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一篇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法国、英国、德国报刊的材料，巴黎来信提供的情况等等。最初，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发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但后来，巴黎形势的发展使他意识到，应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呼吁，于是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一宣言。4月18日后，马克思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页；本卷第87-122页载有初稿和二稿摘录），从5月6日起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 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说，第一版已销售一空，并建议再印2 000份。总委员会同意了马克思的建议，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2 000份。与此同时《法兰西内战》还由爱·特鲁拉夫于1871年7月1 日以传单的形式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增补了《附录》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变动：去掉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退出了总委员会），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通报说，第二版又已脱销。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于1871年8月初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印数1 000份，马克思在这一版中删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弗拉芒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丹麦文以及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了单行本。

    德译文是由恩格斯翻译的，1871年6-7月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号），1871年8-10 月在《先驱》杂志上摘要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翻译时作了几处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德文本，对文字作了一些订正。

    1891年，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导言和两篇宣言也都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文于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出版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经马克思校订过，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译过。——1。）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注：莱·弗兰克尔。——编者注）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第63页◎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注：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取得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注：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它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

    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有一座拿破仑铸像，铸像在复辟时期被取下，但在183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64。）。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准让面包行业的帮工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才仅仅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 000法郎，他们就对此大为愤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第64页◎时代；它的像宗教裁判官一样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一切来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叱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注：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42、65。）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怀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注：1871年5月5日《口令报》公布的材料揭露了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经调查发现，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女修道院有把修女长年监禁在小修道室里的情况，并找到了刑具。在圣洛朗教堂发现一个存放尸骨的秘密地窖，这是凶杀的证据。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也公布了这些材料。——65。），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的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注：威廉堡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随从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囚禁于此。为自己卷香烟是这些囚犯们的主要活动之一。——65。）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破产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注：布朗舍。——编者注）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据犯茹尔·法夫尔——他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第65页◎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心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确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种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注：在外地主（来自“absentee”——“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私囊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66。）、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像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与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第66页◎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国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注：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网球场，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编者注）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

    他对巴黎大主教（注：达尔布瓦。——编者注）说，硬说凡尔赛军队曾执行大批处决和进◎第67页◎行报复（！），这全是胡扯。他对巴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可憎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说公社的巴黎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 fileurs（注：法语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对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时从城里逃出的资产者的讽刺性称呼，因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68、75。）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 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麇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具有何等的世界历史意义啊！”——编者注）。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注：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流亡的贵族保皇党人策动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这里。——68。）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第68页◎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注：朱安兵原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公社战士把由沙雷特率领对公社战士作战的、怀有保皇情绪的一支凡尔赛军队称作朱安兵，这些人都是从布列塔尼招募来的。——69。），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佩带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注：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一支殖民地部队，起初由当地人和法国人组成，后来全部由法国人组成，但仍保持原有的东方服饰。教皇的朱阿夫兵指1860年仿效朱阿夫兵组织和训练的教皇警卫团，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制内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1871年，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69。）、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与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 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作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 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第69页◎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3月21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来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注：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1871年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工人占领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并选举了由5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足够的联系，终于丧失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工人于4月30日再次发动起义，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于1871年3月23日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选举。马赛的革命起义于4月4日遭到政府军队镇压。——70。），而他的乡绅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要把它淹没在狂吼声中。他作出这番勋业之后，就把“既成事实”降低为假定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明目张胆地破坏法律，准许他们在德勒从事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们无休止的会见当中所作出的让步——尽管谈话的口气和腔调总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来没有超出这样一个承诺：将来的报复对象仅限于：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1830年对待路易－菲力浦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昧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第70页◎严时期都是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注：指杜弗尔在1839年5月共和派秘密组织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期间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及其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派时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四季社筹划的巴黎武装暴动，由于没有依靠群众，并且带有密谋性质，因而遭到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扑灭革命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为内阁成员之一。

    1849年6月，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当时身为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发布一系列法令，以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71。）。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注：指国民议会1871年7月6日正式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此项法令使以前反动的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规定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实行严厉的惩罚，直至查封；此外还有关于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复职的法令；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并把没收财产之举定为刑事犯罪的特别法。——71。），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法审判程序加以简化（注：由杜弗尔提出并于1871年4月6日在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法庭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简化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部长有权直接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在48小时内即可结束。——71。），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当时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进行报复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采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除巴黎的阴谋之外，不存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第71页◎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35 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总共还占不到8 000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凯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凯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纱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婢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注：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不再禁止英国货进口，只是对英国货征收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而法国向英国出口的货物大部分可以免税。商约签订以后，英国货大量涌入法国，大大加剧了法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72。）。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作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作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第72页◎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作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5月8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任务就会适合他们的勇气和能力了。”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第73页◎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 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注：指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两度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统治的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拥戴的独裁者，在他专政的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政敌。他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而被处死。

