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 > 明代医学明代卫生保健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