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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柏杨杂文集

作者: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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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几个主意


  柏杨先生这些时好像神灵附体,天天信口开河,连自己都觉得做贼心虚,盖明知道爱国一定要糟,心里却仍然奇痒,硬是要爱,真是天生贱骨,劣性难改。看那些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过着难得糊涂、快乐非凡的日子,升官发财,一切照常,便不禁又敬又羡。将来即今天塌下来,大家都完啦,反调分子却多受一层忧心如焚的罪,真是何苦来哉。《老残游记》第一回,读者先生应该仔细再看一遍,爱国的结果反而成了汉奸,被人推到海里,真教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我建议“中央研究院”最好研究出一种药丸,教人吃了永不会东想西想,或者也像南北朝时那样,挖出一种奇异的泉水,让大家喝了之后,立刻服服贴贴,任凭人在船上凿洞也不管,锯桨也不管,不但不管,反而作建设性的鼓掌曰:“凿得好,锯得妙!”人心自然鼓舞,天下自然太平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据说该药丸和该奇泉还没有弄出来,真是遗憾。有些读者先生来信曰:“柏老,你好像很聪明的样子,不妨姑妄试之,说一说挽救之策?”呜呼!我想恐怕是木法度木法度。不过冒出几个主意,以便读者先生闲来无事,开开国骂,也是上天好生之德也。

  第一 权利义务观念必须确定

  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似乎应该把权利义务观念确定,黄天霸式的赏饭学必须从根铲除。从前有些报馆焉,有一种“坐牢编辑”、“坐牢记者”,报馆用高价雇了一些人,平常专门吃饭,啥事不干,一旦新闻出了纰漏,要吃官司,则该人挺身顶缸。该新闻是谁写的呀?俺写的。该新闻是谁刊呀?俺刊的。吃官司后,其家庭一切费用,统由报馆开支。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职员,到时候自然没啥话讲。而如今却是如何乎哉?不过介绍一个职业,凭本领挣钱,却既要他跳楼,又要她上床。无他,权利义务不清之故也。
  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报道,美国某编辑邀他朋友来报馆服务,写信曰:“周薪多少钱,津贴多少钱,一条新闻多少钱,可能拿到奖金多少钱,本城开支多少钱,还可以剩多少钱。”讲得一清二白。如果换到中国,准只一句话,曰:“来吧,这是咱们弟兄共同事业。”柏杨先生大概上了点年纪,所以最讨厌听“共同事业”,一听“共同事业”,因权利义务观念不清的缘故,无不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业,最后把合伙人一脚踢开,社会上遂不得不充满了失败和暴戾之气。
  权利义务观念一天不清,中国同胞便一天只知道赏饭和被赏饭,而不知道合作。黄天霸先生应和老头合作才对,但他却硬要赏老头饭。校长应和教习合作才对,他一个人能办起学堂乎?但他却也要赏教习的饭。其他各行各业,大小头目,无不皆然。柏杨先生有一位卖书为生的作家朋友,有时见了书店老板,不免陪笑曰:“都是你老哥帮助。”在该朋友是客气,可是大概说得多啦,老板竟真的以为如果没有他提拔,该朋友就要饿死啦,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乎哉?结果二人之间,弄得朋友不朋友,事业不事业。假如代之而起的是平等合作观念,对每个人都有益处也。
  我们最常听见的话是:“某某人做朋友可以,可是不能共事。”或是:“某某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长官。”关键似乎就在黄天霸思想,再好的朋友,一旦有隶属关系,友情便滚他妈的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只好狼狈而逃,剩下来的不是无耻之徒,便是难得糊涂学。呜呼,一个社会必须处处都有可以共事的人,才是兴隆之象。越是老朋友,越不能合作,乃上天赐给中国人的一种严厉惩罚。
  我们主要的意思是,必须用合作观念代赏饭观念,以《驯妻记》中男主角风度代黄天霸嘴脸,然后人与人之间才有分际,社会才有是非,才有祥和;否则便公私永远混淆,国家之恩和私人之恩也永远不分。而事实上却又非分不可,于是,到处都是教人跳楼和责人忘恩负义的节目矣,也到处是众叛亲离和砸锅砸碗的镜头矣。君没有听见常有些人高喊“团结”乎?谈起来团结,纵是再混蛋的人,都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恐怕他叫得比谁都响。问题却出于:该团结往往不是大家立在平等地位的团结,而我团你的结;不是大家都放下棍子的团结,而是你放下棍子,我却不放的团结;不是大家吃大锅菜的团结,而是我赏你吃一碗饭的团结;不是《驯妻记》老家伙式的团结,而是《落马湖》黄天霸式的团结。大家都想把别人的前程包在自己身上,而不肯跟人并肩携手,团来团去,自然无法结在一起。权利义务观念如果弄清楚,大家原来是合作的,便爽利多矣。
  不特此也,连带着也可以免去子孙圈那种麻兮兮的忠贞表演,然乎不然乎?

  第二 培养人的自尊心

  小民自尊心的总和,就是民族自尊心。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可以说丢人砸家伙,现眼够啦。不要说别的,仅只见了美国人便不由浑身发抖,就够瞧的。官崽们无人格亦无灵性,不必提矣。即以一代思想家,万人尊敬的胡适先生而言,他阁下的遗嘱就是用英文写的,拥胡的朋友可能提着柏杨先生的耳朵曰:“用英文写有啥了不起,学术没有国界。”学术固然没有国界,但遗嘱却是有国界的。且即以学术而言,也有它的民族根性。我们真不能想象英国罗素先生会用中文写遗嘱,也不能想象印度泰戈尔先生会用缅文写遗嘱。
  我们并不是说胡适先生用英文写遗嘱就把中国人的尊严丢光,这和丢光不丢光没有关系,即令美国总统临死时用阿比西尼亚文写遗嘱,也并不提高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但如果是一种在自尊心崩溃后不自觉的反应,虽不损伤胡适先生的分量,却教我们这些心头彷徨无主的小民,每一思及,就更彷徨无主。呜呼,如果胡适先生当初能用中文写该多么好也。这种气质非一天两天的矣,多少年来传播荡漾,遂形成了社会上一种洋式酱缸,大家同样难以外跳。
  民族的自尊建立在个人的自尊上,民族自尊的丧失,基因于个人自尊的丧失。奴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的自尊首先被剥夺,明王朝那种廷杖的干法,不但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世界上全人类的耻辱。到了清王朝,廷杖虽然没啦,“奴才”代之而兴。闭着眼睛想一想,如果丘吉尔先生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立刻被掀翻在地,打了个皮破血流,而他阁下不但不敢说啥,反而以头碰地,“咚咚”作响,自称“奴才”,我们能不脸红乎?而我们的祖先却公然行之,大家伙聚在一起,恬不知耻,而且以恬不知耻为荣,乃自尊心消失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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