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索、万家骥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对“丁、陈反党集团”
斗争“告捷”的情况下，已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7日，《人民日报》用赫然醒
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的版面上，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
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正副标题，通报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该文侧重揭
露和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也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的名，把他们包括在
“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的“等”字之中。就在《人民日报》报道“攻破
丁、陈反党集团”的当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对冯雪峰的斗争，
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在本社则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于当日就揭开了序幕：
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全社大会，宣布撤销冯雪峰的整风小组组长职务，号召大家
揭发冯雪峰的“反党罪行”。
　　冯雪峰感到突然，但并不惊恐。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斗争“胡风反革命
集团”时，人家不是老在说什么“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吗？硬想把
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扯在一起，株连定罪。虽然他不得不在党内作过一次检查，但
组织终未据传言和流言定案。现在又把他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扯在一起，
他想，既是“小集团”，总得有组织联系，而这点，他自信是经得起反复调查的。
至于要批他的“反党罪行”，他的某些言行是否“反党”，是否为“罪行”，在当
时情况下，却看不清，说不准。从1957年6月6日开始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
三次会议本是为1955年作快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平反的，说明丁、陈不
反党；7月29日第四次会议，周扬忽然重申过去对丁、陈的批判没错，丁、陈忽又
“反党”了，要继续批判。7月30日的会议即开始把冯雪峰扯在一起，但所扯的也是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他作了一次没有准备发言稿的即席检
查，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
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
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摘自1968年8月6日冯雪峰的交
代材料，下引未注明出处者，均据此。）他检讨到此，有人说，“团结在周扬周围”
这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可另有人又认为他的检讨还不深刻，实
际上还是“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但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
表示满意。在散会时，周扬在会场出口处同我握手，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
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如果说反周扬就是“反党”，他就只好认错了。
　　冯雪峰有着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对下谦和，待上却有时相当傲慢。只
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特别是当他感到对方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时，不管对方职位多
高，资历多深，他那浙东人的倔脾气就会发作起来。1937年他与博古吵架并拂袖而
去，就是一例。1951年，他受周总理的任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
就毫不掩饰地向当时国家出版总署领导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
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
（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他主要是对周扬不满。30年代，他就在文章中
讥笑过周扬，有些措词近乎训斥。在他看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
学、教条主义，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文艺领导上的随意干涉，违背创作规律
的瞎指挥，对待作家的宗派主义，周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就是反党”时，他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从30年代
起，他就与周扬形成了对立面；40年代，虽然不是公开论战，但也是明里暗里的对
峙。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这种对峙和对立就更为频繁了。1953年7月，他为第二次
全国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后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收入《雪峰文集》中），
对文艺界的现状和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不讳言，批评的矛头没有放过周扬。
而对立或对峙的情况更多表现在工作关系上。


　　1951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把自己的意愿告诉
过他的朋友：他不愿住在北京，一心想定居上海，在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中，专心从
事自己的理论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以及各种文体的创作。他一生最大
的希望是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做铺路的碎石子”，而“不愿在客厅里去应
对宾客，只愿当个烧火做饭的灶下婢”。在文学事业上，他充满了自信。他曾经说
过：“如果组织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是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不至于
像鲁迅所批评的那种白蚁，一路吃过去，只留下一些粪便。”因此当党组织要他主
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他曾推荐巴金代他出任。有人认为他出任一个“区区的
社长”，是嫌官小，可能是一种以己度人的猜测。
　　他上任之时，曾向组织明确提出：“要我于，就得按我的意见办。”的确，他
的见地不凡，作风泼辣，一切都出自自己的心裁，不搞“等因奉此”那一套。在干
部问题上，他看重的是那些既有写作、翻译经验，又不厌烦琐的学者、专家。为此，
他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这样的人才，作为出版编辑队伍的骨干。
　　他上任之后，就狠抓了出版方针。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国内的地位，他大胆
提出其出书方针是“中外古今，提高为主”。他认为，普及读物的出版，各地方出
版社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在如何对待“名洋古”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
问题上，人们往往囿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褊狭理解，认为这些东西有碍无产阶级新
兴事业和民族自尊心的发扬，而中国的文学遗产中又充满了封建的毒素。凡是封建
时期的文学古籍，要出版就得加以删改重编，以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1951年在
“推陈出新”的口号下，戏曲界就曾经出现了反历史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出台
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新白兔记》、《新天河配》、《新大名府》等剧本。冯雪峰坚
决反对这样做。他告诫整理文学古籍的编辑，要有“朴学家的精神”，整理的目的，
只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得随意删改。至于如何正确引导读者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在前言中对作品进行分析。为此，他具体指导了《水浒传》
《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整理工作。他主持的这一工作，在全国起了
示范作用。1952年整理本《水浒传》面世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
中学、报社、图书馆、研究所，甚至演剧队，都纷至沓来邀请出版社去作报告，北
京旧书摊上一直在廉价抛售的古典小说，顿时身价陡涨。为此，他还在报刊上写过
几篇有关《水浒传》的长文，大大地纠正了时弊。
　　据当时主管他的工作的胡愈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搞得很不错，雪峰有眼光，
有魄力，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书籍，也拒绝了不少‘有来头’的不够出版水平的
书稿。”（《我所知道的冯雪峰》）的确，他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既得到了社
会的肯定，也得到了领导的赞扬。
　　但是，由于他在用人和采用选题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因此人家就说他“不听周
扬的指挥”，搞“独立王国”。他承认，自己对周扬有偏见，也时有不敬之处，但
他并不是盲目反对周扬。1954年文化部批准了社内出书的六个侧重面，冯雪峰感到
很高兴，曾向人说过：“现在方针明确了，好办了。”他巴不得周扬来管，可是周
扬并不怎么管，并到处说“管不了”，怎能说他“搞独立王国”？再说，他也并未
把出版社当做自家的宅基地，在这里营造自己的建筑，有关出版方面的重大问题，
都是向当时中宣部其他领导请示汇报的。
　　其次，说他主持制订的出版方针，只强调“提高”，反对“普及”；只出版现
代文学作品，不出版解放区和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反对以周扬为代表的正确的文
艺路线。对此，他颇感委屈。诚然，在如何看待“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他
与周扬是存在分歧的，但他并未将两者看成是对立的东西。他既抓了“提高”读物
的出版，“普及”读物也未被忽视。在“普及”方面，他抓了两套丛书的出版，一
是《文学初步读物》，计九十多种；一是《文学小丛书》，计一百五十余种。1953
年起，还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学丛书》。至于所指责的后一点，也不合乎事实。他
一上任，就抓了选编解放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优秀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专收建国后重要著作的《文艺建设丛书》和专收描写战争题材的《解放军文艺丛书》。

