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作者: 卡尔·波普尔 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Knowledge and the Shaping of Reality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orld 我的讲演题目的前半部分不是我选择的，而是阿尔普巴赫论坛「Alpbach Forum］的组织者选择的。他们的题目是：“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我的讲演共有三个部分：知识、现实和通过知识对现实的塑造。第二部分论述的是现实，这个部分特别长，因为它作为对第三部分的准备包括了许多内容。 1．知识 我将首先谈知识。我们生活在非理性主义再次流行的时期。因此，我想首先声明，我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最重要的知识——尽管我决非认为它是唯一的知识。科学的主要特征如下： 1．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实践问题的例子是医学与可避免的痛苦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成功，然而它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无意结果：人口爆炸。这意味着另一个老问题又迫在眉睫：节育的问题。医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我们最伟大的成功正是以这种方式导致新的问题。 宇宙论中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的例子是，如何进一步检验引力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研究统一场论。在理论翔实践上都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对免疫系统的连续研究。一般地说，一个理论问题在于对未加说明的自然事件提供一种明白易懂的说明的任务和通过它的预言检验说明性理论。 2．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 3．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人孰无过。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真理和确定性。人孰无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与错误搏斗，而且意味着，甚至当我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确信我们没犯错误。 在科学中，找们犯的一个错误——一个差错－－本质上在于我们把不正确的理论看作是正确的。（远为少见的是，它在于我们把一种理论看作是错误的，尽管它是正确的。）因此，与错误、差错作斗争意味着寻求客观真理，尽一切可能发现和消灭错误。这就是科学活动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真理；更多的真理，更有趣的真理，更易解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以确定性为目标。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难免有错，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永不会完全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这也可表述如下： 有不确定的真理——甚至我们认为其错误的正确陈述—一但是没有不确定的确定事物。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简直不值得寻求确定性；但寻求真理却非常值得，我们主要通过寻求错误来这样做，以便我们能纠正它们。 因此，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 当然，有人会问我如康德「Kant］所称的“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884页），除去真理是“知识与客体相符”外（《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Reason］，第二版，第 82页及下页。’），他拒绝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回答。我要说与此十分相似的话：如果一个理论或陈述的内容与现实相符，它就是正确的。我想对此再补充三句话： 1．每一个明确地系统阐述的陈述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2．因此，正确陈述与错误陈述恰恰一样多。 3．每个这样的明确陈述（即使我们不确切知道它是否正确）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否定。由此也可见，把真理等同于明确的或确定的真理是错误的。必须严格区分真理与确定性。 如果你被传到法庭作证，你就被要求说明真相「truth，在英语中与真理是同一个词。——译注〕。无可非议，人们认为你理解这个要求：你的供述应与事实相符；它不应受到你的主观信念（或别人的主观信念）的影响。如果你的供述与事实不符，你不是说了谎话就是出了错误。但是，如果你说了下面一番话，只有一位哲学家——一位所谓相对主义者——会同意：“不，我的供述是正确的，因为我说的真相不是指与事实相符。我遵照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见，是指效用；或者遵照许多德国和美国的社会哲学家的意见，我说的真相是指被接受的事物；或者社会所提出的事物；或者多数人，或者我的利益团体，或者也许电视所提出的事物。” 隐藏在“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后面的哲学相对主义可能打开了通向邪恶事物的道路，例如，用欺骗的宣传煽动人们去仇恨。那些代表相对主义主张的人可能大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应该并能够看到这一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到了这一点， La Trahison desClercs[《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也看到了这一点。 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我认为，一些哲学家为之辩护的人们所宣称的真理的相对性源自对真理和确定性的观念的混淆，因为就确定性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谈论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即，谈论更大或更小的可靠性。确定性也在它总是取决于关系重大的事物的意义上是相对的。因此我认为此处发生的是真理与确定性的混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这一切对于法学和法律实践非常重要。“有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的警句和由陪审团进行审讯的观念表明了这一点。