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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十二、谷雨 计算机、中文、资料、回国 有一天，我在工作中目睹了一本书的出版经过，由原稿送进工作间，从打字、校对、完稿、印刷、装订到送到书摊销售，一共只花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这件事给我的冲击无与伦比，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如今回想起来，人的成长似乎有个严格的品管流程。一步跟着一步，一环紧扣一环，丝毫不爽。再要仔细分析下去，将不难发现人的判断力、意志力、创造力等都与心态建设的过程同步。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觉悟以前，其结果及意义必然大不相同。人的心态成熟与否，端视所能从事的工作而定，小用小成，大用大成。古人说：“大器晚成”，晚成虽未必是大器，纵观历史，所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业，无不是在人心智成熟以后之所作所为。 我很了解国内出版界的窘况，由于中国字多，通常都采用铅字排版。排字间的面积要大，以便大量贮存铅字，甚至还要有铜模，随时铸造残缺不足的字型。铅字版则又笨又重，熟练的工人一天也排不了几版，若要修改内容或调整章节，可是一等一的大功夫。因此一般文稿都要设法迁就版面，因陋就简。 如果是一两百页的书籍，初排就要两三个月，校版一次又是两三个月。待全书排妥交印，直到印刷完成，大概要将近一年的时间。 如果中文也只需十二小时，就能将最新的知识立刻传到大众的手中，使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得免于无知、愚昧，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那是一个早晨，我到办公室时，米朗达还没来。也难怪，自从我把责任肩负起来后，他要做的事就不太多了。 八时准，编辑部来了份公文，附着厚厚的一叠打字稿，叫我签收。我签了字，临去，那个人很慎重地又嘱咐了一句： “别忘了，晚上八点要上市啊！” 幸亏他这一句话，竟为我开启了一扇天窗，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什么？这本书晚上八点要上市？”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这是紧急要件！你难道不知道？你们主管呢？” “今天该我负责。”我不好说米朗达来晚了。 “好！那你按照规定做就是。” 他走后，我赶紧去查作业手册，果然上面规定紧急件要在十二小时内完成！心中还在不停地想，怎么可能？但是上面的确是这样写的，白纸黑字，一点都没错！一定是平时不关心，我没有注意到全部的作业过程。 于是，我细心地记下全部的作业流程，全力追踪，一定要知道其中的奥妙。 根据流程，首先我到楼下的“打字间”，里面有二十台电动打字机，每个座位上有一位打字小姐。我把公文带去，请打字间的负责人签了字，同时把稿子交给他。他好象司空见惯，一句话也没问，立刻叫所有的小姐把当前的工作停下来。然后将手上的稿子，随手东分一叠、西分一堆，直到稿子分完为止。 下一步，我应该先通知“校对间”，告诉他们有个三十万字的急件，而且是小说。校对间一得知消息，立刻开始组织，要找谁？谁去找？等等。 第三步就是美工完稿，因为是书籍，这部分该由楼下的小组负责。我下去通知，他们即按照编辑部所规定的格式，先将封面、标条、页码等，预先贴在一大张透明压克力上，到时只要取得印制的“大样”，即可组版。 一切准备妥当，米朗达也来了，我向他报告后，他笑着说： “看来我该退位了。” 上午十点不到，打字间的“校对稿”送来了一部分，约有五十页。我立刻送校对间，他们已经安排好，一拿到稿子，便两人一组，一读一校起来。 上午十二时，第一份大样已印妥，我再送到楼下，立刻“制版”。所谓的制版，实际上是将原稿照相成为正片，印在一大张透明的“赛璐璐”版上。版上格式页码等皆已印妥，只待美工人员对准各版的“十字”标记，贴在全开的母版上即可。 下午四时许，制版全部完毕，我再送到“印刷部”，直到负责人签收完毕，我才松了一口气，对印刷部的头头说： “晚上八点上市，看你的啰！” 公司五点半下班，吃过晚饭，我开车到离公司最近的一个书摊前等候，要看看八点钟这本书上市的情景。 其实，还没有到八点，一部公司的大卡车就轰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地驶来，眼看车子快到书摊前了，速度却一点也没有减慢。我见到车尾有个人，双手拉着一根铁链，脚下躺着一捆书。就在车子开过书摊当儿，猛然听到喇叭一声长鸣，随见那人用脚一蹬，书已落地。书摊上的人把那捆书捡起，我过去一看，一点不错，正是那本书！ 这才是知识时代！谁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应如何把知识转成力量呢？第一步一定要使知识成为多数人熟悉的工具，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仅有少数的知识特权份子，否则大多数的人就会成为少数人的奴隶。 如何能使知识成为多数人使用的工具呢？想要获得知识，必须先投入时间精力。基于人性的特质，人做了投资就期望有所回收。唯有使知识本身具有价值，一旦人们可以借着知识获利，知识才会受到重视。 