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陈企霞

                                 陈恭怀
　　　
                             一、可怕的一幕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
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经济复苏，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迅速提高，中
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
　　但是建国后的文艺界却并不平静。《文艺报》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从它创办伊始，就经历了不少磨难，成为政治运动中最为敏感和最不平静的是非之
地。
　　如果说，早期的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对《文艺报》的冲击还
不算大的话，那么到50年代中期，《文艺报》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劫难逃了。

　　父亲陈企霞作为《文艺报》日常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并不怎么顺利，
对《文艺报》和他个人的批评直到后来的批判斗争，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步步升级
的。我作为他的长子，一个刚刚晓事的少年人，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种气氛的不
寻常。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那么正直、肯干，工作起来一切都不顾，没日没夜，不知
疲倦。对同志，对下级，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但也极为关心。工作上不徇私情，
自己却从不争名争利。他担负《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重责，编辑部的同志们对他
敬畏，却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因为他对下属没有官僚架子，而且从不谋取私利。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记得我正放假在家。有一次我走过楼下的会议室门口，看
到父亲正在主持机关里批斗“老虎”的大会。所谓“老虎”是当时指贪污几百万元
（旧币，实际上只相当现在人民币几百元）以上的干部。那时父亲是机关行政上的
负责人，经常主持这类会议。会场上群情激奋，挨整的人急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
直冒冷汗也说不清问题。父亲一挥手，大家马上安静下来。只听他说道：“大家不
要激动，让他慢慢想一想，把问题交代解释清楚。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有政策的。
只要讲清楚，是可以酌情处理的。”
　　我真佩服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和把握全局的气度。据我当时的印象，犯错误的同
志愿意找他交代问题，因为他通情达理，从不乱扣帽子乱整人。
　　但曾几何时，父亲的工作似乎出了问题：他比过去更忙了，开会、写东西，脾
气却坏得吓人。他在家里从不和母亲及我们说起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也无从知
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段时间，他开会回来总带回很多材料。过去这类文件他
看完后总要整理好，放得整整齐齐。现在看完了有时就随意丢在沙发上，写字台上。
我偶尔看到，原来尽是些会议的简报，上面不少都是批判揭露他的问题的。出于好
奇，我紧张地翻翻，虽然不懂什么，但看到什么“匿名信”、“抗拒领导”、“独
立王国”等等字句，也实在吃惊不小。我不敢问他，怕他发火，心里却为他捏了把
汗，时时担惊受怕。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困扰了几十年。过去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罪名
太大，又是毛主席亲自批下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作为受害者
的家属，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总以为父亲确实有不小的错误。
　　所谓丁、陈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肃反运动中。开始是追查一封向中
央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央反映问题，从方式方法上
说并不一定对，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党章中的民主渠道不那么畅通，有些问题
反映不到中央，所以有人才用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当时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根
本不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不仅不从自己的角度
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反而在追查它的作者方面大做文章，急欲用
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反映问题的人处理整肃，杀一儆百。应该坦率地承认，父亲在
“匿名信”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信虽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
供的。他的意图很显然：过去对《文艺报》处理不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
　　作协党组为此前后召集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约七十人参加，最后向中央写
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
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
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思想。


　　帽子大得吓人，但在这吓人的罪名之下，又有多少事实呢？父亲在1956年5月曾
写了一份呈递给中宣部的《陈述书》，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份关于了、陈的报告是1955年9月30日递交给中宣部的，但实际上早在一个半
月前，他们就已经给父亲定论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8月初回到北京，据说是周扬同志
用电报招回来的。回京之后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
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而在家休息。
　　父亲前几天接连参加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刚得空在家休息。他在卫生
间里洗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
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
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每天回来总是又累又气，寝食不安，
人明显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
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就
要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
话题。
　　那天父亲没有去开会，情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躁不安。我们感到气氛比平常
宽松，心情也稍稍愉快了些。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
大家精神也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唱走
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起来。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
父亲，今天也没有训斥我们。只听得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
事，过去经常来我们家。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来可不是这个样
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们见客人一进门，就
关上了收音机，我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
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
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
“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
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预感到什么不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
了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
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
　　母亲去拿衣服，康濯拿着一串钥匙，我一看就认出是父亲的，怎么会在他手里，
我心里直纳闷。他来到父亲的写字台前，打开抽屉开始翻找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爸爸不在，他怎么可以随便翻爸爸的东西？就没有好气地问：
“你干吗翻爸爸的抽屉，爸爸说谁也不能不经过允许就乱翻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

　　康濯愣了一下，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哄我：“你爸爸让我替他拿件东西。”说
着，又埋头翻找起来。
　　母亲拿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交给康灌，他匆匆地走了。母亲和我心里都很紧张，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说，康濯说对父亲隔离审查，是组织上的决定，
她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了。过了很久，一次偶然的场合，我们才从父亲
口里听到当时他被康濯等人带走的情景：
　　那天，他们出了门，走到楼梯拐角处，早有两个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作协的
张僖同志，另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有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
卿的签字，陌生人要父亲在逮捕证上签字。
　　父亲当即向康濯和张僖同志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向你们
郑重地提出三点声明，请你们向作协党组汇报：第一，这种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
全把矛盾的范围搞乱了；第二，我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到时候，你们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尤其是你，康濯同志，作为一个作家，要好
好地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第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
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尽管我个人不同意，也只能勉强就捕。”
　　康濯把父亲的衣服带走后不久，作协的人事科长敲门进来，要母亲把父亲的一
支左轮手枪交给她带走。母亲不敢怠慢，急忙用钥匙打开抽屉，可在抽屉里找了半
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抱歉地对她说：“这样吧，您先同去，我再好好找找，
找到后马上叫延安给您送去。”
　　科长才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手枪，原来她紧张得什么都
忘了。她急忙用报纸把手枪、子弹和持枪证都包好，叫我送去。
　　这枝手枪我很熟悉，是父亲刚进北平在文管会工作时，为了自卫的需要，上级
发给他的。那时他平常用一块红绸子包着它，还有六颗亮晶晶的小子弹。父亲很爱
