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见注164）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

    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482。）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欢迎的短期掌权者，如临时执政者、三头执政、独裁者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军官、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新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注：指1640年-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而法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注：指1789年-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空前的斗争吗？中间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第482页◎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从远◎第483页◎处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个人（注：即1848年2 月2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能在 3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 3600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 600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11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3 600 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注：《论坛报》是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简称，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机关报。40至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年以上。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写于曼彻斯特，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写于伦敦，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484。）的读者说明1848 年德国革命必然发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无须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下一次、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么，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裕的中间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沦为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第484页◎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注：被法国兼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农奴制度同贵族、教士的特权，以及教会的房地产特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已被废除。——485。）。这种封建贵族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法国在50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丝纺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旧式的麻纺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在内地，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从16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者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者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这种统治权，但德国的中间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非常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第485页◎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中间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它的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中间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这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剥夺了，但中间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中间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都带来贸易立法方面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注：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境内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486。），对于德国商人和工业家来说，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拥有对嘲弄他们的表决权的大臣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重要得多。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多和贸易的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国家被36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在交通方面蒸汽的普遍采用，国内贸易中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它们全都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了，德国中间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领导德国中间阶级运动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之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第486页◎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的和封建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中间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第487页◎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中间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会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现在，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大不列颠的工业巨头是最好的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帮工，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500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伴随着差不多同样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刚爆发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往便利，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智力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中间阶级的积极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那么工人阶级的积极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第488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作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处于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中间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地区占据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自由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状况和英国的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村居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上面对在最近的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第489页◎明显的矛盾等情况的一大部分。当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交织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地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36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而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不错，德意志联邦（注：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490。） 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注：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160）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490。），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联盟（注：指1834年5月1日成立的关税联盟。由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单独组建而成。1854年该同盟瓦解，其成员并入关税同盟（见注247）。——490。），而奥地利则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3个独立的势力，而不是36个。当然，1814 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在下一篇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卷入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 月于伦敦◎第490页◎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间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注：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因波旁王朝复辟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与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见注173）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491。） 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中间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律师、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第491页◎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中间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年的事件（注：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和相继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和起义。——492。）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注：“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青年德意志”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其核心人物是古茨科、劳伯、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一批文人，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行宪制、解放妇女等等。——492。）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中间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中间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第492页◎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准确的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的最严重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前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1815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第493页◎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中间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屏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才，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3（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注：《柏林政治周刊》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历史法学派（见注3）的机关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反动的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494。） 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己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第494页◎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中间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很会打算盘，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中间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中间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第495页◎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注：《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496。），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15个月之后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注：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是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的。它们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原则从其成员中选举产生，组成纯粹的咨议性机关。——496。）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 年成立的。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注：联合委员会是普鲁士各等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机关，行使咨议职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10月18日至11月10日召集联合委员会会议，打算按照1820年1月17日颁布的《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来实行新的税收和获得公债。关于省议会等级委员会的情况，可参看马克思的《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56-360页）。——496。）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第496页◎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 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注：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成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1820年1月起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497。） （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 月国王就把所有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规定在◎第497页◎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中间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中间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第498页◎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注：指“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学说。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赫斯、海·克利盖等，他们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499。），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中间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低声地说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第499页◎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谄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中间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第500页◎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见注172）。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见注164）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501、519。）并因单独召开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注：哥达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城单独召开了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501。）的立宪派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中间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兄跑。小商人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01页◎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注：“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产生的、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派别。德国天主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反对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1859年，“德国天主教”与自由公理会合并。——502。）和自由公理会（注：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它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自由公理会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502。）。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一派的或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注：一位论派或反三一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宗教派别。一位论派运动产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最初在波兰、匈牙利、荷兰等国流行，17世纪以后又在英美等国出现。19世纪，一位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仪式，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了首位。——502。），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第502页◎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商人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1847年10月底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0页）。1848年3月，他们在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时，又把这个口号作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第一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503。）。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中间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第503页◎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中间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生意人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字。有哪个国家的中间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 月以前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注：即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前的中国。——编者注）◎第504页◎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生意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注：1846年2-3月在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恰好地爆发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505。）。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专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注：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在19世纪初依然极度拮据。当局曾想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年流通的钞票超过十亿盾，全值兑现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国家的破产。——505。）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第505页◎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注：神圣罗马帝国国徽。——编者注）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中间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下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第506页◎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他们决不让◎第507页◎它们进入奥地利。

    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中间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和它的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中间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第508页◎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中间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这些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的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人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一些政治知◎第509页◎识。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么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