知识的价值有两种，一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这点自是毋庸置疑。然而，个人生存的时空都受到限制，个人拥有的知识，其功效也必然有限。若能将知识转化为商品，亦即将知识记载下来，印刷成书，则人人皆可经由阅读而获得知识。而将知识记载成书的知识拥有者，亦能透过大量的行销而获得利益，这是知识的传播价值。 最后，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浮上了台面，如果出版印刷的效率不高，上述的理想便是一场空话，窒碍难行！ 从那时起，我下了不少功夫，彻底检讨问题所在，最后发现中文印刷的瓶颈完全在中文文字的检索系统上。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学校读书时，最怕的便是查中文字典，十次总有八次不知从何查起。原因就在于中文没有“序位”的观念，至少，还没有人建立起中文的序位来。 拚音文字如英文，由于字母只有廿六个，其序位很容易记忆，再依照每个字母的前后关系来定顺序，则每一个由字母所组成的字汇，都有绝对的顺序。中文却不然，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而文字自图形蜕变而来，虽然表意能力较强，但却难以归类。不仅在字典中的顺序很难排列，在排版时，由于铅字的检索全靠工人的死记，效率也低落不彰。 我相信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其它的作业过程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找不到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绝不停止。 在巴西，中文参考资料少得可怜，我仅能凭自己所知的文字，一一分析。我认为字母式的打字机键盘，几乎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中文文字序列绝不应该标新立异。另行设计不仅违背经济原则，也将导致未来沟通及兼容的困难。此外，在使用的过程中，数字以及各种符号之重要性不下于文字，所以也不应随意占用。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键盘上所能提供给中文编排序列的用键，仅限于廿六个字母键而已。 这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好在我无视成败，不计己身的利害，心安理得地思考研究，每天不断地在文字间推敲，坦然无碍。 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只用一两千个字为例，我已经找到一种规则，可以用廿六个字母编码。虽然中文文字有几万个之多，但在目前因陋就简的环境下，已经有了一点收获，我确信只要继续努力下去，不难获得理想的结果。 人只要有了一个长处，相对的也就有了一个短处，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自己无法改善。后来习惯了，只好自我安慰，能有一个长处已经不错了，人哪能十全十美呢？好在我也明白，我的缺点必须想办法弥补，否则得不偿失，原来具备的优点等于没有。 我的长处是反应快、想得远。缺点就是处理得马虎，细处照料不到。在处理细部事务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再把细部放大。结果就失去了原来处理细部的目的，转而又把细部当作主体，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 我一直希望有个人能帮我处理细节，那我便能大刀阔斧、全力冲刺。可是谈何容易，有谁会愿意替我做这些收尾的工作呢？ 就以对中文的研究而言，我发现有无数种编码方式，任意采用某一种字序，把文字分别排列，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想得太快，所以强迫自己每次只能用其中一种方法，把所有的文字重头到尾排列一次。甚至于还得把其它不同的方法都排列出来，然后再根据这些客观的证据，求得最理想的方式。 不幸，我就是做不到。因为每当我按耐着性子，一个一个字地整理时，还没做到十分之一，我就又想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当然，在那时我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方法绝对要比旧的来得好。可是，旧的方法还没有机会全部测试，又怎知没有可取之处呢？ 这是自命“聪明人”最大的缺点，就像一部飞快的跑车，必须要有一条笔直而平坦的跑道。在现实的人生中，哪里去找条现成的跑道呢？如果有，恐怕也早已车满为患了。 不论如何，好在“心定”在先，改也好，不改也好，我每天一有空就做。不求急功，不求近利，无为而为。脑筋动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这种力量就是“潜意识”的判断力。人的意识行为需要人“有意”的驱使才能运作。唯有在养成习惯后，才能化为潜意识行为。潜意识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不必指挥，不需控制，经常自动自发地、根据已经习惯的过程，充分发挥。 十几年后，当我完成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计划，经常就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些想法的。