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季节。***广场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正在等待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登
上城楼，下面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领导人中还有一位颇引人注目，他就是自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因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高校而受
到点名批判的刘少奇。他虽被批判了，但职务还没有立即撤销，还是国家主席。也位于
领导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刘少奇站在一侧，不禁恶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报矛头就
是直指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虽被批了，但还是没有倒，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气恼了。怎
么办，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会放过自己吗？正当内心惟虑不安的时候，也在楼
上参加检阅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由此而灵机一动。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来水笔，写下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查查各单
位、各部门的叛徒。然后将条子交给南开红卫兵代表，并鼓动地说：“你们立功的机会
到了。”
    一场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获得圣旨，既感到高兴和自豪，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狂热情
绪迅速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组成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
斗队”。为了便于搜查档案资料，他们又连忙赶印康生的指示，发给战斗队的每一个成
员。他们拿着康生的“尚方宝剑”到处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把保密
制度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久康生就亲自出马，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布置，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
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果不负康生所望，“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很快就呈了上来，而且还挖出了许
多意想不到的“叛徒集团”。可是康生感到失望的是他最需要的刘少奇“被捕叛变”的
材料却一无所获。
    所谓的“六十一人集团”是指1936年春被党中央从北平草岗子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六
十一位同志。当时，日本将要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平津形势危在旦夕，这时刘少奇向中
央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狱中传出的
消息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的“反共启事”捺手印就可以释放。抗日形势紧迫，急需大
量的干部，而这些同志出来后可以做许多工作。刘少奇的报告是经过北方局讨论过的。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到报告后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
以批准。
    北方局接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开始营救活动。
    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负责指挥。徐冰得到任务后立即找同狱中的同志有联系的孔
祥祯。孔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大汉奸家的家庭教师。他通过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找
到了经常给狱里送书报的魏的侄子魏茂林帮忙，把写有北方局党组织的意图的信带进狱
中。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接到信后，怕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不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看到没有动静，又写第二封信，再次要求他们采取应付敌人
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为党工作。并说：“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
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
执行，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使他们放心，信中还特意地强调；“对这次
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狱中支部经过认真讨论，为了证实这封信是真的，他们还通过另外途径，得到北方
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了重申上述内容外，又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的原则。狱中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后来都顺利地出来了，许多同志
还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又对他们审查
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些事，康生也是清楚的。1943年他还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
1944年还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称赞这六十一位同志说：“同志们！薄一波等同志从北平
草岚子监狱被营救出来。这些同志在长达五年的监狱里，敌人用过硬的一手，这就是各
种刑法，也用高官厚禄诱骗过，他们都没有动摇过，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后
来，被中央营救出来的同志，在各战场上，也表现得很好。”
    可是康生为了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不惜违背良心说瞎话。
    在1966年9月16日，康生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
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
    康生的报告下发给了全体党员，但执行起来很难。因为这六十一位同志出来是由中
央决定的，而不是刘少奇个人决定的。这在党内许多人都清楚，现在康生硬说是刘一个
人决定，不符合实际的。这明显违背事实的说，很难让信服。
    康生也知道这一窘境，为了能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使出了在延安整人时的招数，
先让红卫兵小将去逼问张闻天。
    张闻天一听问起那事，感到很奇怪，该怎么回答，他很是踌躇了一会。他知道当时
正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开展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如果此时
推御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品格，
使他认识到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呵。但此刻要说是中央研究批准的，那么“炮打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康生写信，用一
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
文件。
    可是张闻天万万想不到的是现在想要翻此旧案为己所用的正是康生。信当然没有回
音。张闻天又写了两封信，也如泥沉大海。见红卫兵催得急，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
答复红卫兵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强调说：
“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张闻天以为对付过去了，但没想到1968年4、5月间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
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经济所审讯他时，严厉地训斥他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
当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
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们说；“要整就整我吧，我
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恼羞成怒的康生，过了几天就把张闻天隔离监禁起来了。
    康生见不得手又转向安子文，以为这是个薄弱环节。他特地交待专案人员；“要善
于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阶下囚，这是两张王牌，只要这个人患得患失、食生
怕死，这两张王牌，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没想到的是，这安子文也是块硬骨头，他没好气地对专案人员说：“我在中央组织
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没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
叛徒。”
    给果等待他的当然还是监禁。后来又审过几次，安子文还是坚持原来的态度，并严
肃地说：“以后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立不了这个功。”
    康生连碰钉子后又转变策略，搞双保险。他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为由，要求另外
再追查1927年“叛变”证据。为了找罪证，康生指使专案组把“六十一人集团案”的孟
用潜，和1927年在刘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党群抓来审讯，两条线同时进行。专案组
日夜围攻，轮番轰炸，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车轮战术，两人顶不
住了，写下了违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后，两人又写了声明，说那是假的，根本没有
真凭实据。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么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够了，
想再收回去，谈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时，对王光美也不放过。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
国访问，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窍生烟，她这第一夫人都没有资格出国过，因此心里早已埋
下了对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于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从中来。
    “定叛徒不行，她没有进过监狱。”康生说。
    江青说：“再想一想，反正得给她找个罪名。”
    康生头脑一转，马上就说：“定特务。她在国统区，进过国民党的大学。完全可能
是特务。”
    江青醒悟似的说：“对、对，就定个特务，他们夫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
真是太好了，他们是逃脱不了了”。
    康生然后派人四处去找材料，但还是一无所获。康生显得很丧气的样子。
    江青蛮横地说：“没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写个报告给中央。王光美就
是美特、日特、国特、反革命。”
    于是，康生炮制的罪名出笼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把这些罪名
挂他们的勃子上。不仅如此，刘少奇还遭拳打脚踢，以至脸青皮肿，腰被打得直不起来，
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行走。可是，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通过了康生一伙炮制的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了
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
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
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
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
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
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
“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
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
“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
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
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