陪审员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所面临的案件是否仍有疑问。凡是当过陪审员的人都会懂得，真相是客观的事物，而确定性却是主观判断的问题。这就是陪审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 当陪审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个“约定”——这就称作“裁决”。裁决决非是任意的。尽其所知，凭着良心，努力发现客观真相，这是每一位陪审员的职责。但是同时他应意识到自己的可错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如果对于真相有合理的疑问，他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这个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从寻求真相到用语言系统阐述的裁决的过渡是决定的问题，裁断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是如此。 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一切无疑会使人们再次把我与“实证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联系。这对于我无足轻重，即使这些词语正被用作骂人的话。但是，使用这些词语的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就是歪曲事实，这对于我却很重要。 尽管我赞美科学知识，我却不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因为唯科学主义教条地维护科学知识的权威；而我却不相信任何权威，一直反对教条主义；我继续反对它，尤其在科学中。我反对“科学家一定相信他的理论”这一命题。就我而言，如E．M．福斯特[E．M．Forster]所说，“我不相信信仰”；我尤其不相信科学中的信仰。我最多相信，信仰在伦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这里，也只限于几个例子。例如，我相信，客观真理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伦理学的价值，也许是最大的价值——冷酷是最大的邪恶。 正是由于我认为，不相信现实，不相信人类和动物的苦难的无限重要性，不相信现实和人类的希望与人类的善良的重要性，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我也不是实证主义者。 关于对我的另一种谴责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这个谴责是，我是个怀疑论者，因此我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在胡言乱语（根据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Trac－tatus]6．51）。 就我否认（非重言式的）真理的普遍标准的可能性而言，把我说成（古典意义上的）怀疑论者的确是正确的。但是，这也适用于每一个有理性的思想家，比如说康德或维特根斯坦或塔尔斯基「Tarski」。像他们一样，我接受古典逻辑学（我把它解释为批评的原则，即，不是解释为证明的原则，而是解释为反驳的、elenchos「反驳论证］的原则）。但是，我的主张在根本上不同于当前通常称作怀疑主义的东西。作为哲学家，我对怀疑和不确定性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是主观的状态，因为很久以前我认为对主观确定性的寻求是多余的而予以放弃。令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对真理的寻求中喜欢一种理论而不喜欢另一种理论的客观上的批评的理性根据。 我十分确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现代怀疑论者说过与此类似的话。 我对“知识”这一主题的谈论至此暂告结束。现在我把话题转到“现实”的主题，以便可以最后讨论“通过知识对现实的塑造”。 2．现实 Ⅰ 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一些部分是物质的。我们生活在人类只是最近——在我生活的八十年中——才征服的地球的表面上。我们对它的内部有一些了解，这里强调的是“一些”。除地球外，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物质客体。地球连同太阳、月亮和星星为我们提供了宇宙「universe，cos－mos］的最初观念。研究这个宇宙是宇宙论的任务。一切科学都为宇宙论服务。 我们在地球上发现了两种客体：生物与非生物。两者都属于物质世界，属于物质事物的世界。我将把这个世界称作“世界1”。 我将用“世界2”一词指我们的经历的世界，尤其是人的经历的世界。甚至世界1和世界2之间，即物质世界和经历世界之间这种术语上的和暂时性的区分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然而，我用这个区分所意味的不过是世界1和世界2至少初看上去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包括它们可能的同一，当然是我们需要用假定来研究的事情之一。在它们之间进行词语上的区分并不预先判断任何事情。提出的术语的要点是便于对问题作出清楚的系统阐述。 动物可能也有经历。有时人们怀疑这一点；但是我无暇讨论这些怀疑。一切生物，甚至阿米巴，完全可能都有经历。因为如我们从梦幻中或从发高烧的或有相似情况的病人口中得知的那样，有关于迥然不同的意识程序的主观经历。在深度无意识甚至无梦的睡眠的状况下，我们完全失去了意识，随之也完全失去了我们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也存在无意识状态，这些状态也可以包括在世界2。也可能还有世界2和世界1之间的过渡：我们不应教条地排除这些可能性。 因此有世界1，物质世界，我们把它划分为生物和非生物，它尤其包括诸如应力、运动、力和力场之类的状态和事件。有世界2，一切有意识的经历的世界，我们可以认为，还有无意识的经历的世界。 我说的“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物的世界。世界3，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诸如书籍、交响曲、雕塑作品、鞋、飞机、计算机之类的事物；也包括十分简单的物质客体，它们十分明显地属于世界1，例如有柄小平底锅和警棍。人的心理活动的所有计划的和深思熟虑的产物都被划归世界3，即使它们大部分也可以是世界1客体，这对于理解这个术语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用这种术语说，我们的现实由三个世界构成，它们相互联系，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也部分地相互重叠。（此处“世界”一词显然不是用来指宇宙「universe或cosmos」，而是指它的组成部分。）这三个世界是：客体与物理状态、事件和力所构成的物质的世界1；经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事件所构成的心理的世界2；心灵产物的世界3。 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些哲学家仅仅以为世界1是实在的，他们是所谓唯物主义者或物理主义者；还有的哲学家仅仅认为世界2是实在的，他们是所谓非物质论者。