　　冯雪峰还承认，在日常言谈举止中，他对周扬是不敬的，有时态度近乎粗暴。
但他不是傲视一切，轻视所有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对其他的“顶头上司”，还是严
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时，他承认这一事实，而且也想今后改变这种状况。
他深深感到，他与周扬的紧张关系，也影响了他与社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社
领导成员之间，被划成了“周扬派”和“雪峰派”。他常常与一位副社长闹矛盾，
也许这是工作方面的矛盾，但人家却看成是“周扬派”和“雪峰派”的矛盾。1954
年，王任叔（巴人）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开始，他与王关系融洽，配合
默契，有人出来反对王任叔，他还出来做工作，说这些同志对王任叔缺乏了解，但
慢慢两人也疏远了。王来社不久，就将靠近冯雪峰的聂绀弩等人打成小集团，这使
冯闷闷不乐。19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受批判，其时中宣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
指示各出版社年终总结“个人崇拜与个人作用”问题，而王任叔却布置检查“脱离
政治、脱离实际”的问题。冯雪峰认为这是在他后院放火。王还亲自去文化部要求
明确部对社的领导关系。冯认为这是利用他与周扬的矛盾，偏袒或是投靠周扬。
　　他与周扬的矛盾，不仅影响了社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不
好的影响。社内一些信服和尊敬冯雪峰的人，曾公开在黑板报上对王任叔进行过讽
喻和挖苦。此事惊动了文化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前来批评教育，为王任叔的工
作撑腰。
　　对所有这些情况，冯雪峰认为自己要负一些责任。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
不仅在文艺界会使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更为深化、复杂化，也会对党的出版事业造
成损失。他在会上承认了反对周扬的事实，不仅是追于形势，也出自一番真情，即
希望与周扬搞好关系，从而做好工作。至于他所承认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对
党”，那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谈。
　　《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7日的报道中点了他的名，而社内又马上撤销了他的
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他预感到凶多吉少，
这自然使他想起了震撼全国的《文艺报》事件。
　　1952年2月，冯雪峰接替丁玲兼任《文艺报》主编，他确定其宗旨是：“《文艺
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
的刊物”，“它的原则，就是组织和发表一切有利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评论”（分别见《雪峰文集》第3卷第575页、第2卷第814页）。
他深感该报作为党在文艺上的喉舌的重要地位，兢兢业业地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
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该刊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计其
数。刊物是办得活泼而又有内容的，当然在当时正风行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的大背景
下，在讲求学理的批评中也夹有过“左”的色彩和杂音，以致一直被某些人认为是
“雪峰派”的胡风，也暗暗地将他划入了“左的宗派主义”。胡风的书信称冯为
“二马”，甚多微词。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解放初期，也许是受当时大气候的影
响，在文艺批评中，也时有简单化的倾向。1951年萧也牧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小说
《我们夫妇之间》，文艺界的批判本来已经很失分寸，冯雪峰还跟随其后，说作者
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文艺报》第4卷第5期），挥起了他
历来厌恶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棍子。
　　尽管这样，冯雪峰在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大潮中，仍然是落
伍者。
　　《文艺报》1954年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评论工作者批评俞平伯
“红学”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厂
一则“编者按”，以示郑重。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
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
《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
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
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
品。
　　这则按语很简短，无非是两个意见：一、充分肯定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意义和
价值“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
古典文学作品”这两句话，是从观点和方法论上作出肯定的；二、指出作者的研究
并不是“红学”研究的终结，这是一句大实话，也符合作者文章的实际。大家认为，
作者在批评俞平伯时，忽略了俞在“红学”研究上的进步，评价不够中肯；而曹雪
芹的世界观，特别是其“色”、“空”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被忽略了。冯雪峰看
到了这些问题，但他说的是如此委婉。这说明他着意肯定的是文章的大方向，即
“科学的观点”，没有求全责备。
　　冯雪峰的态度是积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两位作者也特别热情。据当时在
《文艺报》的两位目击其事的编辑说：“冯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
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转
引自丁玲：《悼雪峰》）
　　真是“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掀起了一次全国
性的大批判，文艺界批，学术界也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
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紧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
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载《文艺报》1954年第20期）。根据上面下达的口
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
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
机构，免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这事闹到如此严重地步，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事后也仍然想不通。虽然他根
据组织的需要，公开作过检讨，但一直认为这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对这一问棍，开始，他怎么也猜不透。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9月刚发表，10月就在中央报刊上转载，一转载就掀起了一
个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待到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并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阶级斗争的需要来部署战斗时，冯雪峰才稍有觉悟。他知道，对他的批判，只是为
更大的战斗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就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开展了
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是理解的，但也难免
有点牢骚，1957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行录中就有一条：“对批判《文艺报》不满，说
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尽管批判《文艺报》的主要目的不是整冯雪峰，但因有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于
是冯雪峰便成了一个可疑人物，而对他有成见并想整治他一下的人就心实胆壮了，
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几乎每次运动都把他当做异己力量捎带上，即使找不
到证据把他打下去，也得把他当做嫌疑犯挂起来，火烧一番。这次批判“丁、陈反
党集团”，也许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时这样想。
　　未出冯雪峰所料，这次他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冯雪峰的检查是有相当诚意的，“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
满意”，但一场大规模的揭发、批判冯雪峰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声中酝酿着。就
在冯雪峰这次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
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
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
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徐庸信时，周肯定地说：
‘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见邵荃麟在“文革”
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看来，部署的内容还不只这一些，斗争冯雪峰的决战之前，
就有了一些周密安排的行动。就在“丁、陈反党集团”通报全国的当天，人民文学
出版社不是就在奉命“配合作战”了吗？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9日之后却忽然体会了。大家感到这
是大雷雨前的沉闷，冯雪峰的感觉更甚。
　　8月11日或12日下午，周扬叫冯雪峰去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帮助”。当时谈
话的情况，冯雪峰事后有回忆：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
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
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
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
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
