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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

作者: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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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40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3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岁。1929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31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509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526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509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509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252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510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恰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535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535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77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16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第81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页)
  1957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第58页)1957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据说70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25。28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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