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特别是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了对杜林所持的批判态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以《一名新共产主义者》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及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注：恩格斯第一次针锋相对地反驳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页）一文，点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

    杜林体系对刚刚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产生了影响并在他们中间传播，这一形势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全力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世界观。

    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即从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该书的第一编大体上写于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

    该书的第三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时断时续，不能不说是杜林分子的影响所致。）

    （注：1877年7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出版，未加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3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后一版。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凯里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

    1878年10月底，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343。）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注：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47节附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第455页◎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

    自然，杜林先生对待历史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仔细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第456页◎

    19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纪还更加这样〈！〉”。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们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革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　那么要靠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那很少的几个千年，连同这期间的以往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以后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将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极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无论如何是一个经过极不寻常的选择的时机，借此才能利用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来为这些未来的千年制定种种规范。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

    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关于生活的个◎第457页◎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那一篇。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犹如不可遏止的涌泉从整整三章中喷流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

    “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　但是对于完全的〈！〉生活来说，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证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状况，而是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这样，生活的感情才得以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刺激才得以发展……　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说是停留在一贯不变的惰性状态并且好像是停留在同一平衡状态中的情况，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于验证存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习惯和可说是适应，使这种生活状况完全变成某种冷漠而无关紧要的、同死的状态没有特殊区别的东西。最多再加上无聊的痛苦作为一种消极的生活冲动……在停滞的生活中，对于个人和人民来说，对存在的一切热情和一切兴趣都会熄灭。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我们的差异规律中得到说明。”

    简直无法相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持续，会使任何一根神经和任何一个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换——这是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刚把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切感觉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而且，这一差异规律使得一整系列现象“完全得到说明”，而这些现象又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具体说明和例子，它们甚至对最平凡的庸人的理解力来说也是完全不需要说明的，而且没有因援引所谓的差异规律而清楚一丝一毫。

    但是“我们的差异规律”的深厚根底还远不止于此：◎第458页◎

    “年龄期的更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为说明我们的差异原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儿童、少年、青年和成年人对他们各自的生活感情的力量的体验，在他们所处的已经固定的状态中所得到的，要少于在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时期所得到的。”

    这还不够：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重复已经验证的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那么我们的差异规律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现在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种深刻的和根底深厚的文句为出发点的神谕式的胡话了。当然，杜林先生尽可以在他这本书的结尾得意扬扬地宣告：

    “差异规律对于生活价值的评价和提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对于杜林先生对自己的读者的精神价值的评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一定以为读者是纯粹的蠢驴或庸人。

    接着，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些极为实际的生活准则：

    “保持旺盛的总体生活兴趣〈对于庸人和想成为庸人的人倒是一项美妙的任务！〉的手段，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元素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同时，对于同样的状态，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刺激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存在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出现相反的扭曲，即这种紧张在最轻微的激动下就得到满足，并从而使一种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匀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界限以外”，等等。◎第459页◎

    如果老实人把一个拿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作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各种享受作合乎准则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去享乐。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业，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

    此外，杜林先生对于酒精饮料可能会稍为宽容一些。一个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如果碰到一个可怜的家伙一时过于贪杯，因而在寻找从动到静的桥的方面同样白费了力气，那么，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宽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第460页◎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作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作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第461页◎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422-423页。——编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第462页◎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376、427页。——编者注），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附图：。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附图：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附图：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第463页◎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当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么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色……　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在〈往后的〉两卷（注：马克思在撰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从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起，马克思的计划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2册和第3册构成一卷即第2卷（参看《资本论》第1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第2册和第3册，作为第2卷和第3卷。最后一册即第4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464、558。）中，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第464页◎

    不过，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在这里我们涉及的还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是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对该书内容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介绍（注：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465。），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一一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第465页◎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决不会硬去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一个叫作休谟的人称为学界小人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相容”。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作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

    “例如，由于引证了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第466页◎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第9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1页。——编者注）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8小时，而其余的4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8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4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注：《资本论》第1卷第9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叹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第467页◎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0℃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第468页◎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注：《资本论》第1卷第11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编者注）

