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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儿女

主编: 贾芝

我们女教师们……


史尼
半个世纪过去了,《延安颂》豪迈响亮的歌声却时刻荡漾在我的心际,依然是那样 的清晰,那样的悦耳赏心,那样的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当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九·一八”后流浪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奔赴延 安,随着“红旗漫卷西风”的光辉历程,从延河走到鸭绿江,又从运河跨过长江…… 7年的延安生活中,给我深刻影响的一页是延安中学4年多的教师生活;在那里,我 生养了一儿一女,同时教育着一代延安人民的子女。这段生活,冶炼了我一颗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的丹心,也得到了“桃李满天下”的最大的欣慰。 1941年9月,我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二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延安中学的前身边区 师范。当时教员中许多是学识渊博、教龄长的同志,有教育学教员李奇同志,到延安前 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历史教员周慈民,学有专长;美术教员钟灵,粉笔一勾一画,即 呈生龙活虎;地理教员鲍侠影,早年是“乡村教育社”的积极实践者。这是一支来自五 湖四海又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教师队伍。 年仅22岁、初入教育队伍的我,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着。 李奇老师指点我说:“要慢慢改变自己的学生腔。教师语言的特点是一字一板,抑 扬顿挫,有节奏感。不能只顾自己嘴巴讲,必须观察学生的神态,与他们的心相通。” 短短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一次开学典礼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柳湜赞颂道: “这里集中了全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英。” 是的,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责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 党的教育事业日夜耕耘。 使我终生难忘的另外一件事,是徐特立在土窑里同我们座谈时讲的“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及“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平凡而精辟的教育理论。他还高瞻远瞩地说: “在这黄土窑洞里,你们是在为建设新中国培育栋梁啊!”最后还风趣地说:“我徐特 立也没想到当年我的学生毛润之,今天成为毛主席,还说我永远是他的老师。”一席话 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1年暑期后,教务处公布教学计划,强调“正规化”。 当时建立政权仅只5年的边区政府,虽然重视教材编审工作,已出版农民识字课本、 小学课本,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赶出中专、高中教材,我们只能一次次地到那仅有两个 窑洞、藏书不及300册的图书室。沙里淘金般地查找资料,编写教材,并且自己刻蜡板印 刷。没有地球仪和地理挂图,地理教员鲍侠影自己动手描绘出一张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 图;绘图的马兰纸粗糙又不结实,她苦心地一层层裱上报纸,上下课夹在腋下,回到自 己窑洞高高地放在墙上钉的木架上,唯恐弄坏了。数学教员曼秋、潘同和用麦秆做立体 几何图形,捡旧纸壳做三角形。我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做些简易教具, 力求直观地具体地教学生掌握知识。 4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延安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 代的实践,证实了那段教学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是可取的。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真可谓苦中有乐。 我们教员宿舍窑洞约14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两个长凳架上几块木板的床,一张独 凳。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盏小麻油灯——在一个小木架上放的一个土陶小碗,中 间放上棉花芯,浸在半碗麻油里,另一端搭在碗边上燃着亮光,每天定量半碗麻油,还 没有现在的蜡烛亮。我们就在这小麻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改作业、制教具、读书 学习、纺线线。还有那支“特制”的钢笔——削一根与筷子粗细的小木棍,用线将钢笔 尖缠在木棍上制成的蘸水钢笔。我们就是这样培育着革命的下一代。 我刚到延安中学时,女教员中只有两个人有小孩。记得李奇老师一次下课回到自己 宿舍,打开窑门哈哈大笑说:“你们瞧!我的小珠像水塘中的泥鳅啦!”原来她那仅4个 月的小女儿屎尿滚了一身,小脸蛋上都是屎。她即刻放下讲稿,去为女儿擦洗。 小孩一年年多了,当妈妈的女教员担子也重了,必须干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窑门侧 挖一个小窑似的小洞,给孩子修个小灶便于烧水,煮吃的。女教员们在起床铃响前一小 时起床,洗尿布,包裹孩子,给小孩子穿戴,又不能误了上课。白天课外活动时,别人 打篮球或下棋,女教员或提筐筐到大灶伙房煤灰堆里捡煤渣,或提着土瓦罐到山下小河 提水,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忙碌着。总务处安排:有会走动小孩的,三家或四家配给 一个小鬼(小勤务员),哪位上课,小鬼就看着哪位的孩子,遇上两位或三位同时上课, 就把两三个小孩拉到一处看着、守着,吆喝着:“莫跑!要跌下山坡啊!”至于6个月以 下的小孩,小床是他们的天地,爬不出,跑不了,哭几声,尿几泡没关系。即便是年轻 的妈妈在自己窑里备课、改作业时,也无暇围着孩子转,逗孩子玩。条件促成了训练孩 子好习惯,4小时喂一次奶或饭,尿湿了换尿布。哭嘛,“锻炼肺活量”,随它去吧。 “哦…哦…”叫几声当成歌给孩子听听。有时妈妈聚精会神地备课,孩子哭一阵累了, 又呼呼睡着了。那小小鼾声似乎动摇不了妈妈专心致志的心。 生活条件苦,工作担子重,几个女教员生小孩后孩子没奶吃,她们就买只山羊。早 上挤了奶喂点草,用根长绳子牵到窑顶的山上拴住。担心羊跑了,有时匆匆去看一下。 天黑了,再把羊牵回来。羊儿咩咩叫,孩子哈哈笑,妈妈又给挤奶啦! 每天上课、备课、开会、喂小孩、洗尿布、捡煤渣、挤羊奶……忙完了,晚上八九 点钟后把孩子包裹好放在小床里,妈妈又坐在纺车前,“嗡、嗡、嗡……”的纺线声成 为婴儿听惯了的催眠曲。 我于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学生养了一儿一女,加入了妈妈的行列,承担着又教 书又当妈妈,又捡煤渣又放羊的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刚强的意志。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调我首批返回东北。8月25日,我把3岁 的女儿送到延安保育院,走出窑门下山坡时,听到孩子的哭声,无暇再看一眼。9月1日 下午,又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到延安李家渠一家农民家里,为让养母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 我陪儿子住了一宿。9月2日天破晓,我即随东北的干部大队离开了延安。丢下了自己的 儿女,没有惜别的眼泪,我只知为了胜利的明天跟党走。
  史尼
    女,原名张淑容。1919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九·一八”后到北平,1935年参加
“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入党。
曾在延安女大学习。在延安中学任教师兼教导员4年多。“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赴东北,
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任编辑。1949年底南下进川,曾任地区文教局长、地委宣
传部长、省教育厅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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