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过去或现在仍在这些唯物主义的对手之中。最著名的是E.马赫［Ernst Mach」，（像在他之前的贝克莱主教〔Bishop Berkeley」一样）只把我们的感觉印象看作是实在的——尽管也许不总是如此。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但是他解决物质理论中的困难的方式却是设想物质并不存在：尤其是，他坚持认为既无分子也无原子，认为这些心理构想是不必要的、非常令人误解的。 还有所谓二元论者。他们认为物质的世界1和心理的世界2都是实在的。我更进了一步：我不但假定物质的世界1和心理的世界2是实在的，当然，因此人类心灵的一切物质产物，例如汽车或牙刷和雕像是实在的；而且假定既不属于世界1也不属于世界2的心灵产物同样是实在的。换言之，我假定存在着世界3的非物质的居民，它们是实在的，非常重要的；例如问题。 世界1、世界2、世界3的顺序（如这些数字所表明的）与它们的年龄一致。按照我们的猜想性知识的目前状况，世界1的非生物部分是最悠久的；然后出现了世界1的生物部分，同时或晚一些出现了世界2，经历的世界；然后随着人类的出现有了世界3，心灵产物的世界；即人类学家称作“文化”的世界。 Ⅱ 现在我想更详细地逐个讨论这三个世界，首先是物质的世界1。 既然我现在的主题是现实，我想首先说一下，物质的世界1有资格被看作是我们的三个世界中最明显的“实在的”〔real」。我这样说实际上只意味着“现实”[reality]这个词首先通过被应用于物质世界而获得了它的意义。我的意思仅此而已。 当马赫的前辈贝克莱主教否认物质客体的现实性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我这样反驳他”，同时用尽全力去踢一块石头。他是想用石头的阻力证实物质现实：石头向回推！我这样说意味着感到了阻力，作为反冲的现实，一种斥力。尽管约翰逊当然不能以这种方式证明或反驳什么，然而他却能够表明我们如何领会现实。 儿童通过结果，通过阻力了解实在的东西。墙壁、栏杆是实在的。任何能拣起来或者是放在口中的东西是实在的。首先，阻碍或与我们相反行动的东西是实在的。固体的物质事物给予我们中心的、最基本的现实概念，这个概念从这个中心扩展开去。于是我们把一切可改变固体的物质事物或能对它们起作用的事物包括在内。这首先使水和空气成为实在的；还有具有吸引力的磁力、电力与引力；热与冷；运动与静止。 因此一切能够作用于我们或其他实在事物并能被反作用回的事物，例如雷达；或任何能对我们或对其他实在事物产生影响的事物，都是实在的。我希望这是足够清楚的。它包括地球和太阳，月亮和星星。宇宙是实在的。 Ⅲ 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钦佩唯物主义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伊壁鸠鲁［Epicu－r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他们是古代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迷信的反对者，人类的解放者。但是唯物主义超越了自己。 我们人类熟悉一种结果：我们伸手去够一个客体，例如开关，并按压它。或者我们推或猛推一把扶手椅。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现实只由物质事物构成，它们通过压、推或通过接触的行动相互作用。有两种唯物主义的变体：首先是原子论，它教导说小得看不见的微粒相互连结，相互碰撞。微粒间有空隙。另一种变体教导说没有空隙。事物在一个“充满的”世界中运动——也许充满“以太”——很像装满茶叶加以搅拌的杯子中的茶叶。 没有不可理解的或不熟悉的操作方式——只有压、猛推和推；甚至拉和吸引也可以按照压推来解释：当我们用皮带拉一条狗时，那么实际上结果是它的颈圈对它施加压力或推它，这对于这两种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皮带的行动就像链条，它的链条相互压或推。拉和吸引，必须以某种方式由压来解释。 这种压和推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被其他一些人提了出来，一名的是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它随着引入力的概念而发生动摇。首先是牛顿［Newton］的引力是远处发生作用的吸引力的理论。然后是莱布尼兹[Leibniz]的理论，他表明，如果原子是穿不过的，能够推的，它们一定是推斥力的中心。然后出现了麦克斯韦［Maxwell］的电磁学理论。最后，甚至推、压和通过接触的行动也由原子的电子壳层的电推斥力加以解释。这是唯物主义的终结。 取代唯物主义的是物理主义。但它们完全不同。唯物主义认为我们日常的压推经历解释了所有其他结果从而解释了全部现实的世界，取代它的物理主义则是这样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用微分方程，最终用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例如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宣称不可解释的和（如玻尔反复强调的那样）不可理解的公式，来描述种种结果。 现代物理史可以由下面的、过于简化的方式来描述：唯物主义随着牛顿、法拉第［Faraday］和麦克斯韦而悄然消亡了。当爱因斯坦［Einstein］、德布罗伊［de Broglie］和薛定谔[Schrodinger]把研究方案针对对物质本身性质的解释的时候，它超越了自己：用振荡、振动和波；不是物质的振荡，而是由力场构成的非物质的以太的振动来解释。但是这个方案也陈腐了，被更抽象的方案所取代：例如把物质解释为概率场的振动的方案。在每一个阶段，各种不同的理论都极其成功。然而它们被更成功的理论所超越。 粗略地说，那就是我所称的唯物主义的自我超越。它也正是物理主义完全不同于唯物主义的原因。 Ⅳ 要描述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发展起来的迅速变化的关系需要的时间过长。但是我要指出，从现代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观点看，可以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描述同样的情况。一种描述方式是传统的；然而，另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在两者中是更好的。 达尔文主义通常被看作残忍的哲学：它描绘“大自然的牙齿和利爪沾满鲜血”；即，它描绘了一幅大自然对我们和一般生物进行充满敌意的威胁的画面。我的主张是，这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偏见，它受到存在于达尔文之前的一种思想（马尔萨斯[Malthus]、坦尼森[Tennyson]、斯宾塞[Spencer]的影响，几乎与达尔主义的实际理论内容无关。诚然，达尔文非常强调我们所称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一点也可以用十分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如我们所知，达尔文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马尔萨斯试图表明，人口的增长，加上食物短缺，会导致残酷的竞争，导致对最强者的选择，导致对不那样强壮的人的残酷绝灭。但是按照马尔萨斯所说，甚至是最强者也受到竞争的压力：他们被迫竭尽全力。