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

    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第594页◎报》181，和《辩论日报》199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200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第595页◎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注：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王。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596。），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注：法国1830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

    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78-592页）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59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第596页◎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6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 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第597页◎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便消失了）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第598页◎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注：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ischeGefilde”，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dee’Elysées”谐音。——599。）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 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注：“兄弟，要准备牺牲！”(Frére,ilfautmourir)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闻名。——599。）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一进入克利希（注：1826-182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第599页◎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 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3/4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由于触摸一顶帽子而倾倒，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第600页◎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 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 月2日的近卫军（注：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601。）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第601页◎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注：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602。）。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注：见本卷第 433-467页。——编者注），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 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第602页◎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5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第603页◎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第604页◎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 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 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 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注：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他的近卫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605。）。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打击防止了这一打击。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战役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第605页◎啊！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注：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竟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宽大为怀的军队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注：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官员委员会。

    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利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提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中山岳派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606。）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第606页◎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 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 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1、607。）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注：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607。）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531、607。）、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和6月的日子（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第607页◎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注：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因此，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

    这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曾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后，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608。） 时◎第608页◎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注：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一本小册子《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个宣传运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609。）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注：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609。），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第609页◎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为议会贵族。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猎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第610页◎150 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412、611、658。）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第611页◎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注：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个疗养地。法国王位追求者（圣路易的孙子）、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443、612。），在克莱尔蒙特（注：克莱尔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指的是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444、612。），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第612页◎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 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它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第613页◎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第614页◎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V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 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注：这项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订的，它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除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6月13日起义后的第十天，提出了这项规则的草案（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第2174-2178页），经过多日的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

    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615。）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注：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见注25）在巴黎组织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罗马共和国的违宪行为。示威被警察和军队驱散。

    6月13日，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报纸编辑部遭到搜查，其中许多报纸被查封。

    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34名山岳派议员（其中包括亚·赖德律－洛兰、弗·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615。）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注：在巴黎1849年6月13日起义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最后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615。） ——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第615页◎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注：《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注：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是出自圣经传说的典故：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使久攻不破的耶利哥城墙随之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616。）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么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第616页◎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第617页◎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么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第618页◎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帐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第619页◎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注：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姆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620。）。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注：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620。）。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第620页◎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 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 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第621页◎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