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找点蛛丝马迹的话，我想在巴西编中文码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心止如水，一切观念遂日渐成型。 可惜的是在这段摸索期间，我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资料，因为想的比做的多。加以我对自己有信心，知道随时可以想到某种方法，用来解决某种问题。而且我也认为好的还在后面。既然如此，记它作啥？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有个理想，就是要把中国文字的几个优点统一浓缩在一种结构中。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到一种“百宝囊”，有什么放什么。这是我看太多武侠小说的结果，蜀山中的剑仙，人人都有这种百宝囊，可以纳须弥山于芥子中。只有这样，像我这种懒人才可以什么都不带，而一应俱有。 中国文字有哪些优点呢？第一是见图识字，中文宛似纸上电影，其表现的手法与电影上的“蒙太奇”如出一辙。顺着文字的先后顺序，从一个大的范围渐渐缩小，以界定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表达方式虽然不够精确，却远比精确有效得多。 语言原本就不是为了追求精确，“精确”是人所假定的观念，宇宙中根本不存有精确之性质。比如说，“一个人”这三个字，应如何以精确的观念去认知？不错，其中必有一个身体，那是不是也包括人所穿的衣服呢？除了身体外，是否还涉及人的一切经验？而“一个人”并非指“某个人”，这又该从何精确区分？ 宇宙万象变化万端，要想了解，唯有采用“以简驭繁”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各种异同的事象，直截了当地界定出来。同时，在界定的过程中，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能将文字所代表的画面，一格一格地显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号。 其次，中文有字有音，根据六书的发展，在“约定俗成”下，“形声”法则由字义分类及字音辅助所形成。时到今日，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声字，唯因地缘及环境的影响，很多字的原音已变，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点，中国字方方正正、格式整齐。在书写的时候是一种艺术，对有些人说来可能有困难。然而在辨识上，根据心理学上的分析，在一固定范围内，其单位面积的讯息量即为人类所可能认知之总和。换句话说，在一个格子中，笔画越复杂，所能代表的讯息越多，辨识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我只要想到一种法则，能将字音、字义、字辨、字形等，设计成为一种更简单的代表符号。利用这种符号作为索引，一定可以涵盖前述的全部功能。果真如此，即可赋与中文新的生命，使中文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位姓项的朋友知道了以后，极力劝我回中国大陆，他认为新中国朝气蓬勃，对我的研究必有帮助。我则想回台湾，因为大陆上人生地不熟，去了找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做研究，有谁会支持？ “放心，国家会支持你的。”老项肯定地说。 “国家又不认识我，难道说，我回去了，找到‘国家’，跟它说，我能做这件事，于是国家就相信我，给我资金、人员？这样简单？” “你要知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是这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国家是个抽象名称，谁能代表国家呢？” “当然是官员，你只要找到负责的官员，就等于找到了国家。”他认为我在抬杠。 “问题是官员懂不懂我做的这些事呢？” “当然懂，不然他怎么能做官？”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如果他们真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懂，那就很难沟通了。事实摆在眼前，大陆在搞罗马拼音，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官员认为中国文字问题太大，解决不了。我则回去告诉他们可以解决，你想他们会相信吗？” “当然会，你看，我不是相信了吗？” “你相信，第一，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认识我。第二点，是因为你不必负责任，假如说要你投资，你干吗？” “为什么不？我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如果不要多少钱呢？我就在这里做，我们合作。” “喂！你倒底要不要回去？” “我只是让你了解，为什么回大陆没有用。” “回台湾就有用吗？” “情形不一样，白天我可以找个工作，晚上做研究，自己投资自己。” “现在我懂了，你打算做成功以后，好发大财。