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一篇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法国、英国、德国报刊的材料，巴黎来信提供的情况等等。最初，马克思曾在1871年3月2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发表一篇告巴黎工人的宣言，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但后来，巴黎形势的发展使他意识到，应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呼吁，于是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一宣言。4月18日后，马克思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33-662页；本卷第87-122页载有初稿和二稿摘录），从5月6日起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35 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1 000份。1871年6月27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说，第一版已销售一空，并建议再印2 000份。总委员会同意了马克思的建议，不久便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2 000份。与此同时《法兰西内战》还由爱·特鲁拉夫于1871年7月1 日以传单的形式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增补了《附录》的第二部分。宣言的署名作了如下变动：去掉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退出了总委员会），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7月2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通报说，第二版又已脱销。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于1871年8月初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印数1 000份，马克思在这一版中删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注：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弗拉芒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丹麦文以及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了单行本。

    德译文是由恩格斯翻译的，1871年6-7月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 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第52-61号），1871年8-10 月在《先驱》杂志上摘要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翻译时作了几处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德文本，对文字作了一些订正。

    1891年，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导言和两篇宣言也都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文于1871年7月6日至9月3日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同年8月3日至10月21日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出版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经马克思校订过，他曾作了大量修改，把某些段落重新译过。——1。）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第102页◎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注：这里显然是套用了《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的标题。——编者注））。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健康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注：共和自由同盟指外省共和联盟，见注73。——103。），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　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作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 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主即富有的资本家对◎第103页◎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注：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générale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自己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反动时代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起类似的机构。——36、104。）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　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健康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第104页◎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的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1848-1851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它，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 des Paume （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注：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场。由于当时第三等级会议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遭到路易十六政府的反对，因此，第三等级的议员们举行宣誓，表示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场的宣誓成了18世纪末预示法国革命即将爆发的事件之一。——105。）！ 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第105页◎

    ——

    工人和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注：这个支部指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该协会的工人成分，吸收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对协会的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1870年3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106。） 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注：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编者注）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人民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第106页◎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注：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107、370。），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注：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107。）。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第107页◎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前面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第108页◎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注：1871年3月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其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在防御战争中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第109页◎破坏作用；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崇的警察伎俩（注：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刊登的一篇报道造谣说，国际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2-313页）。

    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一个处在酝酿中的政治团体，该团体鼓吹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报仇雪耻，挑拨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该同盟最终是否成立，情况不详。——110。） 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作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注：莱·弗兰克尔。——编者注）（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国“民族”产业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第110页◎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凡尔赛的《通报》（注：指《市镇通报》，该报是巴黎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版附刊形式出版。——111。）（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　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第111页◎思想影响。”（注：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编者注）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注：1871年4月19 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见1871年4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0号。——编者注）

    梯也尔先生在巡视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都已经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他们使凡尔赛议会具有了明显的特色，具有了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的性质，具有了“乡绅”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们当然以为，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像1814年和1815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隐名”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本派情绪的宣泄只不过给他们那种联想增添喜剧性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检查贝里公爵夫人身体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总统，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干的头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议会设在一◎第112页◎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领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权势。他们所要的是在法国实行反动的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即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个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第113页◎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作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作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作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的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第114页◎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注：伦敦《观察家报》1871年4月 23日第4170号。——编者注）

    （4月23日《真理报》（注：《真理报》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70年10月6日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115。））：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执行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

    写于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0-611页◎第115页◎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注：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第116页◎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贴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作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第117页◎

    像蟒蛇似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18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作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第118页◎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作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第119页◎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20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注：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20。），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低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低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第120页◎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 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僭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务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第121页◎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的公务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写于1871年5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原文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