎第425页◎分，那么假装相信这种谎言，并以此挽回共和国的体面，就是国民议会的本分。

    这时，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以激烈的语气提出质询。但是内阁已经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不是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并陷落，就是法国必须向奥地利，从而也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注：公安委员会是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见注21）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426、439。） 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21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 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奇维塔韦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同意给内阁拨款120万法郎，作为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地中海三个月的经费。这样，国民议会就给了内阁干涉罗马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干涉奥地利。它对内阁不是观其行，而只是听其言。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已经落到了无权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所作所为的境地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大加赞扬。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第426页◎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基埃-坦维尔的角色，但这岂不是在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吗！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首脑；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就是实现宪法；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正在奋斗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给自己一点补偿，此后它便退出了舞台。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引起曾利用它作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轻蔑地扔在一边，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建树而将来又毫无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经常重提6月的胜利、重温6月的胜利，通过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镀饰自己的尸体。这些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因镇压六月起义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补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宪议会在临终时才决定取消葡萄酒税，它活像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庆幸给自己欣喜的继承者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信誉债。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鼓动。有两大集团相对垒：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派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第427页◎12月10日以后，当它可以把《国民报》派、即把资产阶级共和派从自己队伍中排挤出去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么，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代表他们阶级中拥有经济基础的庞大集团。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是把它当作自己小集团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派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派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只得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第428页◎看到，这些保皇派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在怒气冲冲、切齿咒骂中保存了共和国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享有统治本身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复辟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个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它以薪金豢养旧社会的一切玄想家，它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它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作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职员、文书、一切日常生活中从属于它的工作人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真正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残废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向立法议会输送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即山岳党，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第429页◎的社会主义代言人接近，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由于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他们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它们又再次采取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痛苦挣扎一度陷于瘫痪，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动荡。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日的案件（注：指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参加者进行的审判（见注198）。——430。），——在这次案件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像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在社会表面的，或者只能是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狄坦神；选举鼓动；处决那些打死布雷亚的人（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派警察对宴会运动进行的暴力干涉；保皇派的放肆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与制宪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下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第430页◎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

    军队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波拿巴的票，原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可望成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小军士，而他给军队带来的却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军士水平的大将军，毫无疑问，红党，即联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外省都会投票拥护它。赖德律－洛兰这个山岳党的领袖在五个省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如果说，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联合——无产阶级在6 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又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使它无力实行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入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谈家的怀抱，即投入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那么，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于是，山岳党就成了革命营垒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谅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内部的任何对立。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激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派内阁的压制，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期被屏于一边的山岳党也就抬起头来，并且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保皇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第431页◎相反，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制度。于是与卡芬雅克之流和马拉斯特之流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由于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热情的表现越是局限于在议会中进行攻击——提交控诉书、进行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话的极端措施，他们也就越是勇敢。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在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领导地位。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和纯粹的共和派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被选进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位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重演了5月8日的冲突。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然而不是去进行巷战，而只是上街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 月只不过是1848年6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画。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大人物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更伟大的战斗报告，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第432页◎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 日，补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1848年6 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1849年6 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演出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失败。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出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一出包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线条平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注：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二百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到惨重的牺牲，但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75、433。）。俄国入侵匈牙利（注：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

    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是为了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321、433。），普鲁士军队进攻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乌迪诺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经接近决定性的转◎第433页◎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在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强制性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的自由。宪法第54 条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注：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434。）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原定目标上来，可见它也同样坚决地禁止他们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这位宪法保护人向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发出了威胁性声明：“共和派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甚至诉诸武力！”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以强烈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一般议程。

    难道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又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虽然在制宪议会中有那么多经验却依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然不懂得宪法条文◎第434页◎应该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宪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吗？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神父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奥迪隆·巴罗一个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还应该认为自己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 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最终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专门列了一个条文，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文。但同时，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机构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机构的时候才出现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山岳党想让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前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借毁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毁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制宪议会曾经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不也是企图用类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当选无效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内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够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成呢？——况且当前◎第435页◎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行动。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经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军队并不拥护政府；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本身刚刚形成不久，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内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大权就会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中的莫过于看到议会的亡灵们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争斗。最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内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成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起事。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领导权；它对盟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疑虑重重，而且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还是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又因霍乱而人员锐减，因失业而不得不大批地离开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逼迫无产阶级进行拚死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 年的六月事件。无产阶级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丢丑，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第436页◎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考虑到可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已经成立好了，要让它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 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注：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主编）编辑部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437。）。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儿子安泰一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却成了非利士人（注：参看《旧约全书·士师记》第15章。——编者注）。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山岳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心，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注：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人民报》第206号上发表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437。）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留下来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已经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藏在他们的原则、藏在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第437页◎刊登出来（注：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438。）。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不受宪法保护”(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非是等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 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大道行进的列队游行；3 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途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违心的，这些呼喊声没有汇成雷鸣般的巨响，反而受到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的嘲讽。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山墙上出现了一个雇用的宪法使者，他拚命挥动他那顶受雇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滑稽可笑。大家知道，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大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集结于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工艺学校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小心的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第438页◎本身还阻挠人民构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结束。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么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纯粹典型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事变才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一般运动范围内，不由一般运动决定，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 年5 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 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注：公安委员会是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见注21）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426、439。）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戒严”。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的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被砍杀◎第439页◎得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内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谴责、罚款、停发薪金、暂停与会资格和监禁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方悬挂的不是利剑，而是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在甚至没有一点对抗的迹象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莱和鲁镇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擅自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在此之后，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嘉奖。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相继被解散了。

