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早期的医药交流

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第231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后汉书·于阗国传》）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