因此，根据这种解释，竞争导致了对自由的限制。 但是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人们试图扩大他们的自由：他们寻求新的可能性。因此显然可以把竞争看作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发现新的谋生方式并随之发现新的生活可能性，连同发现和构建新的生态学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包括适合于如残废人这样的个别人的生态位。 这些可能性必然导致对供选择的决定进行选择，选择自由的增加和更多的自由。 因此，两种解释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种解释是悲观主义的：限制自由。第二种解释是乐观主义的：扩大自由。当然，两者都是过于简化，但两者都可被看作十分接近真理。我们能够断言其中之一是更好的解释吗？ 我认为我们能够断言。竞争社会的巨大成功及它所导致的自由的极其扩大只能由乐观主义解释来说明。这是更好的解释。它更接近真理，它解释了更多的东西。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个体的积极性，来自内部的压力，对新的可能性、新的自由的寻求，试图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活动，比起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更有效力，因为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导致较弱个体的消灭，导致对自由的剥夺，包括对最强者的自由的剥夺。 在整个这些谈论中，我都把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压力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解释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像解释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 旧的、悲观主义的、仍被接受的观点是这样的：有机体在适应中所充当的角色纯粹是被动的。它们构成了十分异质的个体群，生存斗争，竞争，通过消灭其他个体而从中选择（总的看来）最适应的个体。选择压力来自外部。 人们通常非常强调这样的事实，一切进化现象，尤其是适应现象，只能联系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去解释。没有任何东西被认为来自内部，除去（基因库的）突变。 我的新的乐观主义解释（如柏格森[Bergson]那样）强调一切生物的主动性。一切有机体都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它们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但是有在最多种多样的情况中出现的无数个具体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寻求更大的自由；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按照这种乐观主义的解释，在很早的阶段正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我们可以认为）通过外部选择压力产生了强大的内部选择压力；有机体对它们的环境施加的选择压力。这个选择压力表现为我们可解释为寻求新的生态学生态位的一种行为。它有时甚至是构建一种新的生态学生态位。 这种来自内部的压力导致了对生态位的选择；即，导致了可被看作对生活方式和环境的选择的行为方式。必须认为这包括了朋友选择，共生现象，首先，从生物学观点看也许是最重要的，是配偶的选择；以及对某些食物的偏爱，尤其是阳光。 因此我们有内部选择压力；乐观主义的解释把这种来自内部的选择压力看作至少和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同样重要：有机体寻求新的生态位，甚至本身没有产生任何有机的变化；它们后来作为外部选择压力，它们主动选择的生态位的选择压力的结果而发生突变。 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间相互作用的循环，更确切说是一种螺旋。两种解释对其做出不同回答的问题是：这个循环或螺旋中哪一环是主动的，哪一环是被动的？旧的理论认为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是主动的；新的理论认为来自内部的选择压力是主动的：是有机体进行选择，它是主动的。可以说两种解释都是观念形态，对于同样客观内容的观念形态的解释。但是我们会问：在这种解释中有一种比另一种作出了更好的说明吗？ 我认为有。我要简洁地把它描述为生命对于它的无生命环境的胜利。基本事实如下：我们大都这样认为——当然是假定地认为——曾经有一个原生殖细胞，一切生命都由它逐渐发展而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这一点由下面的假设得到最好的解释，即大自然用一把极残酷的錾子对生命产生影响，这把錾子雕凿出令我们惊讶的每一个活的适应物。 然而，我们可以指明与这个观点相悖的一个事实：原生殖细胞仍然活着。我们都是原生殖细胞。这不是想象，也不是隐喻，而是原原本本的实情。 我只想很简短地解释这一点。对于细胞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死亡，第二种是细胞分裂；第三种是融合：结合，与另一个细胞的融合，这几乎总是导致分裂。分裂和结合都不意味着死亡：它是一个生殖过程，从一个活细胞到两个实际上相同的活细胞的变化。它们都是原细胞的活的延续。原生殖细胞在几百万年前就产生了，原生殖细胞以成百亿亿个细胞的形式生存下来。它在所有现在活着的细胞中每个单个细胞中继续生存。一切生命，一切曾生活过的事物和现今活着的事物，都是原生殖细胞分裂的结果。因此一切生命由原生殖细胞组成，而原生殖细胞仍然活着。这些问题没有生物学家能够反驳，没有生物学家会反驳。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和三十年前是同一个人，即使我目前的躯体中没有一个原子在当时的躯体中存在，在与此十分相似的意义上（基因同一），我们都是原生殖细胞［We areall the primordial cell］。 取代用“牙齿与利爪”攻击我们的环境的画面，我看到了一个微小生物成功地生存了几百万年、成功地征服并改善了它的世界的这样一种环境。因此，如果生命与环境间存在着斗争，那么生命取得了胜利。我相信，这种有些修改了的达尔文主义概念导致了与旧的观念形态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即导致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由于生命的活动及它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而越来越适合于生命，越来越有利于生命。 但是谁想承认这一点呢？今天，人人都相信世界的和“社会的”充满恶意的有说服力的神话；正如从前在德国和奥地利人人都相信海德格尔［Heidegger」，相信希特勒［Hitler］，相信战争一样。但是对恶意的错误信念本身就是恶意的：它使年轻人感到沮丧，把它们引入歧途，把他们引向怀疑，引向绝望，甚至引向暴力。尽管这种错误信念本质上是政治上的，但旧的对达尔文主义的解释仍对它起了促进作用。 