护它，有时还拿出来擦擦，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几年北京社会秩序安定后，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了。和手枪一起的，还有一张持枪证，我也见过。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
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的人，忽然有一天被逮捕隔离了，人们都
说他是胡风分子。父亲会不会和胡风有关系呢？不会，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有见
过胡风，他从来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的熟人里，也似乎没有人提到过他……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原来是作协的公务员康书太，他让我们给父亲准备早饭，
要带什么东西也可以交给他。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没有被带走，还在作协机关大院的
某一个地方被关着。但是，昨天晚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拿饭？是他吃不下不想吃，
还是……母亲准备好早饭，又让康书大把洗漱用具给父亲带去。因为他一趟拿不了，
母亲征得他同意，让我一起帮他送去。
　　我随着康书太下楼，穿过两个院子，一直到机关大门口的西边，原来父亲被关
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也从未到过大院的这个角落。后来听父
亲说，当初他们为文联文协接管这个大院时，这里就住着一户人家，十口人挤在一
间房子里，他们没有工作，也无处可去，只好让他们留在这里。直到现在作协要关
父亲了，才把他们弄走。
　　这里有两间屋子，东边较大的那间原来是那十口之家挤住的，现在由看管父亲
的两个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住着。西边小的那间可能原来是那家人的厨房，不足六
平方米，墙壁都被烟熏黑了，显得又昏暗又狭窄，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
两斗桌和一把椅子，父亲就被关在这里。父亲看见我，只轻声说了句：“你来了”，
就不再说什么。我心里很难过，眼里噙满泪水，不知说什么好，只把东西放在桌子
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这以后，父亲要什么东西，就请小刘或康书太到家里来拿，有时也让我给他送
去。
　　我们一直很奇怪，既然有正式的逮捕证，为什么父亲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呢？
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肃反时毛主席好像有过指示，党员干部涉嫌反革命案时，一般
不抓，不送监狱。至于那张逮捕证究竟是怎么搞来的？经过什么手续？有什么依据？
有关人员不说，大概也永远无从知道了。但作协党组后来明确告诉父亲，这叫做隔
离反省，不叫逮捕。
　　　
                             二、割不断的情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我的外婆从上海来探亲，正住在我们家里。她已年近七十，
没有文化，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悲惨的一幕，既担心害怕，又莫名其妙。母亲无法和
她解释清楚，只能陪着她流眼泪。外婆整天伤心地说：“阿四（父亲排行老四，外
婆叫他阿四）性格那么倔强，他真会刮刮地颠死（江浙土话，意思是活龙活现的一
条鱼，一离开水必定会急得乱蹦乱跳而死）。”
　　她为了使父亲不至于把身体搞坏，不顾自己年迈，每天清晨都徒步到东单菜场
买些螃蟹、鱼虾之类回来，烧好后叫我给父亲送去。但她却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女
婿。时间一长，由于担惊受怕，忧伤过度，身体、精神越来越不行。母亲怕她生病，
劝她先回上海去。外婆伤心地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回到上海后不知道今生今世还
能不能再见到阿四，你和上面说说，让我在临走之前再和阿四见上一面吧。
　　母亲向作协党组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允许老人再和女婿见一面。不料他们研
究后，竟然拒绝了老人的这一请求。我们既不理解，又很气愤，即使父亲真的犯了
罪关在监狱里，也应该允许家人探视或送饭啊！外婆年近七十，想再见女婿一面也
是人之常情，怎么能这样无情地加以拒绝呢？但这理当时又能向谁去讲呢？
　　母亲无法可想，只好把外婆送回上海。到车站时，外婆临上车再三再四对母亲
和我说，见到阿四，好好劝劝他，让他想开些，保养好身体。说着说着，她喉咙早
已像噎住了什么，哽咽着，泣不成声了。
　　外婆回到上海后，满腹的话憋在心里，也无法同自己的子女们说，不久就生了
一场大病。母亲伯父亲知道后气愤伤心，一直不敢把这事告诉他。
　　不久，作协通知我们搬家。照情理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人都隔离反省了，怎
么还能继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呢？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
的问题还没有最后搞清楚，家里只剩下带着不满周岁小女儿的母亲和我们几个未成
年的兄弟姐妹，就要被扫地出门，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好在作协有两个同情我们的公务员，帮助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贡院西街1号。
这里只有一幢楼，楼上是《文艺学习》编辑部，楼下是《译文》（即《世界文学》
的前身）编辑部。我们只分到一间住房。刚搬进去时，我们的生活真狼狈极了。母
亲成天为父亲的事情干着急没办法，作协也不准她去探视。小妹妹陈幼京不满周岁，
还在吃奶。母亲产假已满，不得不去上班，弟妹们都住校或住在幼儿园里。我白天
也要上学，平时家里没人。父亲被隔离后，母亲把保姆辞退了，她在灯市口合作总
社幼儿园工作，要上班，还要给孩子喂奶。因为父亲的事当时还没有公开，对外面，
甚至对自己的单位也不能说。母亲心里苦闷极了，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单位和家里
两面跑，想在外人面前做出家庭生活很正常的样子。
　　有一次，我惹了一个大祸，母亲才觉得这样两头跑的生活不是办法，只好带着
小幼京住到灯市口幼儿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母亲上街买菜，弟妹们也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去玩了，
家中只留下我照看小妹妹。她躺在一个大竹网编的摇篮里，摇篮的两头用绳子分别
吊在这边的门上和对面的窗子上。母亲买菜好久没有回来，小妹妹大概饿了，突然
号啕大哭起来，我摇着摇篮想使她安静下来，但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摇，
怎么哄，她就是哭个不停，而且越哭越厉害。我着急起来，只好拼命推摇篮，摇篮
越摇越高，突然，“啪”的一声，一边的绳子断了，摇篮连同躺在里面的小妹妹很
重地摔在地上，哭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屋里院里静得出奇，静得可怕（星期天，两
个编辑部都无人上班）。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小妹妹被我摔死了，幸好这时
母亲推门进来，一抱起小幼京，她突然“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这才使我心中的
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原来这突然的一摔，小妹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骤然吓傻吓呆，
哭不出声来了。
　　母亲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想想她几次向作协领导要求见父亲，他们也不同意，
干脆和两个公务员说好，让他们到食堂给父亲打饭。她自己带着我的几个弟妹都搬
到幼儿园去住。平常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也去幼儿园和他们团聚。
　　一天半夜，幼儿园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值班阿姨叫起了睡在隔
壁的母亲，想不到是父亲打来的。他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趁着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
入睡后，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他说他由于偷跑出来精神紧张，
开始怎么也想不起幼儿园的电话号码了。母亲听到半夜父亲来电话，本来就吓了一
跳，夜深人静，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响，她真担心让别人听到，就急忙问什么事。父
亲很气愤地说，你现在倒好，带着孩子们都到幼儿园去住，把我一个人撂到这里不
管了。母亲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管法，作协什么情况也不告诉我，也不准我去
看你。我去问他们，他们总是爱理不理。我不能不上班，还要给幼京喂奶，来回跑
来跑去太不方便。我就是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你倒说说看，究竟要我怎么帮助你？
父亲说，你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我被隔离抱什么态度？否则我一个人
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母亲有些犹豫，不敢应允。父亲要她一定去一趟，她只好勉
强答应了。
　　星期天，幼儿园放假，母亲让我带好弟妹们，自己到多福巷去找丁玲同志。她
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
志，看她能不能见你。
　　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
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
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
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反映，帮帮忙，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
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
能去找组织。母亲听这口气，觉得实在无法可想，旁边有人监视，也不好多说，只
好匆匆告辞。
　　母亲回来后，想把去丁玲那儿的情况告诉父亲，冯雪峰那里她没有地址，去了
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她盼父亲来电话，但总盼不来。她实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系。
她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把去丁玲那里的情况和家里的
生活情形写成一张张很小的字条，也告诉他千万别在夜间跑出来打电话，免得出事
麻烦。
　　她把小字条分别包在糖果纸里，用铁罐装好，再拿些日用衣物，请两个公务员
带给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写了张条子让公务员带来，说糖果很好吃，以后可以多
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协的负责同志，不管是康濯、张僖，还是阮章竞，只要去
找父亲，父亲都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即使是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
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让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
后来作协只好勉强同意家属去探望。
　　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
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
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
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
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
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
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
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
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
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
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
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
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
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
