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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儿女

主编: 贾芝

两件小事


何礼口述
郑延记录
1944年10月,我正在参加“边区文教群英会”的时候,国民党要来个议员团,到陕 甘宁边区调查,看陕甘宁边区是否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是来挑毛病的。那天,我到边区 大礼堂开会,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他说:“对待他们的来访,我们总的方针是:‘争 取过来,宣传出去。’”吃午饭时,有人通知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去,那时乔木同志是 中宣部副部长。吃完饭后,我立刻去到乔木同志那里,问他找我有什么任务?乔木同志 说:“你坐下来慢慢谈。”我坐在炕上,他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这次来的代表团 里有个王云五,他是搞科学管理法的,是搞正规化的。延安中学是为抗日和民主建设而 学文化,不同于国民党的正规化中学。现在,延安中学的校长霍仲年是本地人,你去做 副校长。”我说,我知道王云五这个人。乔木同志说:“要按周副主席提出的方针办。” 我说:“好! 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吃过晚饭就去,延安中学有人带牲口来接你。”乔木同 志最后还殷切嘱咐我:“延安中学干部子弟多,各方干部都有,出一点事,一周之内, 上到中央、西北局,下至延属地委、延安县,满城风雨都知道了,所以应注意:不要出 事!” 延安中学干部子弟约占2B3。干部子弟每人每月供给3斤肉,有人主张干部子弟和群 众子弟分开吃饭,这很不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同志举行婚礼时,我见到了周恩 来同志。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个问题。恩来同志说:“无论如何使不得,不能让他们 分开吃。将来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还不清楚呢?”他还举了斯大林的例子。斯大林 的儿子在初中念书时,一个外国记者知道了,特别去采访了他。记者走后,斯大林对学 校同意记者采访他的儿子很不以为然,遂把学校的领导请了来说:“××同志,你做得 不对。我儿子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独立存在,并不依靠我的存在而存在。将来他是 什么资质,要由他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我回到学校,把周恩来同志这番话讲了,霍校 长听了也高兴极了。于是我们把总务处长田子玉找来,告诉他:肉照样领,干部子弟和 群众子弟一起吃,按班级分桌,并要通过总支对干部子弟进行教育。群众子弟对学校这 样做很满意。于是,师生皆大喜欢。 1945年春天,延安中学出了一件事,淹死了一个学生。学生的家长告学校的状,告 到毛主席那里。事情是这样的,3月间,延河的冰刚化一点,天气还是挺冷的。延安中学 的干部子弟每周六下午都回去与爸爸妈妈一起过夜,星期日下午回校。那个星期天,有 三个学生一起相跟回校,其中一个山西的干部子弟,不大会游泳,可他胆子大,他一个 人顺着河往下游,快游到延中的时候,碰上了石头岩,水流得急,一下就不行了。另外 两个孩子吓坏了,急忙乱叫,但周围没有人。 这时,天快黑了,一个孩子守在河边喊救命;另一个孩子跑回学校去报告。总务处 两个会水的同志赶到河边去救人。赶到那里时,已看不见人影了。我们又组织了打捞队, 连夜打捞,还急速向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汇报,并通知了学生在党校学习的父亲。田子 玉熟悉地形,在延河下游浅水处筑了三道防线。第二天,又找来两个水性好的老乡,请 他们帮忙打捞。老乡喝了烧酒,扎猛子下去摸一阵,上来再下去,直到近午11点才摸到 了。水流急,人被夹到石缝中了。把尸体打捞上来以后,霍校长说:“埋葬要按照山西 的风俗,要隆重一些,准备新衣服和棺木,还要布置追悼会。”下午两点钟,学生的父 亲来了,神情非常悲伤。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一起回校的两位同学和打捞 的人也向他介绍了情况,大家心情都很沉痛。下午4点多开了追悼会,霍校长主祭,党总 支书记王鼎新念祭文,奠了酒,烧了香。林老的秘书陈昭同志也来参加了追悼会。会后 把死者葬在西山一个向阳坡上。 事情办完后,天已黑了。我们留学生的父亲吃饭,他不吃,我们派人用马护送他回 党校。他走后,陈昭同志对我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个损失,但也只能这样办了。” 他这时才递给了我一封信。一看信封是党校二部给毛主席的信,原来是孩子的父亲给毛 主席写的信,信的大意是:孩子死得太冤枉,这使他心中非常悲痛。这个孩子成长实不 容易,他在山西打游击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他到党校来学习,又带他到延安,让孩子 到延安中学学习。没有想到延安中学不负责任;像这样的党员校长,应撤职严办……。 信的口气很重,看来对学校意见很大。毛主席在信纸上面批了这样几个字:“延河死人, 此乃常事,请林老处理。”下面签名是毛泽东。我看了一方面心中很沉重;另一方面也 很感动。陈昭同志说:“林老说给你看看这封信和毛主席的批示,就不要给别人看了。” 事后我回想一下,自己的责任不大。我们学校凡新生入校,注册之后,都要带他看看学 校周围环境。到延河游泳,也是要求由老师带领。延河死人的事,我们也常常谈到。尽 管如此,事发以后,我们在全校展开了讨论,这样死于不谨慎,是没有价值的,要大家 从中吸取教训。                  (金茂年摘编)
  何 礼
    男,生于1912年1月29日,原籍四川郫县,出生于云南宁安。1937年清华大学理学院
心理系毕业。从“一二·九”学生救亡活动起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曾在延安任中央青委
干部科科长。1944年9月任延安中学副校长。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曾任东北局社会部一处
科长、哈尔滨大学副校长、哈尔滨道里区区委书记。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963—1984
年,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后任顾问。著有《一二·九运动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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