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
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
“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
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
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
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
“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
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
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
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那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
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
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
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
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
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
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
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
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第十六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
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
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其实，他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
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
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
陈列。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
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
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
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
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
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
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
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
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
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
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
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
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
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
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
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
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
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
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
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
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
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
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
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
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
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
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
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
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
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
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
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
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而说的一些话：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
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
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
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
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
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
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打在冯雪峰身上，却落在周扬、夏衍等人的心上。所以作协
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没有收，不得不将记录转录于此。
　　尽管许广平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
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
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
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
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
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
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
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
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
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
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
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
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
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
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
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
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
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
“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
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
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
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
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
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
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
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
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
代。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
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
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
“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
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
文艺界”——这倒合乎形式逻辑。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冯
雪峰代鲁迅写”或“假鲁迅名义写”是否合乎事实。当时慷慨激昂批判冯雪峰的人，
都没有去“查对核实”过，虽然周扬、邵荃麟等说已经看过，“原稿是冯雪峰的，
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只是为了煽动需要而编造的。要“查对
核实”也很容易，周扬知道，会上许广平也提醒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
鲁迅博物馆。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连续休会三天。说《答徐》信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的
周扬，忽然想到了去“查对核实”。21日，他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
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
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
请查收。
　　此致
　　敬礼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
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
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
