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
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
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魁力在哪里， 所以，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
“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
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
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
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
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
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
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
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
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
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魁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
着我们一生。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
建在了5800米。我们正在5800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
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
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
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
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
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
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
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
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
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
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
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已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
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
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
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
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
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
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
来“哧，哧，哧’地割。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
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
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
在雪里埋了8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
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
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
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
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
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
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
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
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
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
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
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
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
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
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米。日
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
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
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
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
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
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岁
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
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
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
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
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
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
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
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
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
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
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
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
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
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