但是在大陆就没有这种可能，你平常自吹有理想，这就是你的理想？” “今天说什么都是大话，我做不做得出来，还是未知数，不论台湾、大陆，有人支持我，我就配合。万一做出来了，你也不妨看看，我绝对公开给社会，让大家自由使用。中国字又不是我发明的，中华文化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我的理想是解决中文的困境，让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我同意，只怕在你成功以后，就忘了这些话了。” 老项来自台湾，却对国民政府深痛恶绝，经常提供一些大陆的信息给我。我则对政治毫不关心，认为大哥二哥没有多少分别。 我们谈话没有交集，但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些伤痛，所以还是常陪他聊聊。他的意识型态很难改变，而我的立场也坚定异常，每次总要挖到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可以透过政治及教育来改变，我则断定从古到今，人性不变。 他举了例子，以很多大陆上当时的状况，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作比较。我发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在没有透彻的认识之前，就先预设了立场。 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无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呢？佛解释说，因为人有“我心”，“我心”一生，原本没有分别的佛土，立刻化为自我的利害得失。人追求己利，就成为他人之害，而有一得，即有一失。这样一来，极乐西方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佛不把人的“我心”化尽呢？答案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愿意把“我心”化除，就叫做回头是岸。若不愿意，何不让他继续在苦乐中历练？ 共产党的理想是要强迫人民放弃“我心”，毛泽东深知此举大不易，尤其了解“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所以强调“不断革命”。也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把专权得势的力量推翻以后，必然又会有新的势力集团崛起，所以要不断地、持续地“革命”下去，直到人彻底改变，不再有“我心”为止。 可是谈何容易？有私心的人会拋头颅、洒热血，以维护其“人权”。这种违反人性的浩大工程，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难处不在缺乏有心人，而是有心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早被权利腐蚀得只看见自己，正好利用权力来逞其私欲！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已经实至名归了，还依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一国的元首，他所冒的风险深深地撼动了国本。但在人类立场，作为一个人性的革命家，他却可以名垂青史而不朽。 他是失败了，所留下的正是一篇珍贵无比的思维教材，发人深省。只见到表象的人，站在反对的立场，可以找出千百个例证，以证明毛泽东一意孤行，祸国殃民。站在支持角度的人，则会辩称他的丰功伟业，瑕不掩瑜。只有了解真象者悲叹人类的不幸，毕竟这个千古浩劫，在人类史上是注定了必要发生一次的。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残破不堪，国力倒退数十年，错失了后工业时期的良机。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中国人占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如果工业文明是正确的方向，文革也不过是一代人的损失，对世上亿亿万万不幸的人来说，多少世代都已经过去了，这数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万一历史证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所犯下的错误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个。那么，中国人这一代的“牺牲”，正是人类不幸中的大幸。只要想想，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强盛，则地球污染的程度、资源枯竭的速度，将是目前的五倍！ 至于下一个时代呢？对人类来说，大家机会均等，又有什么值得忧心的？ 我认为不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是哪种行业，只要对象涉及人，都应该了解人性。人性是人体及人心所具有的特性，人体的功能是维持生存，为人之本性。以今天的知识条件来看，生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人有了“心”，人心是不定的、难测的，真要了解人性，必须先了解人心的需求。 