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与的。前面十
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
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这原稿，周扬是否给作协党组、给批判冯雪峰的中心发言人看过或说过，不得
而知。但有一位参与批判冯雪峰决策的同志，在1986年3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曾说到过一件事：当他被“四人帮”迫害而“流放”在外地时，在
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的情况：“这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写的，
而且写了两三天”（按鲁迅自说是“花了四天工夫”）。这使他“很震动”，他为
此做了许多猜测，待他得到自由后，就给周建人去信，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时，
他才认识到1957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由此可见，周扬的调查结
果，也许是秘而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
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因为这结论的前提条件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的，批判冯雪峰的
发言，都建立在这个他们虚拟的前提条件之上。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
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
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
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
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
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
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
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可是检查的口径还是邵荃麟布置的那样，即“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
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为此，他多次找邵
荃麟。他回忆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
“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
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
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
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
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
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
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
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
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
《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
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
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
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
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
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
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
“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
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
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
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
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
“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
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邵荃麟是冯雪峰的老朋友，周扬安排他来做冯雪峰的说服工作，是很合适的。
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虽然冯雪峰也据理力争过，
指出它逻辑的荒谬，但还是取得了相当效果的。据牛汉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
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邵荃麟在说服冯雪峰时，也可能是说服者为了成全朋友又
便于向上交差，也可能是蓄意为之而做的一笔不准备兑现的政治交易。据牛汉回忆，
1958年冯雪峰案了结而冯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
自已被“说服”的过程。其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
“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
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入，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
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正当他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
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
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
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
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
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
派骨干分子。
　　这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
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
与闻其事（王任叔已去世，无法核实），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
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
齐。
　　1958年1月15日，文化部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提交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将冯雪
峰列为“极右分子”，但未见批复。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
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
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
艺一级降至四级。”
　　在他得知组织即将对他作出处理之前，已预感到即将失去母爱，他以婴儿似的
啜泣之声，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愿。他说，自己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
已经和党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他难以想象离开党的痛苦，希望继续留在党
内。只要如此，不管给他什么处分，他都能承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把他的意
见反映了上去，上级的有关领导单位也对此作过考虑，但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出党。
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谁也不敢违抗上面的决定，
每个党员都举起了手，表决通过。冯雪峰也举起手。这次会没有对他进行批判，是
次无言的会，倒是冯雪峰在会议临结束时发了言，他像一个正式党员那样对支部书
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
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
《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当时冯雪峰显得很沉着，很具信心，因
为他在会前听到过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的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
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出党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
　　　
                                   三

　　冯雪峰的问题刚揭露、批判完，并已见了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周扬即叫
邵荃麟代他去看冯雪峰。说冯雪峰到底是位文艺界的老人，要关心他一下。
　　关心他，也还需要他。1957年10月，尽管冯雪峰已完全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工作和《鲁迅全集》的工作岗位．尽管他的身份已不适宜做重要的文字工作了，
但邵荃麟却交给了他一项任务，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题头注拟稿。据邵荃麟在一份材料中说，“周扬向他说：‘鲁
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
正。11月间，即找冯施加压力，冯只好接受。’邵荃麟受周扬指示，找冯雪峰说：
“还是由你先拟一个稿吧，你熟一点。”冯雪峰由于早受邵荃麟的“说服”和暗示，
希望保留党籍，不敢违抗，便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口径，也就是他检查
的口径去写。由于他写得太琐碎也太直白（如他将会上“周扬、夏衍的对证”都写
上了），没有采用。最后由上面亲自动手去写。11月间，冯雪峰看到了由邵荃麟托
人送他的注稿：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
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
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整
和对证。
　　冯雪峰看了这条注文，向来人生气地说：“既然是别人写的文章，又何必编进
全集里去呢！”本来是叫他“一阅”的，他却仍然拿起粗铅笔来，把“代写”两字
改为“拟稿”；又在“鲁迅”下加“当时在病中，他”六个字，以说明由他“拟稿”
的原因；在最后一句中加“在定稿时”四个字，说明文章是鲁迅自己的。尽管冯雪