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构成了悲观主义观念形态的一部分，即，生命对环境的适应和成百万年来的所有这些（在我看来是极好的）生命的发明——现在我们尚不能在实验室中重新创造出来——根本不是发明，而是纯粹偶然的产物。人们断言，生命未发明任何事物，它完全是纯粹偶然突变的和自然选择的机制；生命的内部压力不过是自我复制而已。其他的一切都是通过我们彼此间的斗争和与自然的斗争，实际上是盲目的斗争，而发生的。把日光用作食物之类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是极好的事情）是偶然的结果。 我坚持认为这又只是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是旧的观念形态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自私基因的神话（因为基因只能凭借合作来起作用和生存）和复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属于这种观念形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前被描述为崭新的和朴素的决定论的“社会生物学”。 现在我想整理一下这两种观念形态的要点。 1．旧：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凭借消灭而起作用：它消灭生命。因此环境对环境充满敌意。 新：来自内部的主动的选择压力构成了对更好的环境、对更好的生态学生态位、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它在最高的程度上有利于生命。生命为了生活而改善环境，它使环境更有利于生命（对人更友善）。 2．旧：有机体完全是被动的，但被主动地选择。 新：有机体是主动的：它们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生命在于解决问题。解决办法常常是对新的生态学生态位的选择或建构。有机体不但是主动的，而且它们的主动性不断增长。（否认人的主动性的企图——如决定论者所做的那样——是自相矛盾的，尤其对于我们批评的心理活动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动物生命始于大海——如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那么它的环境在许多方面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动物（除昆虫外）在上陆地前却发展为种种脊椎动物。环境同样有利于生命，比较一致，但是生命本身却变化为无法预见的许多不同形式。 3．旧：突变是纯粹偶然性的问题。 新：是的；但是有机体在不断发明改善生命的美妙的事物。自然、进化和有机体都是有创造力的。它们作为发明者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工作：运用试错法。 4．旧：我们生活在通过残酷消灭的进化而改变的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新：最初的细胞在成百万年后仍然活着，现在甚至生活在成百亿亿个复制品中。目光所见，处处皆是。它把我们的地球变成了花园，用绿色植物改变了我们的大气层。它创造了我们的眼睛，让它们看到了蓝天和繁星。它做得非常出色。 Ⅴ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世界2。 有机体及其环境的改进与动物的意识的扩展和改进相联系。解决问题，发明，决不是完全有意识的行为。它总是凭借试错法得到的：凭借检验和消除错误；那意味着，通过有机体与它的世界，它的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识有时介入。意识，世界2，自始可能是评价的和辨别的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我曾这样谈论过物质世界1的生物部分，即一切有机体都是解决问题者。我关于世界2的基本假设是，世界1的生物部分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活动导致世界2即意识世界的出现。但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意识一直解决问题，如我对有机体所断言的那样。与此相反。有机体日日夜夜一心想着解决问题，但是意识却不仅仅关心解决问题，尽管这是它最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我的假设是，意识的最初任务是预见解决问题的成败，以愉快与痛苦的形式向有机体发出信号，说明它走上了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途径。（“途径”起初——如阿米巴的情况那样——被按字面地理解为有机体的途径的确实的方向。）通过愉快与痛苦的经历，意识在它的发现的航程中和它的学习过程中助有机体一臂之力。它就像这样介入许多记忆机能，而这些记忆机能——又是由于生物学的原因——不会都是有意识的。大多数记忆机能不可能是有意识的，我相信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会相互干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可以先验地表明这一点——存在着彼此密切相关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件。 因此，几乎不可避免，无意识的领域产生了，它与我们的记忆器官有根本的联系。它首先包括一种我们的环境的、我们的局部生态学生态位的无意识的地图。对这幅地图的和对它所包含的期待的组织，和其后对种种期待即理论的语言系统阐述，构成了认识器官的任务，因此认识器官具有与物质世界、世界1、细胞相互作用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方面；对人来说是与大脑相互作用。 因此我不把世界2看作马赫描述为感觉、视觉、听觉等等的东西：我把这一切看作对我们的各种不同的经历进行系统的描述或分类，并以这种方式得出世界2理论的完全不成功的尝试。 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意识的生物学功能是什么和这些功能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提问，我们在积极寻求关于世界的信息的过程中如何发明了我们的感觉：我们如何学会了触摸的技巧，发展了向光性、视觉和听觉。于是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并以新的期待，以关于环境的新的理论予以回答。由此世界2通过与世界1相互作用而产生。 （当然，然后又有了发现快速行动的信号的进一步的问题；我们的感觉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 Ⅵ 我很快要把话题返回到世界1和世界2上来；但是首先我想谈一谈物质世界，世界1的开端，谈一谈突现的观念，我想借助于阶段[phase]一词介绍这个观念。 我们不知道世界1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否产生。假如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首先产生的事物可能是光。“要有光！”就会是创造世界的第一个步骤。但是这最初的光的波长会很短，远远超出紫外区，因此人看不到。然后，物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出现了电子与中微子，然后出现了最初的原子核——只有氢核和氦核：世界仍然过热，不能产生原子。