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
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
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
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
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
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
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
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
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
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
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
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
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
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
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
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
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
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
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
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
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
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
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
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
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
右派斗争）正在等待着父亲，使他的政治命运沉落到苦难的谷底，这是后话了。

                              三、艰难时日

　　作协通知我们搬家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
搬就搬吧。
　　我知道他过去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什么，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冷淡态度仍旧使
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大学者看到一个乡下人，背上
背着一只很漂亮的瓷器花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花瓶从背上滚到地上摔得粉碎，
那人竟连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了。那大学者追上去问他，知不知道背上的花瓶掉
在地上摔碎了，为什么头也不回一下，难道他不觉得可惜吗？那人说，摔都摔破了，
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那学者不由得赞叹道：此真乃大丈夫也。
　　父亲是不是也觉得房子这类事，如同其他个人利益一样，多争无益也无用，不
必过多为之白白烦恼呢？
　　他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
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无边框的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
畏。但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时，碰到心情愉快，也还是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
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
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人迷的小听
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带我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
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
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
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之后，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
瘦了，再加上不戴眼镜时，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
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
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
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
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
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
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沐浴着党的温暖的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
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
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
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
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也一再叮嘱我凡事
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
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
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某某就
从后面追上米，一把拽住我，很得怠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
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同学们一片哄笑。
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
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
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
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
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但也只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地
回家。奇怪，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我心里直纳闷。回家后我也不
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过了几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
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公务员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
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
声叫嚷：“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
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
会这样。现在想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神经怎么
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到头来反而
成了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
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
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
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
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
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转眼就要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弟妹们也都回家了。母亲心境不好，小妹妹
常常哭闹，搅得大家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今年春节究竟怎么度过，我连想也不敢想。
可就在过年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他对我说：“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他
们越不叫咱们过个好年，咱们就越不能伤心。你向妈妈要些钱，买些好的鞭炮、礼
花，全家到我这里来好好过个年。”
　　除夕之夜，妈妈果然买了不少好吃的，她把弟弟妹妹们也都带来了。我们全家
七口人就挤在父亲被隔离的小屋里，用取暖的煤炉烧了几个菜。父亲似乎很高兴，
喝了些酒，话也多起来。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旧时过年的种种习俗。我望
着他毛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我默默地想，如果
他是自由的，今年家中一定会来不少亲朋，他一定更开心、更精神，也会讲更多有
趣的故事。
　　年夜饭吃完，父亲让我拿出买来的鞭炮、礼花，大家一起来到屋前的小院子里，
连看守父亲的公务员康书太、小刘也高兴地看我们放炮。大弟弟万全放了几个二踢
脚，“砰——啪”，几声爆竹一响，立刻给寂静的小院子里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
父亲用香烟点燃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满院子都炸开了，弟妹们又是拍手又
是笑，快活极了。随后父亲开始燃放礼花，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泥菩萨礼花，点燃之
后，“嗞”的一声，一串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火线火点飞上天去，煞是耀眼好看，
连住在附近的萧殷一家也出来看了。火光中我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可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眼镜后面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内中透露出的不可言状的苦楚，深深地印
入我的脑海。
　　这个苦中作乐的年，过得很愉快，多少冲走了些当时不幸的气氛，所以时过多
年，我还时时想起它。
　　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带弟妹回灯
市口上班，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清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
人去作协卫生室看病，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
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他的痛苦。
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极力用手按
着肚子，这样稍微好忍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
气。谁想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老师告诉我，母亲去合作总社听报告去