峰费尽苦心做了这些改动，但基调并未改变，以致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将它完
全抛弃而重新拟稿了。
　　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
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
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清除他的流毒，文艺界、
鲁迅研究界，甚至文科教学方面，整整做了近十年的文章。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等为30年代所作的全部文章，在“文革”中，在
“四人帮”统治下，完全反过来写了。众所周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当时，
冯雪峰也为他们打抱不平，曾愤激地说过：“‘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
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
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排除了各方面的
干扰，扳正了出自不同目的的歪曲，以科学的态度，忠实地描绘了历史，对50年代
和60年代的两极端作出了严正评判。由于这条注，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
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历史，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
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
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
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
“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
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
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
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大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
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
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
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
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条注，除了上面所述的考虑之外，还考虑到该注涉及
的问题，都是1957年批斗冯雪峰的主要问题，也是令冯雪峰“震动”、“茫然”，
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
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
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
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
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
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
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
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
六〇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
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
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
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弢，还有许多与冯雪峰晚年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到，
“文革”中有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和鲁迅研究者向冯雪峰了解情况时，无不先行数落
一番周扬、夏衍，说些冯如何正确的好话。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很不高兴，总是
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周扬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犯了错误！”有人还为他抱
不平，说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
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
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弢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中也
曾提及，周扬向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听我的儿子讲，雪峰同志没有把30年代左
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
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
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
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
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
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
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
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
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
《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
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
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
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
“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
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
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
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
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
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
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
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
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
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
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
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
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
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
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
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
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
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
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
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
“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
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
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
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
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
“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
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
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
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
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
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
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
见了你（指冯雪峰）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
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
‘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
‘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件事，到了1991年，“记忆力一直不错”的夏
衍，却把它描述成这样了：“冯雪峰来了以后，带着毛主席给章乃器几个人的信找
他。我去找他的时候，章乃器讲：你们中央有人来了，跟我联系了，今后不要来找
我了。章乃器又讲道，冯雪峰说了，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1957年，“轻则
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两句话是夏衍从他们“领导的外围人士”那里听来的，不
是章乃器直接向夏衍讲的；可是到了1991年，却变成了章乃器面对面地向夏衍讲的
了。是不是因为1957年章乃器还健在，不好瞎说，而到了1991年，章乃器早作古了，
已死无对证了？！
　　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又冒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夏衍在该文中
说，1943年6月初，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见周总理时，“总理批评他几
点……第三件事情是他（指冯雪峰）删改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是多么
