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论权威》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1873年共和国年鉴》写的。

    从1871年起，恩格斯作为国际意大利通讯书记就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开始为《人民报》撰稿。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31日。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经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由于警察当局对《人民报》的编辑和撰稿人进行迫害，比尼亚米被捕，《1873年共和国年鉴》不得不推迟出版，恩格斯的文章因此而丢失。

    比尼亚米被释放重新回到编辑部工作以后，于1873年3月2日写信给恩格斯，希望恩格斯能将文章的副本寄去，或者另写一篇文章。恩格斯很快于3月8日将文章的副本寄出。由于手稿没有保留下来，因此无法确定，第二次寄去的文章是否与第一次寄出的文章在内容和文字上完全一致。

    1873年4月4日，比尼亚米又通知恩格斯说，载有恩格斯文章的《共和国年鉴》的印张被查禁。为此比尼亚米曾公开提出抗议，但坯版并未退回。幸而恩格斯第二次寄出的文章副本底稿并未丢失，因此，《共和国年鉴》上被查禁的那部分文章只好重新编辑并制版，这本文集只好再次推迟出版。最后，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注：恩格斯选择这一命题撰文可能直接受卡·卡菲埃罗一封信的影响。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用法文写成的，可能由比尼亚米译成了意大利文。自《1874年共和国年鉴》首次发表以后，1894年，依据该年鉴再次用意大利文以《论权威原则》为标题，发表在同年6月14日第15号《战斗》第1册上。

    《人民报》是由恩·比尼亚米主编的一家意大利报纸。1867年7月4日至1875年10月29日在洛迪出版；1875年11月1日至1883年11月1日在米兰出版；70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纸，1873年是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224。）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注：恩格斯这里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这些人在1872年8月4-6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以及1872年9月15-16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上，公开作出决议要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同时他们还擅自决定将在纽沙特尔（瑞士）召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一文中对上述两次会议作了详细的评述。——224。）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迫使我们不得不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办法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第224页◎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粗工把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而工作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细节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注：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3篇第3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225。）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作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第225页◎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以某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在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第226页◎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载于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