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替我着急，就一个人忍着痛再向第四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谁
也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
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对
医生说：“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
来，电话是5局1225。”
　　大约四五点钟，作协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卫生室的女护士，我认识，另一个男
同志我没见过。他们代表父亲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护士阿姨劝我不要害怕，说
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快就会好的。我心里一热，几乎淌下泪来，自从父亲被隔离后，
我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的时
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持续了
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好刀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
了。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
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小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从
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
道理。十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就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
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签字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真有些太叫人
伤心了。还好，解放初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宽慰了残酷的
政治斗争带给下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
　　　
                              四、风浪又起

　　暮春时节，天气渐暖。对父亲的隔离开始放宽了，我们全家都可以去探望他，
五叔也去看过他一次，虽然引出一些麻烦，但很快也就平息了。1956年5月22日，作
协终于宣布对父亲解除隔离。这一天母亲和我第一次在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吃了一顿
开心的饭。他从小屋子搬进了对面的大房间，看守他的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也搬走
了。我们在贡院西街的家，房子太小太挤，父亲就暂时不搬过去，住在这间大房子
里了。
　　父亲很高兴，把留了近一年的头发和胡子都理掉了，他又恢复了过去年轻而有
朝气的样子，那年他毕竟只有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不用说，我们都
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吃着饭，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小刘进来，交给父亲一封信，信封上面写着
“陈企霞理事收”。
　　“现在他们又承认我是理事了，这些不讲理的家伙。”父亲说着，不禁动了感
情，泪水夺眶而出，一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略带着哭腔。
　　看来这桩解放后有名的冤案总算可以了结了。可是谁又能料想到，从1956年6月
到第二年6月的一年时间，只不过是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个政治风暴之间的短暂
间歇而已。话虽如此，这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总算暂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作协重新为
我们调整了住房，虽然未能搬回东总布胡同22号原来的房子去，却也把贡院西街1号
楼上的一整套房子都分配给了我们，少说也有三五间。我们的心情舒畅多了。
　　父亲回来以后，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他祝贺，有送花的，也有来电话慰问的，
家里充满了欣喜的气氛。
　　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磨难，思想也开始成熟多了。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欢快
的情绪也感染鼓励着我。这一年暑假，我正值初中毕业要考高中，因为精神负担没
有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之中，暑假后考取了北京五中。开学后，我高高
兴兴地进入新的学习阶段。
　　可叫人捉摸不透的是，父亲恢复自由后，一连好几个月也没有重新安排工作。
《文艺报》自他离职后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再回去似乎也没有可
能。他会被安排一个什么新岗位呢？一直拖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消息。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然是这一事件的局外人，当时对于作协上层、中
宣部乃至更高层次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事过三十多年后，我才从《新文学史料》
1989年第3期上，看到当时参与丁、陈事件处理的李之琏同志（1955—1957年他在中
宣部任机关党委书记时，是这一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写的一篇《不该发生的故事》，
从而简略地了解了当时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点轮廓。
　　原来，在1956年春夏之交，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
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并吸
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调查
研究工作。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父亲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
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李之琏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
谈话后父亲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各有关同志（即《陈述书》）。
　　根据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
不存在的。
　　既然立案的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党内“有错必纠”的原则就应该做好纠偏平反
工作。但是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人们在对事物不断地加深了解中，观念有了变化，同情心转到了受迫害
者一方。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
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
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
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
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
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
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意接受大家的
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岂料休会期间，整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风运动由向党提意见，转
向为党内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这一来作协党组的高层领
导由被动一下子转为主动，周扬趁机推翻了他本已同意的调查小组的结论，同时加
紧搜集丁、陈的“罪证”。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25日宣布“复会”。
　　这些就是从1956年5月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内部斗争的
简单情况。而我们作为他的家属所感受到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情况又发
生了变化。父亲又开始忙于开会，有时晚上也要去。每当他开会回来，总显得精神
疲惫。慢慢地我逐渐发现，他的脾气又变坏了，经常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和
母亲吵架。
　　我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从来就不向我们透露，据母亲说，他在
作协又挨整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从整风转入反右的开始时期。
　　这段时间，父亲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空气宽松些时，会议少一些，他
回来后情绪就好些。空气紧张时，大会小会不断，白天晚上连续挨整，他的情绪就
极坏。
　　1956年到1958年，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
重大事件。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
个世界；紧接着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大批工人罢工并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
由；此后，匈牙利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导致苏联派兵镇压。
　　国内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决定在文艺、
科学事业中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不到半年，却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1956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事态却深深地影响着我。
特别是父亲的问题几上几下，一直没有最后结果。他的情绪、他的命运直接牵动着
我。
　　我深深地记得那一段不幸的日子，连日来车轮式的会议和围攻搞得父亲精疲力
尽，情绪极为低劣。看来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对他越来越不利。作协党组的负责人，
改变了道歉的前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们把父亲和丁玲依照党章进行的
正当申诉诬蔑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结果，
平反道歉言犹在耳，却又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处分。同时，在他们看来，1955年整父
亲的那些材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了，况且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已
作了否定。作协负责人一方面在大会小会上动员很多人对父亲步步紧逼，迫使他承
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另一方面在背后会下广泛出击，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罪证”，
然后无限上纲，用大得吓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
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
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
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
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
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
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