胆大妄为的事啊。夏衍说，总理批评冯雪峰时，“还有徐冰、冯乃超也在”，意谓
有“人证”；还说，“我有笔记”，意谓有“物证”。人证物证俱在，是不好怀疑
的了。可是这事还是很玄乎。证人已成古人，死无对证，只能取信于“笔记”那物
证了，可这物证尚未公布。读者不免要产生疑窦：
　　一、冯雪峰对烈士的遗文，历来是抱着极其神圣的感情来对待的。前面章节中
我们已经说过，他对待溜秋白、方志敏、应修人、潘漠华等的遗文莫不如此，并为
它们的刊布传世做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感情和心态：
“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白莽作（孩儿塔）序》）他对待《可爱的中国》，当不致那样草率地“删改”吧。

　　二、有关《可爱的中国》原稿的保存情况，冯雪峰在1951年9月为这书影印本所
写的《说明》中已作了详细交代。原稿原由鲁迅妥善保存，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
北到上海时，鲁迅就将它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即向中央汇报，很快就奉中央指示
“在上海设法保存”，便把它“交给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一部分遗稿的朋
友谢澹如先生一起保存”。从这时起，直到1951年，冯雪峰无缘再见到这原稿，即
使他想“删改”也无从下手。而且原稿尚在，有无“删改”，不妨去调阅一下。
　　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稿两篇，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经由谢澹如抄
出，以《方志敏自传》为书名在上海铅印过一次。当时，谢澹如担心兵燹毁灭烈士
遗文，为了使它留传后世，就擅自将它付印了，同时还印了由他保存的瞿秋白的
《乱弹》。这次付印，是否有技术上的改动，不得而知，但即使有改动，当时冯雪
峰在白区身陷囹圄，不可能与闻其事。
　　四、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冯雪峰主持其事。
这个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排印本，的确作了删节。前面删了两千来字，是叙述祥松在
囚室中如何为友人写信，后面删去了照应前面开篇的几百字。被删的文字小说成分
居多，烈士很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这样写的。据王士菁所引冯雪峰1951年10月15
日写给他的信说，作这样的删节，当时完全是按组织程序办的，是“经中央同志看
过，商量之后才如此决定的”，不是擅作主张。夏衍所指的很可能是这一件事。很
显然，如果指的是这件事，在时间上就大有出人。1943年怎能预见到1951年发生的
这件具体事？再说这件事是按组织程序办的，周总理怎能投夏衍之所好来横加指责
呢？
　　夏衍的记忆力也许是不错的，他的确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
如果我们不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他提供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关冯雪峰的资料，
其中不少的可靠程度是颇令人怀疑的，所以他的有关文章一发表，辩正的文章就会
接踵而来。这是否像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有点感情激动”了的缘故？
　　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也还有人在。以致冯雪峰的传记很难写，不断地横生枝节。

　　冯乃超生前向楼适夷说了一个故事：
　　8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座谈会。与会的不少是“左联”
成员、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冯乃超也在座。
　　一位老作家忽然记起了夏衍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引经据典地说：“冯雪
峰在重庆，一直住在叛徒姚蓬子家里，光凭这一点，就说明冯雪峰不是个好东西！”

　　冯乃超应声质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位老作家傻了眼，不得不语塞地承认：“不——知——道。”
　　冯乃超近乎训斥地说：“告诉你，我知道！这是董必武同志的主意，叫我负责
的，我亲自陪他去的，是组织为了保护他。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不知道还要瞎说，
我就要出来说话了！”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元老，与冯雪峰不同宗，不同派。他之所以能挺身而出，仗
义执言，说明他对纠缠文艺界几十年的宗派主义已极端厌恶。看来，文艺界绝大多
数人，包括受害者和曾经加害于人者，都能正确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
现象，都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同志1960年春节向文艺界同志说的“忘掉
过去，咸与更新”，是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
　　　
                                   四

　　在批判冯雪峰的运动中，根据上面的安排，冯雪峰所工作生活过的、群众对他
最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配合作战”，“主战场”安排在中国作协。有关
对他的斗争部署，批判的内容，如何定性，如何办理手续等等，当时该社整风领导
小组（除王任叔未及核实情况外）都不得而知。是人文社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力量吗？
显然不是。当时，该社的职工中，有好几个是20年代的老党员，有活跃于“左联”
时期的“左联”成员，有鲁迅生前的友好，有冯雪峰的老同事。这些干部，有的来
自革命根据地，有的曾斗争在白区。在编辑队伍中，有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
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当然还有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公务员。这些人对冯雪峰的
一生情况，可以充当活证人，可以说这个队伍的力量相当雄厚。然而他们却只能
“配合作战”，只能奉命行事。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通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
的情况时，只是附带提到了冯雪峰的名字，并未给他扣任何帽子。这日早晨，社内
有人听到了广播，来社上班时，就传开了。全社为之哗然，痛哭流涕者有之，捶胸
顿足者有之，呆若木鸡者有之，痛斥传播消息为造谣惑众者有之。可是，当日《人
民日报》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当日上午举行的社内大会还需大家对冯雪峰进行揭
发批判。这样的会在社内共举行了八次。大多数会议是该社领导小组奉命安排的，
有些会议则由文化部派出副部长级干部前来督阵。冯雪峰有时到会，大部分是缺席
“审判”。
　　为了要给“主战场”的作协党组会议提供炮弹，该社奉命每次会都得给上级写
出“情况反映”。从这些“情况反映”中，我们倒可看出冯雪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
象，不妨摘录在此（摘录时，已将人名略去）。当然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
上级的需要而写的，读者自可鉴别。
　　一、大吃一惊以后：
　　8月7日上午大会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吃一惊。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呆
立不语，少数人在早上听到广播，但以为听错。某某到社曾提起此事，同志们斥她
造谣。而在大吃一惊之后，就各有各的反映。
　　1．恍然大悟，不足为奇
　　2．伤心落泪，感叹惋惜
　　有不少同志听到此事后，整个上午安不下心来。有些人甚至伤心落泪，有人感
到冯平日在文艺界威望甚高，如何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实在为他惋惜。但伤心之人
虽不少，却也有几种情况：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
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
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
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
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
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
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
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
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
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
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
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
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
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
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
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
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
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
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
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
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
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
（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
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
“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
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
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
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
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
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
“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
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
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
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
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
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