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个非物质的或物质前的世界1。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在我看来十分可疑的）世界从大爆炸膨胀而来的理论，我们可以说，由于它的膨胀，世界慢慢冷却下来，因而在古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上变得越来越“物质”。 我们也许可以区分这个冷却过程的许多阶段。0阶段：此阶段只有光，还没有电子，也没有原子核。1阶段：在此阶段，有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及光（光子）。2阶段：此时也有了氢核和氦核。3阶段：在此阶段也有了原子：氢原子（但没有分子）和氦原子。4阶段：除原子外，双原子的分子这时也能够存在，因此除其他外也包括双原子的氢气分子。5阶段：在此阶段，除其他外，又有了液态水。6阶段：在此阶段，除其他外，又有了水的晶体，即以多种多样的美妙的雪花形式存在的冰，起初十分稀少，后来也有了固体的结晶体，例如冰块，再后来又有了其他晶体。我们生活在这六个阶段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上有一些局部区域存在着固体，当然也有液体和气体。当然，再远一些也有一些广大的区域过于炎热，不会存在由分子形成的气体。 Ⅶ 我们所知的生命只能在世界上属于第6阶段的充分冷却但又不过冷的区域产生。可以认为生命是第6阶段中很特殊的一个阶段：气态、液态、固态物质的同时存在对于我们所知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的状态，胶态，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介于液体与固态之间。像两个阶段的水互不相同一样，例如液态与气态的水，生命物质有别于（表面上）很相似但无生命的物质结构。 这些取决于温度的阶段的特色是，对一个取决于温度的阶段的最彻底的考查不能使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预见下一个和后来的阶段的特性：如果最伟大的思想家孤立地考查原子，而考查时任其使用的只有第3阶段，此阶段仅有原子尚无分子，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几乎不会使他甚至能从对原子的最周密的考查推论出即将来临的分子世界。对第4阶段的水蒸气的最仔细的考查确实也几乎不会允许他预见液体的全新特性，像水和种种形式的雪晶体的特性，更不必说高度复杂的有机体了。 诸如作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特性的那些特性，我们称之为（根据它们的不可预见性）“突现的”特性。显然，“有生命的”或“活的”是这样的特性。这说明不了许多问题，但它确实表明与水的各阶段的类似。 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命是突生的［emergent］，像意识一样；我所称的世界3亦然。 迄今生命与意识采取的最大的突现的步骤，我认为是人类语言的发明。这无疑导致了人类的创造。 人类语言不仅仅在于自我表现（1），也不仅仅在于发信号（2）：动物也有这些能力。它也不仅仅是符号体系。符号甚至还有仪式在动物中也能发现。导致意识的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最大步骤是描述性陈述（3）的发明，卡尔·比勒[Karl Buhler]所称的语言的再现的功能：描述客观事态的陈述，它们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相符；即可能对也可能错的陈述。这个功能是人类语言中前所未有的特征。 与动物语言的差异就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谈论蜜蜂的语言，说它们的交流是真实的——也许科学家们在有意迷惑一只蜜蜂时除外。在动物中也可以发现迷惑的符号：例如，蝶翼可能给人眼睛的假象。但是只有我们人采取通过批评性论证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理论的客观真实性的步骤。这是语言的第四个功能，论证的功能（4）。 Ⅸ 描述性（或者如卡尔·比勒所称呼的那样，再现的「representative］）语言的发明使进一步的步骤、进一步的发明成为可能：批评的发明。它是有意识的挑选的发明，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此，正如唯物主义超越了自己一样，可以说，自然选择也超越了自己。它导致了包括正确和错误的陈述的语言的发展。然后这种语言又导致了批评的发明，导致了批评的突现，因而导致了选择的一个新阶段：自然选择被批评的、文化的选择所扩充并部分地超过。后者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我们的错误：我们能有意识地发现和消除我们的错误，我们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在我看来，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在给我的题目中称作“知识”的事物由此开端：人类知识。没有理性批评，服务于对真理的寻求的批评，就没有知识。动物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当然它们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狗知道它的主人。但是我们所称的知识，最重要的一种知识，科学知识，依赖于理性批评。因此这是决定性的步骤，依赖于正确或错误陈述的发明的步骤。我认为，这个步骤为世界3、为人类文化奠定了基础。 Ⅹ 世界3与世界1相重叠，例如，世界3包含书籍，它包括陈述；它首先包括人类语言。这些也都是物质客体，在世界1中出现的客体、事件。我们可以说，语言由维系于神经结构因此维系于物质事物的素质所构成；由记忆要素、记忆印迹、期待、学到的与发现的行为所构成；由书籍所构成。你们今天所能听到我的讲演，是由于声学：我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是世界1的一部分。 我现在想表明，这个声音也许不仅仅是纯粹的声学。它的超出世界1的部分，我正在使用的部分，正构成了我所称的世界3，直到现在只是很少被注意到。（遗憾的是，我无暇谈论世界3的历史；然而请参见我的著作《客观知识》「ObjectiveKnowledge」，第三章，第5节。）我想试图解释一下要点，即，世界3的非物质部分，非物质方面；或者也可以说，世界3的自主的方面：超出世界1和世界2的方面。同时我想表明，世界3的非物质方面不仅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作用——它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它是实在的，甚至脱离了世界1和世界2。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世界3的非物质（和非意识）方面对我们的意识具有影响，并通过我们的意识对物质世界即世界1具有影响。 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三个世界间的反馈机制的相互作用，或者可称作螺旋的东西，以及它们随后的相互强化。我想表明此处有非物质的事物，即我们的陈述的、我们的论证的内容，与对这些陈述或论证的声音的或书面的因此是物质的系统阐述相对照。每当我们在其真正与人有关的意识上使用语言时，我们所关心的总是论题或内容。属于世界3的首先正是一本书的内容，而不是它的物质形式。