    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限度的报纸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无处不在；已经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职人员再次受到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少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外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充满着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宣布戒严的权利交给了政府，对报刊的控◎第440页◎制更严，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在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在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只是使词句生动而造作的腔调和姿态。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这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情假意地去讲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了。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认为复辟的日子在法国很快就要到来。秩序党各派头头们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即竞相在《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可能犯下的自由主义罪行，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土容克庄严地宣称自己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是因为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叹的，竟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所表现的自我牺牲与温和宽厚，而正是这种态度使人民取得了胜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是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个王朝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第441页◎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受到追究。在滑铁卢会战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人侵入法国，不像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　J’aime　 mieux　 la　 terreur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语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共和派的惯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都会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们进入罗马（注：马克思指的是由三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442。），以及随之而来的异端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6月的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一方面是由于一连数月的帮派闹宴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他们采用明显的讽刺手法，留下了一个由25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精英，如摩莱与尚加尔涅。这种讽刺手法比他们所料想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原来被历史判定去促使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倾覆，却又被历史注定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也就结束了。◎第442页◎

    巴黎的戒严解除了，报刊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君主立宪派小资产者的老的文字代表者《世纪报》（注：《世纪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19世纪50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443、461。）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文字体现者《新闻报》（注：《新闻报》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443、461。）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喉舌《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

    公开的俱乐部变得难以存在，秘密团体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被视为纯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产业工人协会，在政治方面也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脑袋砍了下来，留下的群众却有了他们自己的头脑。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罗马的卑鄙的兽行和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了白色。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毫无指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埃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孙子（注：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个疗养地。法国王位追求者（圣路易的孙子）、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443、612。），而大批亲近秩序党的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即提出立刻修改宪法的紧急动议。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才能修改宪法。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国民议会还不应当听听法国的呼声以牺牲宪法的贞操吗？国民议会对这些省议会的期望，同伏尔泰《亨利亚特》中的修女们对潘都尔兵（注：潘都尔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443。）的期望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会◎第443页◎这种令人厌烦的诱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注：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前往埃姆斯参拜而发生猜疑，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来往（注：克莱尔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指的是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444、612。）而疑虑重重，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理由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把他出卖给这个国民议会。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款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兰西民族负债簿上增添了700 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注：“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是马克思套用了切扎雷·博尔吉亚的座右铭“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博尔吉亚（1475-1507年）是意大利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以博尔吉亚为“新时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论调。——444。）

    内阁的第二个拨款要求是提供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第444页◎用，这更加剧了以波拿巴为一方同以内阁和国民议会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卫官埃德加·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出乎真意”（注：“出乎真意”(motu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445。），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内情，撩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最贱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的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注：见格·海尔维格《活人的诗》。——编者注）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对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认为您真正相信总统吗？“够了！够了！”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注：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确切些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第445页◎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迫使他立即为自己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而表示歉意，并使这两个提案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追求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回到法国来只是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分而生活的话，那人家会怎样看待他！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状况什么也没有赢得，而联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国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则是因为俗人的目光无法透过流亡的云雾认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议会，咨文用颇为粗暴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派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权，从而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他的努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再得人心了，那么秩序党本来就不得人心。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1850 年3月10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第446页◎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金融贵族在《通报》上宣布了对富尔德的任命，同时也就宣布了自己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成为其余各种复辟的补充，而且与它们一起构成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在所有的领域，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把各种君主国——正统王◎第447页◎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隐藏在后台的东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主国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难道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第448页◎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管理尽可能少些，官吏尽可能少用，尽可能少介入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会走这条道路的：随着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受各方面的威胁，它就必须越来越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当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能相应减少的。

    或者，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的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会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兑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秩序党中只有一个集团同金融贵族的垮台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第449页◎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并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同他们阶级的整个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还有谁比雇主，即工业资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是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本国范围内的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第450页◎财政制度：赞扬旧税制！保留葡萄酒税！撤回帕西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老大臣。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注：恩格斯在1895 年版上加了一个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对于帕芒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三年徒刑”。——编者注）的密友。帕西也曾称赞旧税制，他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蒙在国家赤字上的面纱。他宣称，如果不想让国家破产，就必须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曾经劝告赖德律－洛兰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又劝告立法议会保留国家赤字。他答应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 000万法郎，而短期债款却增加了2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由于金融贵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怀忌妒的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它当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样无耻腐败。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掩饰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的铁路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话题的国家证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还有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 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 日前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废除了1850年度◎第451页◎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竭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朗贝尔。他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无疑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可敬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法国农民想象魔鬼的时候，就把他想象成税吏。自从蒙塔朗贝尔把赋税尊崇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朗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赋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赋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第452页◎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履行他们对必须无条件纳税的人民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十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这项赋税，但是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见它从窗口飞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