    前后罗马三头执政（公元前60-53年及46-43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头执政是庞培、凯撒和克拉苏，后三头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三头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采取的行动一个阶段。三头执政广泛地采用了从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74。）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第74页◎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 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注：见1871年6月2日《旗帜报》第14613号刊登的《暴动之结局》一文，记者的这段话转引自爱·埃尔韦发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的文章。——75。）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佻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作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注：《巴黎报》是法国一家从1867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人中的奥尔良派。

    爱·埃尔韦的文章发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塔西佗的那段话引自他本人的著作《历史》第3篇第83章。——75。）

    埃尔韦先生只是忘记说，他提到的“巴黎居民”仅仅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蜂拥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注：法语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对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时从城里逃出的资产者的讽刺性称呼，因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68、75。），也就是已经“没落”的那个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第75页◎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月内所采取的温和宽厚态度，只有它在保卫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泄出来！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作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注：英美战争期间，英军占领华盛顿后，于1814年8月，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劫掠并焚毁了北京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76。），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第76页◎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作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注：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迪诺会战中，俄军被迫放弃并焚毁莫斯科，而且切断了拿破仑军队的后路，使之陷于饥寒交迫被围困的绝境而不得不引军后退。俄军乘机反攻，拿破仑军队溃败，仅2万余人得以逃生。——77。）。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胥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注：汪达尔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77。）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异教世界真正无价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为。就是这后一种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

    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注：达尔布瓦。——编者注）为首的64个人质啊！资产◎第77页◎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 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注：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与内讧，并扶助主子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横行霸道的雇佣兵和军阀的同义语。——78。）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作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第78页◎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1849年普鲁士无双议院（注：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作普鲁士的“无双议院”，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的“无双议院”（见注46）极为相似。根据这部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第一议院即“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1849年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79。）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替它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5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第79页◎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注：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是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80。）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1835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注：让·弗·欧·罗比耐。——编者注）这样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　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

    在颇有几分警察头脑的资产阶级心目中，国际工人协会自然是以密谋方式活动的，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个国家制造事端。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第80页◎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拉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尔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约·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尔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埃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讯书记：◎第81页◎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P·乔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　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第82页◎赶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　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　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注：《每日新闻》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起在伦敦出版。70至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83、177。）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注：《时报》是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61年起在巴黎出版。——83。） ——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气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注：《旗帜晚报》是1827年在伦敦创刊的英国保守派日报《旗帜报》的晚报版，1857年起在伦敦出版。——83。）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注：这封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这一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2、3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中，也曾单独发表在英、法、德等国许多家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92-394页）。——83。）：◎第83页◎致《泰晤士报》编辑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所有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编者注）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的1869年3月25 日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这种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注：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84。）。◎第84页◎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注：见本卷第15-21、22-32页。——编者注），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有人为茹尔·法夫尔预期前来伦敦一事进行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这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所有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注：见本卷第35-36页。——编者注），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注：《旁观者》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起初持自由派观点，后来奉行保守的方针。——85。）（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第85页◎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注：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弗里德里希此语是讽刺一些名为新教徒而行为比耶稣会会士有过之无不及的人。——86。）

    写于1871年5月下半月-6月初之间

    1871年6月中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 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第86页◎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注：由于传闻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法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地方公社，特别是里昂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中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87。）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注：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起义，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便乘机借助于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自己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47、87。）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的其他运动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让特罗胥和费里逃掉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注：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地位不稳。为了正式显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国防政府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政府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对居民施加压力，进行蛊惑性宣传，使自己仍然获得了多数票。——87。）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注：塔米西埃。——编者注）去职的机会，任命克莱芒·◎第87页◎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匪徒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义愤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注：梯也尔。——编者注）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第88页◎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健康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作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健康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第89页◎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 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第90页◎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职能；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务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第91页◎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屏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作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第92页◎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第93页◎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作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低贱的形式，它取代了中世纪的教会。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作集权化政府◎第94页◎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作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低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1848年5 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现已照此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能去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第95页◎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注：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巴黎出版的《号召报》第650号以及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着重号为马克思所加。——96。）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防止对外侵略的最可靠的保证，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为农民免除血税，消除所有国税和国债的最茂盛的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务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 按照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1/5。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第96页◎被公社一扫而尽； 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第97页◎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不仅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还厉行节约，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第98页◎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注：引自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交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该文载于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99。） 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10亿革◎第99页◎命赔偿金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如果神职人员领取的薪俸不再是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索，而是决定于他们自己宗教情感的“自发行动”，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第100页◎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第101页◎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制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