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例清楚地说明了内容观念的重要性：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出现了数词，用“一”、“二”、“三”等词来计数。有些语言只有“一”、“二”和“许多”这些词；有些语言有“一”、“二”……直至“二十”，然后是“许多”；还有一些语言，像我们的语言，发明了允许我们从每一个数继续向下数的方法；即，这种方法实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在每个数原则上加上另一个数仍可被超过的意识上是无限的。这是只有通过语言的发明才使其成为可能的伟大发明之一：构建越来越多的数词的无限序列的方法。构建这样一种序列的指令可以用语言或用计算机程序系统阐述，因此它们可被描述为具体事物。但是我们对自然数序列现在（潜在地）是无限的这种发现完全是抽象的。因为无论在世界1或世界2中，这种无限序列都不能以具体的词句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自然数的无限序列如人们所说，是“纯粹观念作用的事物”：它是纯粹的世界3产物，因为它只属于世界3的抽象部分，这个部分由确实想出的，但无论在思想中、在物质的具体数词中还是在计算机程序中都没有以具体词句用具体事例说明的成分或“居民”所构成。可以说，自然数系列的（潜在的）无限性不是一个发明，而是一个发现。我们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我们发明的一个系列的无意的特性发现了它。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发现了“偶数的”和“奇数的”、“除得尽的”和“素数”的数字特性。我们发现了问题，例如欧几里得「Euclid］问题：素数系列无限还是（如较大的素数越来越稀少所暗示的那样）有限？可以说，这个问题完全是隐蔽的；当我们发明数字体系的时候，它甚至不是未觉察的，而是简直不存在。抑或它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它是在观念作用的意义上和纯粹抽象的意义上存在，即在下面的意义上：它潜藏在我们所构建的数字体系中，但仍然存在，没有人意识到它，它未以某种方式隐藏于这个或那个人的无意识中，没有留下物质痕迹。没有任何书中可以读到它。因此在物质上它并不存在。就世界2而论它也不存在。但是它作为一个尚未发现，但可以发现的问题而存在：只属于世界3纯抽象部分的问题的典型事例。顺便说一下，欧几里得不但发现了问题，而且解决了问题。欧几里得发现了对这个命题的证明，即，在每个素数后一定总有另一个素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素数序列是无限的。这个命题描述了对它来说显然是纯抽象的事态：它同样是世界3的纯抽象部分的居民。 XI 也有许多与素数有关的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哥德巴赫[Goldbach]问题：每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吗？这样的问题也许有肯定的解答，也许有否定的解答；或者也许不能解决；它的不能解决本身也许可以证明也许无从证明。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 这些都是在它们具有影响的意义上是实在的问题。它们首先能够对人类心灵具有影响。人能够看到或发现问题然后试图解决。对问题的领会和解决问题的尝试构成了意识的、人类心灵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也由问题，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导致一本出版物；因而抽象的世界3的问题可以（经由世界2）使人们开动最重的印刷机。欧几里得写下了他对于素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具有许多结果的物质行动。在许多教科书即在物质客体中转载了欧几里得的证明。这些是世界1中的事件。 当然，意识，世界2，在从抽象问题到世界1的因果链条中充当着主要的角色。据我所见，世界3的抽象部分，抽象的、非物质内容的世界，即实际的、特定的世界3，到目前为止从未对世界1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借助计算机也未产生直接影响。这个环节总是由意识，由世界2所锻造。（也许有一天情况会不同。）我认为当我们谈论“心灵”时，我们是指意识——以其与世界3相互作用的角色。 我相信，心灵与世界3的居民的斡旋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和塑造了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活。理解人类与动物的意识的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此，就在于世界2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 XII 总而言之，可以说世界3，尤其是世界3的被人类语言所创造的那一部分，是我们意识的产物、我们心灵的产物。像人类语言一样，它是我们的发明。 但是这个发明是外在于我们，在我们皮肤之外（“体外”［exosomatic」）的事物。它是客观的事物，如我们的一切发明那样。像一切发明一样，它产生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自主的，却依赖于我们。（想一想消防，或者想一想汽车的发明。）这些问题是无意的、意外的。它们是我们的行动的典型的、无意的结果，然而又作用于我们。 客观、抽象、自主然而实在和有效力的世界3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例子是数学，这个例子也许不完全典型，却仍然明显。它显然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发明。然而几乎全部数学都无疑是客观的、同时是抽象的：它是问题与解决的整体世界，我们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这个世界。 因此，那些思索过数学的身分的人大致得出了两种见解。总之我们有两种数学哲学。1．数学是人类的作品。因为它以我们的直觉为基础；或者它是 我们的建构；或者它是我们的发明。（直觉主义；构造论；约定论。）2．数学是凭自身资格客观存在的领域。它是客观真理的无限丰 富的领域，我们并不创造它，而是客观地面对它。这些真理 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这种数学概念通常被描述为“柏拉图主义”。） 这两种数学哲学迄今一直直接对立。但是世界3理论表明它们都是正确的：（例如）自然数的无限系列是我们的语言学发明；我们的约定；我们的构造。但是素数及其问题不是这样：这些我们是在客观世界中发现的，我们的确发明或创造了它，但是它（像所有发明一样）已客观化，脱离了它的创造者，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之外：它成为“自主的”、“纯粹观念作用的”：它成为“柏拉图哲学的”。 从世界3的观点看，在这两种数学哲学间不会发生争执。至多在关于特定的数学客体——例如数的无限序列或者公理集合论的集合的领域－－是否是人的作品，或者是否我们作为仿佛上帝所给予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面对这个领域的问题上仍意见不一。但是至少自从1963年以来（保罗·科恩[Paul Cohed]）我们就知道公理集合论也是人的作品。