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
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
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
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
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
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
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
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
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
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
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
“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
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
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
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
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弢有过描述：“……农民气质在
雪峰的性格里也留下某些弱点：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褊急。我曾经和他发
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
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
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而至于
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追忆雪峰》）与雪峰共事多年的楼适夷，也有个类似的评价：“雪峰同志这个
人，的确缺乏询谨儒雅的绅士气，而且他对这种气味非常厌恶，照他农民的倔脾气，
他得罪的同志是不少的。”有关他性格气质方面的优缺点，极为信赖他的鲁迅，早
就指出过，说他是“浙东人的脾气”，“为人太老实，要吃亏的”。前面我们说过，
即使在鲁迅面前，他也不讲长幼尊卑之序，碰到急事时，总是近乎命令式地要鲁迅
这样做，那样做。他对极为信服和尊敬的瞿秋白也是如此。在上海时期，他的文章
可以交给瞿秋白改，而瞿秋白的文章，他也可以径直修改；如斗争需要，他也不奉
守作为下级的本分，为瞿秋白分配任务。对他的上级张闻天，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
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
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
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
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
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
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
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
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
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
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
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
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
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
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
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
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
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
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
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
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
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
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
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
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
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
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
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
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
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
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
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
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
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
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
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
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
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
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
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位作家，原是延安鲁
艺学生，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曾写过《大裤裆的故事》出版。解放后这位作家来
到北京，热心创作，脱离组织单干，在一个中学代课，曾向出版社寄来稿子和书信，
要求冯雪峰帮助出版。冯雪峰叫牛汉去看看他。牛汉去看了，人不在，只在窗外看
到他室内的情况，很清贫，初冬尚未安火炉。冯雪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一
把钱，要牛汉送去。怕他不要，说是“预支稿费”，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指出
寄来的稿子缺乏基础，劝他搞创作不要脱离组织，不然，一事无成。（据牛汉1980
年1月13日谈话记录综述）冯雪峰这样关心体贴别人，一贯如此。在他处于逆境、工
资连降三级的1963年，于初夏某天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迎面步行的吕荧，脸色苍白，
像生病的样子，衣服也未换季，还戴着冬天的皮帽子，裹着风衣。看到此情此景，
他感到心酸，但由于他与吕荧都“有问题”，不便直接联系，就辗转托牛汉到吕荧
家去拜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点钱，过几天我可以送一点给他。你最
好能到他住房里面，瞧瞧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他的自尊心很强，决不向谁诉苦的……”
（牛汉：《以心灵关怀心灵》，载1986年2月8日《文艺报》）
　　冯雪峰扎在人民群众中的根须，是拔不出、斩不断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
在解放后的顺境中是如此，在反右的一片杀伐声中是如此，在反右之后的逆境中也
是如此。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奉命开除他的党籍付诸表决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
过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家开了家庭会议，要他的家属不要因他的遭遇而动摇
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他们振作起来，好好做人、待人，好好学习和工作。

　　从此，他没有怨艾，也毫不卑怯地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主动让出了居住多
年的苏州胡同小院和公家配给他的全部家具，搬入梯子胡同一个狭窄而拥挤的集体
宿舍中，与大家比邻而住。在社内，则作为一名普通编辑，自1958年至“文革”前
的几年中，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
《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的选编和校订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那种
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至今仍被传颂着。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
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
统观其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他一
册薄薄的选集，是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
列入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
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
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
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
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
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
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
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
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
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
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
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
命不能写，便将原稿毁了。经请示领导批准，便着手从事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
