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

    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

    四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注：1849年11月1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05号。——编者注）。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注：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奥尔良派（注：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396、422、622。）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第622页◎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的自由主义行动（注：所谓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是指教皇庇护九世1846年就职时实行大赦，在教会国家开始实行广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会国家实施立宪制并建立某种程度的世俗内阁等做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1版和1869年第2版中，此处都错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义行动”，1885年出版第3版时改为“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623。），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所补充。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第623页◎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作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第624页◎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们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注：制宪议会原来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取消葡萄酒税，但是在这个期限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意义的论述，见本卷第471页。——625。），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注：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国民议会讨论了教育法并在3月15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实际上是把学校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625。）。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注：《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2章。——编者注）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第625页◎义205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说是，不，就说不”（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第626页◎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注：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它也不能实现那种立刻危及财产、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编者注）。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第627页◎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 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残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第628页◎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注：拉·伊·卡诺、保·德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25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第629页◎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 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最高法院上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蔑视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这方面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作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第630页◎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3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 月31日，新选举法（注：新选举法即法国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3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项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631。）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注：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它大大提高了报纸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的新闻出版法是实际取消法国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631。）。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他们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第631页◎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 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 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1/5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第632页◎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1/5几乎提高到1/3。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皇室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万法郎。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第633页◎皇室费，但同意一次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 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 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注：十二月十日会是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479、634、685。） 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第634页◎个波拿巴派的将军（注：让·比·皮阿。——编者注）。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注：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后来除了革命者之外，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送到卡宴(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是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这里大批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635。)，从而以万能的方式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充分地显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编者注）。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注：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的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为他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称之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635。）。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第635页◎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注：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12）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

    　 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393、419、636。）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它的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第636页◎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的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第637页◎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注：指波拿巴派的报纸。爱丽舍宫是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638。）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注：1850年11月13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17号。——编者注），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第638页◎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第639页◎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注：1850年12月28日晚。——编者注）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第640页◎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注：1850年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上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就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可恶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注：欧·鲁埃。——编者注）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第641页◎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因为它如果要争斗，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那时它将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迷糊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第642页◎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犯宪法，而是违犯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第643页◎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注：欧·鲁埃、让·保·亚·施拉姆、罗·约·德福塞和阿·富尔德。——编者注）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 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紧急命令（注：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国报》。——编者注）（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个紧急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给他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第644页◎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注：1851年1月3日晚。——编者注），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注：比·茹·巴罗什、罗·约·德福塞、让·厄·杜·拉伊特、玛·路易·皮埃尔·费·帕略和欧·鲁埃。——编者注）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 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第645页◎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 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 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注：旧法国高等法院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设有这种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是高等法院没有实权，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作为法律登记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高等法院于1790年被解散。——646。），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第646页◎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注：比·茹·巴罗什。——编者注）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 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第647页◎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 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犯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以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第648页◎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把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180 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 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作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注：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年-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649。）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第649页◎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 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第650页◎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 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注：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2-3世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您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