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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柏杨杂文集

作者: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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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
  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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