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
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
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
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
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
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
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
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
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
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
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
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
“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
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
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
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
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
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
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
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
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
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
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
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
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
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
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
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
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
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
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
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
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
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
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
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
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
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
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
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
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
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
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
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
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
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
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
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
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
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
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
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
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
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
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
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
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
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
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
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
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
“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
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
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
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
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
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
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
（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
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
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
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
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
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
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
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
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
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
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
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
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
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
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
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
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
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
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
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
“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
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
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
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
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
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
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
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
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
《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
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
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
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
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
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
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
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
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
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
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
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
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
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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