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
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
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
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
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
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
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
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
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
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
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
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
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
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
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
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
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
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
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
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
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
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
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
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
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
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
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
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
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
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
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
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
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
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
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
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
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
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
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
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
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
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
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
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
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
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
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
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
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
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
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
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
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
“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
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
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
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
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其中甚至有几个在反右斗争后期刚刚分配来
的编辑，在运动后期也被一网打尽。《文艺报》改组后，原来的编辑们被强行遣散，
不少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劳动或失业在家，处境极为悲惨。
　　不仅如此，连中宣部派出调查丁、陈问题工作小组的李之琏、黎辛等同志，也
以包庇和充当右派保护人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随之而来的就是在
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
派，或定为反党，或作为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见《新文学史料》
1989年第3期第137页）。
　　我五叔陈适五和五婶林宁，一直在国外，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
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年底，五叔奉
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的战友不幸的不
平，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快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
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
反右斗争一来，五叔竟被不明不白地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送往河北省滦县柏各庄
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
不知情，才总算没有被牵连进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
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
见，那好，把你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
见，如获至宝，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非要合作总社对母亲作出处
理不可。合作总社在作协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
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往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
“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的所在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
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我六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些生活上的往来。六叔那时在《教师报》
工作，六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
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后来，六叔
的命运非常悲惨，他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至于父亲的同事、学生，被牵连的就更多了。我记得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
有一个李兴华叔叔，是父亲的学生，原来在部队受过表扬立过功，是个英雄模范。
调到《文艺学习》后，平时勤奋工作，少言寡语，很受同事们的器重。只因为在处
理“丁、陈事件”时，作协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态，他不愿昧着良心
乱说，在轮到他表态前几分钟，他以上厕所为借口避开了。结果他也被开除党籍，
划为右派，下放宁夏。在遭受迫害摧残二十年之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8年刚
刚平反没多久，就患上不治之症去世，当时才刚刚五十出头……
　　　
                              六、告别北京

　　处理决定下来之后，父亲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便开始彻底
清理自己的东西。家中本来也没有什么家具，过去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转移，除了
被褥衣物和一些必用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解放进城以后，日用家具
都是从机关里借用的，要清理也不费事，只需还给机关总务部门就行了。惟一需要
处理的，就是父亲身边的一千多本书刊。父亲打算除少量必用的之外，一律卖掉。
我央求他说，书别卖了，以后总有用的。父亲黯然神伤地说，不卖掉怎么办？我们
在这里住不长了，以后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书怎么带得走？不带走又能
放到哪里去呢？
　　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
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
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
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
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
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
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
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
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
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
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
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
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
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
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
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
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
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
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
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
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
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
“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
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
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
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
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
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
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
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
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
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
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
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
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
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
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
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
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
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
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
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
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
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
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
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
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
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
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
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
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
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
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
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
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
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
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
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
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
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
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
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
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
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
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
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
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
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
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
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
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
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
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
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
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
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
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
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
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
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
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
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
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
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
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
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
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
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
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
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
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
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
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
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
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
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
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
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
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
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
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
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
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
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
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
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
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
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
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
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
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
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
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
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
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
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
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
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
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
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
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
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
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
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
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
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
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
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
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
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
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
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
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
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
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
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
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
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
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
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
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
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
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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