我认为人心所追求的是“真、善、美”，只是未必人人都能了解他自己的心，更遑论真、善、美了。“真”是所有事物的原来面目，与时间同存；“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行为，使个体与个体配合无间；“美”则为感官所得到讯息，这种感觉能让人在经验世界中有一种平衡的折衷，以致能诱发生活的憧憬。 在这三者之中，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自我的“感性”。因为人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任何讯息一经感官传入，自我的主观立刻会有所反应。为了适应生存，感官必须接纳身处的环境，由习惯而依赖，这样便形成了“美”感。“善”则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也可以称之为知性，需要观察、感受，在足够的经验下，再加上理智的判断，才能知道事物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与自己。至于“真”完全是超越自我感知的“理性”，不经由理智的追求探讨，不摒除自我感性的需求，只凭感觉和体会是无法认知的。 从人对感性、知性及理性的态度，即可分析判断出一个人的心性和行为。这三种性质再加上生命体求生的本性，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只是每一个人基于其生理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真、善、美的认知和执着程度不一，于是就有了境界高低的区别。 只要是人一定具有这些特性，不论对个人或者对全人类来说，其结构以及比例都是由下而上，如同金字塔一样，以求生的本性为基础，上面是感性，再上是知性及理性。而且越是向上，其比例越小。 绝大多数的人除了求生的本性外，完全被感性所包围，追求自我的满足。这种人生存在世界上，浮沉在喜怒哀乐之中。他们多半没有机会学习新知，或者不愿意劳苦心志、训练自己的头脑。他们对外在环境无知无觉，仅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本分的工作着，平淡的生活着，无大害，无大利，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份子。 少数人在知识学习中强化了知性，他们是后知后觉者，自认为很有理性，其实只是承袭前人的概念而已。他们以学习所得的知识谋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是领导者、执行者。他们其实只是已有知识的信徒，能运用已知的知识，却排斥其所不知者。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就是这类人留下来的轨迹。 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强烈的理性，他们在动态的时空变化中，由追求至善进而了解到时代及环境的真相和需求，产生了新的观念，是时代新导向的力量。他们是先知先觉，并且以他们的知觉，去影响与支配其它的人。 然而，理性所追求的“真”并不相当于宇宙或人生的真理，有些人仅仅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局部现象，在有限的时空中，有了若干认识而已。有些知性很强而自以为很有理性，或是有理性更自命为先知先觉的人，往往把这些尚不完整的局部观念，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强迫别人接受，以实验他们的信念。 庄子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曾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指这些自命为圣贤的人，违反自然的法则，以其主观的“理想”强迫改变身处的环境。以致举世滔滔，民不聊生。不幸的是，在人类智力的分布上，总会有一些半懂不懂的人，在追求真、善的“人心”驱使下，尝试着各种变化组合，使得世界动荡不止。 当这种动荡所带来的苦难严重地危害到人身心的平衡，摇撼了人性的认知时。自然而然，一种新的能量又将在绝望中冉冉升起，从而净化人性、振奋人心。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观念，必将成为人类行为的新标准。 我们每每谈到利害关系时，常把自我感性的主观观念加入其中。其实从整个宇宙本体的巨观立场来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只是能的作用罢了。 不仅是人世，天上的浮云，海洋的波涛，以至日、月、星辰，又何曾安静过？圣人也好，大盗也好，都属于宇宙的一份子。只要宇宙存在一天，有一个人动了心，这些变化就将无休无止。 只有在绝对的理性中，没有知性及感性存在，那才是宇宙的真面目。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只要维持起码的生存，不被自我的感性所欺蒙，不用自我的知性去奴役他人。随时随地我可以回到理性的天地。如果有机会，有人在觉悟之余，愿意接受理性，我很乐意尽力效劳。此外，本来无一物，何必勤拂拭？ 真要为中华文化效命，到哪里去工作又有什么分别？大陆不能去，我还有台湾可以回。