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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之一）
*（注：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之后直接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其改良主义理论家关于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激烈论战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解决住宅问题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一篇是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号）上转载的几篇题为《住宅问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后来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蒲鲁东主义者、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荒谬的臆想。”恩格斯文章的第一篇的标题是《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写作时间是1872年5月7日至22日，发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和53号上。 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第二篇，标题是《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其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慈善家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述。这一篇刊登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号以及1873年1月4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3号上，也曾被1873年1月《人民意志报》3-9号转载过。） （注：第三篇是对米尔柏格的再次答复，因为《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于1872年10月26日在该报上发表了他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写完这一篇，并以《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为题发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12、13、15和16号上。 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全部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就由该报出版社在莱比锡分别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篇《论住宅问题》于1872年12月出版；第二篇《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于1873年初出版；最后一篇《论住宅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于1873年3月出版。 1887年3月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再版，标题是《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校订第2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131。）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为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版，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版）。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31、321、343、689。）撰写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注：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交付的50亿法郎赔款。——131、509。）；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还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 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 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第131页◎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地继续存在着。 正是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这种急性发作的住房短缺，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讨论“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符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让德国工人领悟到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注：指米尔柏格匿名发表的以《住宅问题》为题的六篇文章，曾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132。） 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作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见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这里我以埃米尔·萨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注：指埃·萨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编者注）为依据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家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注：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标题是：《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32。），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篇文章的产生经过。现在需要出新版，这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我在这里谨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校订了原著，作了个别的增补和注释，并在第◎第132页◎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注：见本卷160-161页。——编者注），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这次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注：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对。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7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洪峰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如果说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注：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内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这些编辑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露了巴枯宁创建的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建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33。）这个小小的核心正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第133页◎无政府主义前辈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族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族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在罗曼语族各国工人那里已经最终被排挤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来的使命，现在只能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用来表达其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重印出来，重新去批驳一个已经死去的对手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书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本来可以把这一切做得好得◎第134页◎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的代表。确切地说，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注：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派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135、716。）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愿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这部著作仍然适于用来反驳他们。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也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因此，人们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视情况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甚浓的国家里，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8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2、135、346、680。），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恰好辉煌地证明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为了制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但是，近20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解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事实上相当有保证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业或小耕作业◎第135页◎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房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同机械织机发生对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见到，而且在某种家庭工业作为农村手艺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图林根山和伦山一带，也到处可以见到。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卷烟业也已经作为农村家庭劳动而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某种灾祸，例如几年前在艾费尔（注：指拥有山地和大片沼泽地和荒地的艾费尔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宜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由力量单薄的小农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1882年艾费尔高原地区由于连年歉收和农产品跌价曾闹过饥荒一事。——136。）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大声疾呼要引进一种适宜的家庭工业，以作为仅有的解救手段。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完全的例外才能见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地区；在没有小农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支撑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会见到家庭服装业，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广大区域内，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普遍存在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中的各邦里，曾经是保证劳动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劳动阶级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基础。手工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和部分地在法◎第136页◎国，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37、440。）的劫难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重新努力赶上来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承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贡赋的重压，它并没有使从事织布劳动的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农民的那种很低的水平。但是，当时农村工业工人终究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生活保障。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一切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只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这样做。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的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工织机同机械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决出胜负来。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曾使工人过较好生活的那种状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园圃已经远不及那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流动生活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愿再陷入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的地位。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40年代，◎第137页◎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大路商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好样品后交劣等货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失灵；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规矩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方面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建立了大工业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工业是例外，它的生产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求），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现代工人由于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实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那样低得可怕。全家人从自己的小园圃和小块田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由于竞争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第139页◎ 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够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的、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价格，好似铅砣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况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取代了旧日的手工业，这里的一般工资水平也已经压得很低，所以情况变得更糟。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扩散到德国广大地区，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小农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服装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们的牲畜以及厩肥的堆集由于马尔克制度、共有的马尔克地产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到破坏而无法维持，这时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制地驱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抵押高利贷者的利息也无法靠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靠从事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这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广大地区发展。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了这样强劲的发展，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同时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进展是平静的、稳健的和不可阻挡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也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 然而，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虽然由于广泛发展而成为德国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同时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可是它们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准备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资本论》第1卷第3版第484-49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5-527页。——编者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德国几乎一半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地主大地产——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农◎第140页◎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么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难，那么德国一定会发起攻击，而形成“英勇军队”的农民子弟一定会英勇地助战。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小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态，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温床，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继续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想实现他们的理想却带来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事情，那我们是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1月15日和22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并载于1887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论住宅问题》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2-382页◎第141页◎ 论住宅问题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注：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第142页◎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那一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编者注））。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强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销。工人◎第143页◎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的身分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租房难的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厉害；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不是一种仅仅伤害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因为它伤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同样会在经济上受到某种抵销。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第144页◎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并且反过来又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分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第145页◎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烂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附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增值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第146页◎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必要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编者注））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第147页◎ “租赁合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动物躯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如果这一切交易都能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那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上的法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5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听任他的“法的观念”自由驰骋，并发表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供人欣赏：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第148页◎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书中）正好对18 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注：“惋惜埃及的肉锅”一语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惋惜埃及的肉锅”后来逐渐成了一句谚语。——149。），惋惜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惋惜“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第149页◎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第150页◎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第151页◎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个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 倍或10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下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赎买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第152页◎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通过这种交易来使用劳动力，让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辉煌的追求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第153页◎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担了上昂格尔小巷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11/180的所有权。以后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担了圣加伦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347/56223 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注：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154、614、732。），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第154页◎动交换市场（注：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155。）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100 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 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注：《解放报》是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1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的一部分文章是专为该报写的。——155。）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第155页◎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注：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 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第156页◎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 ——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分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第157页◎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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