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
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
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
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
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
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
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
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
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
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
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
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
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
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
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
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
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
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
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
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
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
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
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
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
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
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
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
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
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
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
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
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
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
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
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
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
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
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
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
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
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
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
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
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
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
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
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
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
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
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
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
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
“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
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
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
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
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
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
残疾的诗人洪遒、话剧导演肖崎、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
“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
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后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
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
出版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
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
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
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
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
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
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
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
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
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
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
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
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
风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
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
化人来做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
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
在他家做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
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
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
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凤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
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
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
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
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
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
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
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
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
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
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
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
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
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
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
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
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
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
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
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做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们统
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
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
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团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
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
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们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
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
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
‘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
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
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
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
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
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
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
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
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
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
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薿。

　　张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
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
素，短短的头发，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
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薿，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
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
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
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
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
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
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薿
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
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
像，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
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
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
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啦，黑夜里开枪，
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
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
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曲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
料奇未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
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
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
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
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
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
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
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
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
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
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
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
敌人”的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
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
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
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他的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
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
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
难，还是被掀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
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
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
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
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鍬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
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
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
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
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薿。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
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清罪。他们的家被抄了，
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
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
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让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
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
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薿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
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
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
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薿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
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二十三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
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
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
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
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
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
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
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
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
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
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
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
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
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
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
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
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
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
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
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
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
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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