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连载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64）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写的。文章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组文章最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是以《从1848到1849年》这一总标题发表的，原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前三篇文章。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则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得到了阐述。）（注：马克思这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汉堡）第40期发表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启示》和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摘录。当年4月15日《大胡蜂周报》（加塞尔）第3期对该文发表了一篇评论。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2-264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创办的《体操报》上，刊登了约·魏德迈在马克思影响下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不仅写了导言，还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376。）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因此，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便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这项赋税使人口在4 000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这样的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额。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既然使消费额减少，就会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1 200万。因此，一般百姓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作是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农民具有一种父子相传的特有的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第453页◎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的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是和别人一样的。但他过去又和别人不一样，他本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式偿付过的贡赋。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地是由他直接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上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上积聚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小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第454页◎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其他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押据时，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连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的总产品合计为5 237 178 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 200万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合计为1 685 178 000法郎，其中扣去55 000 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第455页◎1亿法郎付给法官，35 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0 700 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原产品剩下的只有1/3，合计为578 178 000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注：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因而禁止人们摘食。——391、456。）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里昂周围五个省的戒严，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第456页◎院（注：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编者注）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注：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死亡，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旺在36000票中得了20000票，以多数票当选。——457。） 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规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外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被加封为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市长的异端裁判官，使密探活动向各地蔓延，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镇长法案，在镇长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乡村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为四个帕沙辖区（注：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四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457。），并把兵营和野营作为民族沙龙强加给法国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一些使秩序党自己的目标落空的拙劣办法。重大的规定，如保留葡萄酒税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第457页◎雷电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规定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当时在每所茅舍中议论的中心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 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注：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458。）后，立刻又通过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咨文（注：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发表在1849年11月11日《通报》（见注185）上。——458。） 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注：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415、458、460、626。） 者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散发给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们不会再从人民手里夺过去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协议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刚被任命为省长的王朝老朽无能之辈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注：《拿破仑》是波拿巴派的日报，路易·波拿巴的机关报；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458。），这家报纸向公众透露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得◎第458页◎不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议会历次的不信任投票，执意保留自己的内阁；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同时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信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剩下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逐个笼络人心。梯也尔说了些关于“政变”和“冒险行动”（注：“政变”原文为“coups d’état”，“冒险行动”原文为“coups de tête”。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的威胁性的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否决他为私人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通过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使正统派方面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能干的奥尔良派又夺走了几乎一切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甚至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抬头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像一个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贵族丈夫的冷淡和鄙视一样。◎第459页◎

    我们已经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等阶层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从而被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派——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派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肉类与粮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派别即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要求在法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注：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415、458、460、626。）！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全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党的整个垄断！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派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本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骗人，而◎第460页◎另一些人则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82、396、402、414、423、440、461、595。）、《新闻报》（注：《新闻报》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443、461。）和《世纪报》（注：《世纪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19世纪50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443、461。）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屏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分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协作社；资本以集中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承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哪怕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也行，——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第461页◎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时，延搁已久的为填补6月13 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而安排的补充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遭到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令人讨厌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只要巴黎发生暴动，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不得不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注：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象征自由的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种植自由之树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国民公会还做了明文规定。——462。），以此向人民挑衅。结果是徒劳。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么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吓◎第462页◎倒了。国民议会则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对待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注：七月纪念柱是为纪念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在巴黎巴士底狱广场上建造的建筑物。1833-1840年建成。它是一根镀有青铜的考林莘式圆柱，高50米。上面刻有1830年七月革命中牺牲的504位战士的姓名；圆柱底部的地下墓室安放着在七月革命中殉难者的遗体。柱座的四只角上装饰着高卢雄鸡，柱顶立有青铜制作的自由守护神像。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圈。——463。）上取走不谢花花圈，也没有收到更大的成效。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骑兵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要他们上街，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接到的只是议长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党则在暗中幸灾乐祸，听凭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态度。

    无产阶级没有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因为他们正准备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能阻止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谋杀行动。维达尔是共产主义作家，以《论财富的分配》一书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从事过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这一派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第463页◎义。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一切反对都是枉然，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击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 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杀和放逐过六月起义者的人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地跟随着被放逐者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 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注：暗指武装起义，因当时巴黎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构筑街垒。——编者注）。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来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们的中立人物。如果他们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464页◎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罢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做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当局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驱走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发起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 000 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注：巴托罗缪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屠杀异教徒的事件。1572年8月23到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害了大批胡格诺教徒。——465。）！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经被摧毁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经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重弹它那非弹不可的老调。“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却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本身不需要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性的铁环。立宪共和国太不成体统了。我◎第465页◎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注：据希腊神话，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466。） 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伊利昂城，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希腊人（注：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双关语，原文grecs意为’希腊人’，但同时也有’职业骗子’的意思“。——编者注）那样潜入的，我们没有占领敌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

    可是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秩序党和资产阶级是对的。而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则承认自己是错的。把资产阶级统治看作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作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照这个逻辑，资产阶级现今已不在法国境内寻求支持，而在法国境外，◎第466页◎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支持。

    资产阶级选定法国本土作为第二个科布伦茨（注：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467。），它号召外国入侵，就激起了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它攻击普选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特殊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是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注：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64）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467。）杂志最后两期即第◎第467页◎5-6 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文中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1849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注：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写的。——编者注）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卢斯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 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 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 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 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 300万法郎（1 492万英镑）。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第468页◎是48 200万法郎，或1 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 600万法郎，或1 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 400 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 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注：见本卷第446-451页。——编者注）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 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 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 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 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 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注：蒲鲁东关于所谓“人民银行”的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报上，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469。）。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 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注：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比价，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469。）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第469页◎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 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第470页◎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选。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注：亚历山大·勒克莱尔是巴黎商人，他由于以国民自卫军的身分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471。），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 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第471页◎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官（注：《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它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472、654。）。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存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第472页◎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出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第473页◎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票据，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注：《辩论日报》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

    所谓《辩论日报》的回答，指该报1848年8月28日的社论。——404、474、595。） 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为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注：《国民议会报》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融合的观点。——474、654。）、《立宪主义者报》（注：《立宪主义者报》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474。）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注：指两个文件：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上的《告人民书》。——474。），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 页上写◎第474页◎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注：见本卷第447页。——编者注）

    不得已的共和派（注：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无止的磨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刀剑相见，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接吻（注：拉摩勒特式的接吻(BaiserLamourette)，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475。），——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依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 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它宣布绝大多数法国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第475页◎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决定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许给波拿巴的，而是许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注：《权力报》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476。）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议会党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 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把自己的信任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人组成保护共和国美德常设委员◎第476页◎会（注：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25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常务局11人，庶务3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477。），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他们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在国外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美德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注：指所谓的《威斯巴登宣言》，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特尔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维斯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这个声明在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477。） 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第477页◎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对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生反感，正像秩序党在反对人民时不会对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即选举法产生反感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第478页◎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邮政马车大批装载着十二月十日会（注：十二月十日会是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479、634、685。）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疲劳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他手下的虚弱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注：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一方与尚加尔涅一方的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分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第479页◎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入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嗾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第480页◎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作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穷于应付；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使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

    原文是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