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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

作者: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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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年2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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