我们久已知道，数学家也难免出错，我们能反驳我们的理论，但是不总能够证明它们。 我已试图解释世界3。现在我开始谈我的讲演的最后一节：对现实的塑造。 3．论对现实的塑造 I 是世界1、世界2和世界3间的相互作用可被看作对现实的塑造；这种相互作用由多种反馈机制所构成，在这种反馈机制中我们用试错法［the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进行操作。即，我们有意识地介入这种反馈机制的螺旋。我们——人类心灵、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是作品的创造者、产物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又被我们的作品所塑造。这实际上是人类的创造性成分：我们在创造的行动中同时通过自己的作品改造自己。因此，对现实的塑造是我们的所为；不试图理解它的全部三个方面，这三个世界，不试图理解这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不能理解这个过程。 这种相互作用或反馈机制的螺旋受到我们的在发展的理论和我们的梦想的影响。一个例子是莱奥纳尔多［Leonardo］的鸟的塑造、创造、发明：我们今天都称作飞机的事物。是飞行的梦想，而不是赚钱的梦想，导致了飞行，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和其他许多人梦想飞行并有意识地冒生命危险追求他们的梦想。不是发财的希望，而是对新的自由的梦想——扩展我们的生态学生态位的梦想——激励了他们：奥托·利林塔尔是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生命。 世界3在对现实的塑造中，在实现世界2的飞行梦想的尝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因素是计划和描述、假定、试验：事故和纠正，一句话，通过批评的尝试与除错法。 这是反馈机制的螺旋，其中研究者和发明者的世界2也起着巨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一些突现的问题，尤其是世界3，它对世界2具有经常的反馈效应。我们的梦想不断地依靠世界3得到纠正，直至它们有一天可以最终实现为止。 悲观主义者们曾向我指出，德国滑翔机飞行员奥托·利林塔尔像莱奥纳尔多一样，梦想像鸟一样飞行的方式。假如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大型客机，可能会十分震惊。 就我们的想法无疑从未正是以我们想象它们的那种方式实现而言，这句话是正确的。但这句话仍然有误。任何今天想恰恰以莱奥纳尔多和利林塔尔所希望的那种飞行的人只需参加一家滑翔俱乐部。假如他有勇气，这并不太困难。乘坐大型客机或波音747飞行的其他那些人无疑有喜欢这种飞行方式的理由，尽管它与滑翔机大不相同；喜欢它而不喜欢后者或者铁路或者船或者汽车。甚至在巨型飞机的受约束的条件下飞行也为许多人开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和许多新的和宝贵的自由。 Ⅱ 巨型飞机无疑是莱奥纳尔多和利林塔尔的梦想的结果，但很可能是不可预见的结果。运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科学知识和我们的技术，我们能够比植物和动物更好地预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发明的未来结果，但无疑不是好得多。我们认识到关于我们的行动的这些不可预见的结果我们了解得何其少，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利用的最好的手段仍然是试错法：常常很危险的尝试和甚至更危险的错误——它们有时危及人类。 对政治乌托邦的信念尤其危险。这可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寻求更美好的世界，像研究我们的环境一样，（如果我说得对）在所有生命本能中是最古老、最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改善我们的世界做贡献，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可想象我们能预见我们的计划和行动的结果。尤其不可牺牲任何人的生命（除去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也许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外）。我们也无权说服甚至怂恿别人牺牲自己——甚至为一种思想，为一种完全使我们（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合理性地）信服的理论也不应这样。 无论如何，我们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的一部分一定是寻求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别人不被迫为了一种思想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Ⅲ 现在已到了讲演的结尾。我想再谈一种最终的乐观的思考，在与我的朋友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合写的著作《自我及其大脑》「The Self and Its Brain］中我写的部分也是以此结束的。 如我在上文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达尔文的选择，自然选择与选择压力的观念，一般与残忍的生存斗争相联系。对这种观念形态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认真对待。 但是，随着人类意识、心灵和用语言系统阐述的理论的出现，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我们可以通过理论间的竞争去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以往的时代，理论的支持者被淘汰。现在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消亡。从生物学观点——自然选择的观点——看，心灵的与世界3的主要功能是，它们使运用有意识的批评成为可能；结果，使不消灭其支持者的对理论的选择成为可能。这种对理性批评方法的非暴力的使用，是通过生物进化，通过我们对语言的发明及其后的世界3的创造而成为可能的。这样，自然选择征服了或者超越了其最初的无疑相当凶暴的特征：随着世界3的出现，甚至不用暴力去选择最佳的理论，最佳的适应物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可以用非暴力的批评淘汰错误的理论。毫无疑问，人们仍很少使用非暴力的批评：批评通常仍是半暴力的活动，甚至当在纸上决一胜负时也是如此。但是不再有暴力批评的任何生物学的理由，只有反对它的理由。 因此目前流行的半暴力的批评可能是理性发展中的一个暂时阶段。世界3的突现意味着非暴力的文化进化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通过自然选择的世界3的突现的生物学的和完全可能的结果。以和平与非暴力为目标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并不仅仅是梦想。它是人类可能实现的从生物学观点看显然是必要的目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