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见注164）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

    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482。）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定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第540页◎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第541页◎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40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1200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举行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第542页◎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中间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25。)）。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第543页◎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 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注：1849年4月19日，奥军在纳迪-夏尔洛被击溃，1849年4月26日，奥军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当时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布达。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在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的斗争中也很不坚决。——544。）。而当1848年10 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21、398、544。），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注：《新莱茵报》（见注164）在1849年1-5月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匈牙利人民革命战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斗争》，发表在该报1849年1月13日第194号。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上，发表的是恩格斯的总结性文章《匈牙利》。——544。）。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煊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换。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的是维也纳人。◎第544页◎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的越少，说的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注：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第545页◎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注：兰开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兰开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兰开斯特学校。——546。）。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认为他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暖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第546页◎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

    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中间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第547页◎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它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无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的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大臣们都撤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四万大军进入柏林（注：实际只有13 000名士兵。——编者注）。市政当局◎第548页◎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注：1637年约·汉普登（下院议员，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税的权利。就汉普登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使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英国强行向美国输入缴纳高消费税的茶叶，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些冲突导致了美洲殖民地举行反对英国的起义。——549。）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注：指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继续在柏林召开会议，政府就无权动用国家的资金并征收捐税。本决议从11月17日开始生效。”（见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45号特刊发表的《不再纳税！》一文）。11月15日的会议是议员们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2月初，一部分议员，主要是右翼议员已集中到了勃兰登堡。12月5日，国王发布了关于解散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的敕令。至此，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即告成功。——549。）。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

    在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第549页◎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第550页◎些专员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职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生意人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第551页◎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作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第552页◎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第553页◎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么德国的职责就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注：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4、554、678。）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皇帝（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虽然各◎第554页◎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注：罗·勃鲁姆。——编者注）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第555页◎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课题。

    1852年4月于伦敦◎第556页◎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谈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工作情况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践踏它，普鲁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注：无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6月28日成立的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该政府没有财权、军权等任何实权；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国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557。） 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无聊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即将成为泡影。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行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么？不行，明智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会使德国成为一个共和国。“总统”么？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尊严。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做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注：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以至巴伐利亚君主这些二流人物；无论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能容忍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第557页◎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他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它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屏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注：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第558页◎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屏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暖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第559页◎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的可敬的议院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他们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完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这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 日的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滑稽剧，指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王出巡的盛典。与此同时还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当天他发布了《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等。——560。），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第560页◎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 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

    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中间阶级，尤其是小生意人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第561页◎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中间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因此中间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以便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奏和夏天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第562页◎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生意人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商人，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

    得到这两派——拥护君主立宪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商人——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会议（注：各邦君主会议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的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5月26日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个邦加入了这个协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议会由两院组成。“联盟”是一次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于1850年11月退出了“联盟”。——563。），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第563页◎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这个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注：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于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开。代表们明确主张重新召开第二议院会议，赞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反对勃兰登堡-曼托伊弗尔的政府。——564。）。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 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第564页◎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种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第565页◎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 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注：莱奥波德。——编者注）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第566页◎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注：丹东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第567页◎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们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后者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注：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讨论一个措词极为温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台。——568。）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于伦敦

    ［十八　小生意人］

    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 月初德国很◎第568页◎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主力，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下，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第569页◎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生意人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商人携手。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生意人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1849年五月起义（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生意人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

    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商人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第570页◎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累斯顿的小商人、“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

    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第571页◎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

    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四倍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四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在对付两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第572页◎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生意人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800 -900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150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100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第573页◎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的话算数，他们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 日-1849年5月30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第574页◎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第575页◎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这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查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十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中间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第576页◎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生意人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第577页◎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为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578。）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写于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原文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