    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注：《资本论》第1卷第9章脚注(205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3页。——编者注）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扮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

    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原理”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第469页◎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附图：　——正烷属烃系列

    附图：　——伯醇系列

    附图：　——一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2，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附图：——甲酸——沸点　100°　熔点　1°

    附图：——乙酸——沸点　118°　熔点　17°

    附图：——丙酸——沸点　140°　熔点　-

    附图：——丁酸——沸点　162°　熔点　-

    附图：——戊酸——沸点　175°　熔点　-

    等等，一直到附图：三十烷酸，它到80°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附图：中：最低的是甲烷附图：，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附图：，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熔融，在278°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附图：，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第470页◎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便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 000 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 500个马木留克兵。”（注：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蒙托龙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被俘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一文中直接采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20页）。——471。）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可变化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第471页◎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基础合拍，或者不如说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第472页◎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地，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注：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引用的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1872年）。这里所引用的段落，在德文第4版中有一些改动。——473。）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 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第473页◎间进行分配。”（注：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141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完全不能正确引证，连一次例外都没有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人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正确引证的，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这样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所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第474页◎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相对立，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那么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使我们几乎不得不假定，他在这里是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地——马克思的思想的。

    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 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作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注：见本选集第2卷第267-270页。——编者注）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地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第475页◎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8-269页。——编者注）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这种归根到底把一切都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第476页◎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注：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9页。——编者注）。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第477页◎人们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像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像莱布尼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当中引起的慌乱，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乱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四十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满烦恼，在杜林先生看来，它就像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破烂，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或30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100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培育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第478页◎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进这种完善化。——像大麦粒的情形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通过力学作用变成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值，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a乘－a，那么我们就得到＋a（的平方），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值，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正a自乘得出a（的平方）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a（的平方），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第479页◎种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a（的平方）中，使得a（的平方）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a和－a。要摆脱被否定了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之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dy/dx，即x和y 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0/0，可是这0/0是y/x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像差不多200年来它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么除了否定x和y 之外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来否定它们，即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当作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第480页◎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式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第481页◎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20年的事。（注：指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见注252），写于1754年。恩格斯在后面所引用的是这一著作（1755年版）的第2部第116、118、146、175-177页。——482。）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作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注：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90-591页。按照海克尔的分类，Alali是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i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确切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了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482。）。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　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第482页◎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的出发点相遇（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　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前进”。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么，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16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论肤浅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落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 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确是一个有趣的、有益地扩展眼界的场◎第483页◎面！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作出这种对立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我也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a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a，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注：“determinatioestnegatio”这一用语的意思是“规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亦即“任何规定即否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较多，因此为人们所熟知（见《哲学全书》第1部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484。）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第484页◎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应该从勤学中得到。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注：参看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编者注）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第485页◎么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a×－a不等于＋a（的平方），而微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违者必究。

    十四、结论

    我们现在结束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暴露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样一种迷信：这些“基本形式”或逻辑范畴，在它们应当“运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第486页◎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正义的领域中，现实哲学对卢梭的庸俗化，并不比前面对黑格尔的肤浅化更成功些；在法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总是保证要提供相反的东西，还是表现了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律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的实施范围相重合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答允要在自己的强有力的变革运动中向我们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现在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正像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的基础”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已经被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由于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于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注：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充满了庸人气味，这说明他为什么对歌德的浮士德义愤填膺。的确，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作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第487页◎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下流的江湖骗子，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简直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作江湖骗子，而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那是谁呢？◎第488页◎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第489页◎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徭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还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这种变革使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起来。——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则必然要使他们产生出来。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第490页◎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第491页◎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注：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492。），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第492页◎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注：见本卷第355-357页。——编者注），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第493页◎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像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18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作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各种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伸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上（注：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除该编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2版。——494。）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

    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据的是更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高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灭一根冒着烟的蜡烛一样（注：“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灭”的意思。——编者注）。◎第494页◎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的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里才能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翻译成拙劣的社会主义语言以外（注：见本卷第438-44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到，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第495页◎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到达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他书中以下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相并列，把它当作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出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不能不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的时候。在分配终于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以发生了。

    同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