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
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
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
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
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
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
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
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
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
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
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
好的诠释。

    1984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
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
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
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
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
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
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
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
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
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
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
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
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
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
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
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
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
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
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
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
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
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
的高峰。

    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
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
山精神。从我国80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
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
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
1980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
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
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
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
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
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
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
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
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
关系的事情。”

    1982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
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
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
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
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
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
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
代友好下去。”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
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
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
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
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
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
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
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
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
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
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
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
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
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
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
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