小说《小天堂》。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并经周扬同意，去广西等地作了实地
调查。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练习写旧诗。
　　由于他各方面的表现不错，社内同志不仅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反而十分尊
敬他，爱护他。1961年春，出版社党组织为他上报了有关材料，1961年11月，《人
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他高兴，社内群众也高兴，个别对他曾保持距离的人也亲近了。他第一件事是
去找组织要求重新入党，这为领导出了一道难题，大家傻了眼，但为了不伤害他，
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韦君宜：《纪念
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也许是太单纯了，没有想到他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可在某些人那里，
仍属于“另册”中的人，这事没少为难基层领导。他不断地提出重新人党的要求，
却不断地使受理人伤心。
　　1965年，他又使基层领导为难了一次。这年，社里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四清”。
冯雪峰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有胃病，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是不应去的，但
他一定坚持要去，带队的韦君宜无奈，只好让他化名冯诚之跟着大家去了。由于他
的工作表现特别好，地方干部一定要评选他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韦君直反
复做工作，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底细，不管怎么说，还是将他选上了。为此，韦君宜
在“文革”中被加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
　　1976年贝月30日，冯雪峰由于肺癌晚期，又患肺炎并发症，导致心力衰竭，经
抢救无效，于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上午十一点逝世。弥留之际，他的家属
代他又一次表示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
友好，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
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草草地、默默
地开了一个追悼会。好在上面没派人来监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
的超过二百人，其中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楚图南、杨东药、曹靖华、
冯乃超、李一氓、陈其通等。出版社的同志，由于受上级控制“规模”的限制，要
去的不少人都被劝阻了。
　　1979年2月，在冯雪峰逝世后三年，由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人民
文学出版社同国家出版局党委联合上报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上报之前，社内召开过会议，会上念了1957年划他为右派的结论，以及为改正所作
的调查核实报告。与冯雪峰共事过的人，其高兴心情自不要说了，都说这个错案早
就应该平反。一些不曾与冯雪峰共事过的新来的年轻人，当听到原右派定案材料时，
不少人哈哈大笑，笑当时作协那些笔杆子的拙劣，“怎么编造得那样漏洞百出！”

　　这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生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错案得到了改正。特
别是他回到了党内，尽管这时他已作古，只能欣慰于九泉了。
　　由于社内同志和社会各界的要求，1979年门月17日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
因为第一次不准有声音、又限制规模的追悼会，实在不像样，人们无法寄托哀思，
这次补开的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操办。追悼会原定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
墓礼堂开，因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不少外地代表提出，他们必须在会议结束时参加这
个会；至于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时间、这
一地点，都被中国作协占住了，他们要为周立波等补开追悼会，冯雪峰的追悼会不
得不让路，改在文代会散会后第三天开，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西苑饭店礼堂开。
为此，主持人和社内的职工都很担心，一是怕会议代表走光了，冷清；一是怕饭店
礼堂起坐出进，弄得椅了乱响，影响了气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外地的不少
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
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
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
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
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
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
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
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
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
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
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
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
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
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
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流泪，特别是他那些上饶集中营
的难友们，悲痛更甚。这些人的悲痛和眼泪，有的是因死者的遗爱、遗德而发，有
的却由于悲愤而发。冯雪峰的为人，诚如《悼词》所说，他“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
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
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至于他的事迹，《悼词》虽然由于个别人的反对，在
某些提法上，作了让步和妥协，但仍然洗刷掉了某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秽，肯定了
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20年代，就“对党所领导的革
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代，“他作为‘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团
结大批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
勇顽强的斗争”。他“既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
“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在维护并捍卫……鲁
迅的光辉旗帜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和长征中，“在周恩来同志
直接领导下”的白区工作中，“在党的路线斗争和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他在
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
高贵品质”……至于他一生如何正确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英勇地反对机械论、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以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
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那时是不便提的。
　　这一《悼词》是并非完全的盖棺论定，并非像夏衍所说，是“人死了，说几句
好话可以”的例行套话或溢美之词。当时远处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花
了三天时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以理论家深途的眼光，在拍来的唁电中，对冯雪
峰的一生作出了类似《悼词》的评价。他称“冯雪峰是20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
民诗人；20年代末鲁迅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践道路
的学习者和力所能及的保卫者，并继李大创、陈独秀之后成为党和鲁迅之间多年的
诚实的联系者；左联时期鲁迅战斗实践的协力者——与群众和战友同艰共险的无私
的组织者、启蒙的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苏联文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努
力介绍者、对敌友我界限慎重区别的共产党员战斗者，鲁迅和霍秋白的战斗友谊的
结合者及其联合斗争的参加者；在艰险卓绝的红军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中对毛泽
东思想的景仰者、学习者，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优势的参加者、坚持者，在鲁迅逝
世前使鲁迅精神汇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必然道路的开辟者，在民族危机和组织危机
的内外复杂条件下对政治上的毛泽东道路和文化、文学上的鲁迅方向的力所能及的
坚持者；抗战前期对国民党招贤礼遇的鄙弃者，在反动派集中营的残酷压迫和艰苦
生活中不畏不屈不苟的共产主义模范革命者；抗战后期到解放前的沉闷处境中对社
会文化的日常性斗争形态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劳动者，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
的创作者；解放后在文艺领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复杂斗争和严重压迫下，
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勉力探求的苦斗者和牺牲者……半个多世
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

　　胡风的唁电曾两易其稿，分两次寄达，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的，也许同
样难为某些人所接受。但对一个人的逝世，各界著名人物如此伤心、落泪、愤激抒
怀、深沉思索，却是历史将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先兆。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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