不过，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不容有任何异议份子，我想去大陆的事如果被查出来，很可能会被送到绿岛去。那我也不在意，只要能有本中文字典，在哪里我都无所谓。说得更露骨一点，坐牢也有好处，吃喝不愁，正好安心做研究。 因此，我在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如同一片浮云，于廿五日飞抵台北。 这两年来饱经世事，终于找到了自己，是游子返家的时候了。回忆过去，想想自己的所行所为，委实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今后应该好好赎罪。虽然我在离台赴巴时，曾为继母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同时也请了中巴公司的股东江述凡兄代为照顾，但我疏于写信问候，则是不争之事实。 过去的事已属过去，继母对丁丁所造成的伤害，又何尝不是丁丁之福呢？这次回来，我必须设法改善与继母的关系，先找个工作，安下心来。每天晚上下班后，即全力着手研究中文打字机以及中文编码的问题。 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在细雨蒙蒙中，出租车由南京东路弯进了松江路。我往窗外一看，只觉得眼前所见尽是一幅陌生的景象，四周高楼林立，与原有的印象完全不符。 “先生，这是松江路吗？” “当然是！”司机先生好象受到了侮辱。 “那么快停车，一二五号应该就在这里。” 我下了车，冰凉的雨珠打在我的头上、身上，眼镜也是迷蒙一片，我赶紧擦干了镜片上的水气。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四周灰色丛林般的巨厦更令我惶惑， 那些熟悉的、绿色的木造平房呢？怎会都失踪了？我不相信，不错，道路拓宽了，标志上也明明写着“松江路”，只是一百廿五号呢？ 眼前是一栋七层楼高的建筑，上面还闪着“和泰汽车”四个斗大的字！ 这是和泰汽车，那，我的家呢？ 序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首贺新郎： “绿树听鹈鸟，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作者生在不同的时代，却与辛弃疾一般苦恨芳菲都歇，更是同样不啼清泪长啼血。所幸金阙已辞，归妾已送，始能逍遥山林之中。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绝，壮士悲歌也歇。冥冥之中，马上琵琶关塞黑，遥远的过去与鲜活的今夕，相连不过微微一脉。 人生没有偶然，宇宙的变化有因有果，在迂回的时空中，一切都是定数。 造物者慈悲，祂将真相掩饰在时空的背后，允许人们在自己心中营造一些意志活动的空间。人保留了自尊，激起了生存的斗志，奔向目标前程。 造物明智，祂把朱门深锁，一任道上过客来往。人们在自以为是的自由选择下，为所欲为，万象毕陈，清浊才能于兹有别。 人生有如一团迷雾，有人谨慎地摸索其间，有人恣意横冲直撞。我过去太鲁莽，现在望乡情怯，斗室独酌，何必在意谁共我明月？ 本书为《智能之旅》第三部，是作者自一九七三年在巴西得悟后，回国致力于中文计算机以及钻研中华文化之过程。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载的苦斗，终于若有所悟。最后在叶隆雄君的接纳下，归隐都兰。 在一个社会上，经过了长时期的洗脑，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价值都受到了影响，这种现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很可能这个改变中的社会正迈向大同的康庄大道，也有可能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风潮驱使着。是是？是非？人若果真具有智能，就不能不反省检讨，以便对自己、对社会作一个交待。 我不讳言自己对这个时代失望到了极处，所幸我在失落的文化中找到了真相，最后我解脱了。我写这本自传，目的就是为了剖析自我的心路历程，以供读者参考。倘若还有值得努力之处，我会不厌其烦地详加解说。但对那些明知属于人性的、无可救药的一面，我觉得没有多谈的必要，一笔带过便是了。 书中所述乃作者本着良知，以求真的精神，谨记其实。唯人名、时间或事件等，或因涉及当事者之人格，故有所隐瞒；或因记忆不明，恐与事实略有出入。此外，限于篇幅，故仅撷取与“智能”有关者予以申论。是非善恶历史自有公断，希读者知意而忘言，本书之主旨为示人以天意，无意冒犯时贤之不韪。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原系自然界之真理。我从幼到老，有幸处处落人之后，侧身旁观，得以历览此一大时代之末世景况。百年之后，苟人类尚幸存地球之上，有人欲知前事，在各种歌功颂德的佳文之外，本书或可借镜于万一也。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锲而不舍，计算机界称我为活化石！殊不料从事写作，文化界则说我是“文白夹杂，天马行空的跳跃式逻辑”！企业界把我当作怪胎，政界认为我不识抬举！我是谁？我就是我，是中华传统与这个时代激荡下的畸形产品！ 朱邦复 序 1995年四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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