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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 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二）
*（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们对他们本国发生的革命事变所持的观点。他从分析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入手，得出了有关欧洲革命前景的结论，并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试图通过这组文章使德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把他们的斗争与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组文章于1874年至1875年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分别加了小标题。——235。） 四（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四篇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而写的，完成于1875年3月。这篇文章是对彼·尼·特卡乔夫的诽谤性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见注170）的答复。特卡乔夫的这本小册子同时也是针对德国工人的。他宣扬了所谓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的民粹派观点，尤其是他认为，俄国人民参加革命的准备远比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充分，俄国的村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特卡乔夫主张由秘密的革命组织在有利时机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批驳了特卡乔夫散布的盲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上。——261。）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根据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竟认为有必要和这样的对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注：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 《哨兵报》是瑞士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由海·格雷利希和雅·弗兰茨1869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编辑出版，1869至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261。）。这封信把这位特卡乔夫先生理应知道我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向德国工人提供了有关俄国状况的完全不真实的描述，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作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以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第261页◎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作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差别和重大的环境差别充分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像癞哈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注：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作“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打击，彼◎第262页◎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几下，但是主意？（注：“打击”的德文是“Schlge”；“主意”的德文是“Ratschlge”。——编者注）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引文。 此外，还据说，我“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确实也应该博得这样的称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单调乏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力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同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第263页◎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他们在暗处这样干的时候，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活动，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俄国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来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败坏作者自视为其代表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责骂，即所谓讽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辩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么这本身也决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作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第264页◎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列举证据来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已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么《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 学习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深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页）“知识——这确实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号召学习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称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知识的痕迹，那么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达到了他可能达到的这种最高的程度，决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充满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永远◎第265页◎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准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充分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作小卡尔·米斯尼克，而此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一听到学习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诗句 “他自己为自己赢得 他自己的全部无知”（注：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就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会指出，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为什么不这样干，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您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我和我的◎第266页◎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只是我们深信这一点，那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们就越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注：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编者注）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见鬼去吧，现在就该举事！——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报刊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报刊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就是这样崇尚一般文字宣传的。如果就细节来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根据，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斗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第267页◎ 你们看，我们越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越加陷入绝境，越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您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向他指示时刻，而来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知道人民随时都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0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得很久以后才干，也许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没完没了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知道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在于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么，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第268页◎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末了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声称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说要进行文字宣传，而连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厚着脸皮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而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革命需要现在就干，不然也许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据说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说话的人就叫作彼得·特卡乔夫！ 这套现在被轻蔑地抛弃的关于立即起义的大话，我称之为“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套大话竟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第269页◎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载歌载舞的快活日子来……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总是有节日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从早到晚随时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干少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什么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注：彼·拉·拉甫罗夫《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编者注）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作年轻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您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注：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编者注）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国外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第270页◎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那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诩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同谋者为根基的欺诈性密谋，即不去搞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从而被摧毁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放开喉咙演出一场四重唱，各自喊着：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套关于广泛进行的密谋的牛皮大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无非用来掩盖对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以及在革命党内进行充满野心的帮派活动的事实。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编者注），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原来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绘得还过于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注：指巴枯宁在1869年夏写的《革命者问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该问答的全文，并对它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1-477页）。——271。） 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变成我们◎第271页◎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讲，并且在适当时机确实也要讲。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这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个人的方面，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五篇是恩格斯概括论述俄国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对俄国，首先是对1861年以来俄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从探讨彼·尼·特卡乔夫的观点入手，表明了自己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俄国革命发展前景所持的态度。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恩格斯70年代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篇。列宁也曾指出，这是一篇“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它对俄国流亡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875年3月底至4月中旬，曾发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于1875年6月底或7月初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于1875年5月下半月为它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他指出：“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具有极大的意义”。这篇文章于1894年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这次重新发表时恩格斯又写了一篇跋（见本选集第4卷第437-451页）。——272。） 特卡乔夫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注：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的是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272。）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第272页◎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要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 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 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认为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本身所创造的国家来充当自身的体现者这样一种混乱的观点，也不去谈论说什么俄国的“社会形式〈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大胆的论断，也不去谈论认◎第273页◎定这个国家本身同据说是由它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毫不相干”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 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 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 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充当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后盾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交纳19 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交纳1 300万！贵族的土地收获量平均比农民的高一倍，因为在赎买徭役后接着分配土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而转交给贵族的，不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份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交纳土地税，交付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和分期偿付赎金以外，自从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第274页◎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交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专为高利贷者制造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阶段的贸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与此密不可分的欺诈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越来越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而且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实物工资制度十分盛行。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耗尽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实物工资制度，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第275页◎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近10年来那批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空前迅速发展并在最近的繁荣年代愉快“沾光”的大资产阶级，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颇有份量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俄国、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第276页◎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事实，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萨莫耶德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注：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v obArteljachvRossiji》（《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注：此文在1875年发表时接着还写有下面这句话：交易所也是一种劳动组合。——编者注）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领导（starosta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事业而建立的，事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真正的工业企业，即永久性的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第277页◎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么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以全体雇佣工人身分完全受雇于某个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起最可鄙的实物工资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雇用本团体以外的人作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土方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劳动组合本身应当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问题也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第278页◎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么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故乡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注：指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汉诺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279、339。）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能达到多远的境地〉深深地生长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的各种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些原则想把个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后者是较有教养的。”◎第279页◎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族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注：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280。）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状态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第280页◎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同这种状态竟“毫不相干”！——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不时在各个家长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每家各自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员间在富裕程度上的极大差异，而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详细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沉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转归地主；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用，不能保证他一家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第281页◎工谋生。（注：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注：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分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组成教派……抗税……建立强盗集团〈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第282页◎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有利于人民事业。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则“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早就去实现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农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我们设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么请问：一个12岁以上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第283页◎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还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在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在那里人们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3 000个兵士，在14 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编者注）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越来越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第284页◎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5部分于1875 年以单行本：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1、2和5部分载于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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