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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三、计算机 仓颉、天龙、零壹、汉卡 听说在我还没到三大以前，有一位先生发明了用水来代替汽油，并曾表演给蒋将军看。蒋将军认为如能以水取代汽油，对国计民生将有大利。于是介绍了一位高雄拆船业的巨子，准备投资生产。 这时，蒋将军想到了中文计算机，也劝这位拆船巨子投资。不幸那位以水代油的发明人一口咬定要先付钱，否则拒绝接受化验。我的中文计算机更有如神话，尚在未定之天，自然更令人却步。蒋将军再接再厉，又找了一从由海军退役的应将军。应先生的夫人是位有名的模特儿。他因经商赚了钱，特别向蒋将军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在应先生之前，大同公司也很有兴趣，林挺生先生请我吃饭，并合影为念，其技术人员也与我详细地讨论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开给我的条件是由我提供所有的技术，他们全权生产销售，给我的报酬，则是一台中文计算机。 这事我也曾向蒋将军报告，他听了只含蓄地说： “邦复，别急，我会给你找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来合作。” 自与应先生初次见面后，每次讨论时，应先生都带着一位律师，我以为这次应该有结果了。不料谈到实质问题时，我说需要三四位研究人员，他听了大为讶异： “要三四位研究人员做什么？蒋将军说已经可以生产了。” “即使可以生产，也要设计应用程序，开发新产品呀！”我耐着性子，一一地为他解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颇不以为然，但他表示工作上尊重我的看法，经营则由他作主： “那么研究人员薪资要多少呢？” 我已经看出来，连三四个工作人员都计较的人，一谈到钱可能就吹了，但为了使计划成功，我只开出一般行情的一半，每个人每月一万二仟元。 “一万二仟元？我们服装公司薪水最高的才一万元！” “应先生，搞计算机不是卖衣服呀！” 我谈不下去了，我倒不是想与服装公司的人比什么，而是看出来应先生的格局不外乎指挥一条船、管理一个店面而已。 虽然以后还陆陆续续地谈了几次，问题却越谈越多，到最后我才知道，在他的想象中，所谓中文计算机事业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字，印出几个中文字来。 一再的失败，我很难向蒋将军报告，难道都是别人不对吗？但是我自信没有做错，只是蒋将军介绍的人大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将军前后都有两套嘴脸。 我决定自己去找，找谁呢？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位上海帮的企业家，说是有名的鬼才，最能赏识有创意的科技，而且在好些有名的电子公司都有投资。 我邀了沉红莲同往，为的是怕说错话弄砸了大好机会。 会面的地方是中山北路一所高级餐厅，我诉求的重点是投资报酬的利润。谈了一会，他很礼貌地打断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要做事就要有钱，对吧！搞什么中文呢？当中国人都要改用英语时，在做生意的立场来看，这就叫做机会，谁会放着赚钱的机会不做？” 沉红莲差点气炸，我们痛定思痛，决定不再求人，最好自行筹钱，自己动手！ 说来简单，到哪里去筹钱？而且还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打听了一下，当时王安计算机的2200T 售价是一百六十万元。东元只有终端机（主机是大计算机，连想都不要想），售价六十万。伏羲也有中文终端机，可以独立作业，售价记得是两百万元，神通计算机公司则声称半年后他们也将推出中文终端机。 几乎要放弃了，突然看到一则广告，是一部称为“小教授”的学习机，售价不到十万元。虽然是学习机，却是唯一买得起的“计算机”。生产小教授的是宏碁公司，我特别到他们公司去，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当时的宏碁公司还在民生东路，一栋四层楼的公寓，他们占用了一半。小教授名符其实是一部学习机，连屏幕都没有。由于当时宏碁主要的业务是电动玩具及电子零件，不像王安和神通那样，有着宽敞的门面与操作展示的陈列室。我非常失望，只好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临走时，顺便问他们一下，有没有卖计算机。 接待我们的业务员也姓朱，叫朱和昌，他说： “当然有，有微电脑，也有发展系统，我们卖了好几台呢！” 好几台？一定是太贵了，没有几个人买得起。我小心地问： “大概多少钱一台？”我心里猜，一定在三百万以上。 “MCZ 售价七十万，发展系统另加…” “是计算机吗？七十万？”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当然价钱还可以谈，要看你要些什么…” 七十万！可是到哪里去找七十万？我想向叶条辉借，回到台北房屋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各关系企业都在，只有台北房屋的招牌不见了。 所幸工作人员都还认识，打听之下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杨副董事长接管，叶条辉只保住了“台北房屋”这个老字号，早被扫地出门了。 剩下唯一的希望是把房子卖掉，打听了一下，目前市价可以卖到一百多万。可是行得通吗？不要说开口跟家里商量，我自己都认为不妥当。 有一天，廉广全和雷俊到我家来，廉广全说要由军中退休，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但是不知道投资什么才好。我便顺口提到中文计算机的事，他们听了都很感兴趣。 “那么开个公司要投资多少钱？”雷俊问。 “开公司倒不要多少，一二十万足够了。但是我要先把机器做出来，要做就得先买设备，目前还差几十万块。”我说得很含糊。 “几十万？那算什么？我们几个哥们一凑，不就出来了？”雷俊拍着胸脯说，他在黑白两道还有些朋友，这些钱对他应该不成问题。 果然，不到三天，雷俊找来了几个功夫界的朋友，加上廉广全、赵蓝平等，每个人凑了十来万，共有百把万。其中六十五万借给我做样品，其余的打算投资组织公司，连名称都有了：豪邦计算机公司，甚至连办公室也找到了。 江湖人做事总是大刀阔斧的，也就难免粗心大意，一切想当然耳。 “你们现在就把公司成立起来，不怕冤枉花钱吗？”我问他们。 “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名字取得多好，笔画是名家算过的，上上大吉，豪是指豪侠，邦就是你老哥的名字，计算机公司！嘿嘿！”赵蓝平答非所问。 看他们那股劲，我也不忍心多说。但公司做什么生意呢？买卖计算机要大本钱，我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即令做出来了，也不是凭一个空办公室就有生意上门的。 不过，我倒想到一种事业可以让他们开始，就是教别人用计算机。这种工作只要懂一点技术就好了，就算他们不懂，以我学习计算机的诀窍，也可以负责训练。 “不行！不行！我学什么？打架还差不多！”蓝平说得很坦白。 “我也不能学，这么一把年纪了，只能学做老板。”雷俊也说。 “这样好了，我们请些小姐来，你负责训练她们…”廉广全比较冷静。 “对！对！我负责管小姐！”这边叫。 “我负责挑选小姐！”那边喊。 于是，我向宏碁公司买了一台MCZ (Micro Computer of ZILOG) ，价钱是六十五万。为了安心工作，我离开了三军大学，和沉红莲两个人，在内湖丽山街租了一间房子当作我们的实验室，正式下海。 老实说，我当时对计算机根本是门外汉，只懂一点 BASIC语言。要问我凭什么敢这样孤注一掷，我确实说不上来。但是，我有信心我能从头学起，不破釜沉舟，还谈什么奉献？再说，既然计算机是人做的，别人能，我就没有学不会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成功及失败的问题，我只觉得应该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绳子，早已把我栓得牢牢的，非得走上这条路不可。至于万一失败呢？我不大相信有这种可能，大不了重头再来。事实上自从我觉悟的那一剎以后，整个人的身、心都起了变化。“我”只是一个残留在世间的机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怎样才叫“应该”，判断的原则也很简单，即以长远的大利为依归。 总之，我开始学习Z80 的汇编语言、研究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几天下来，我立刻找到了问题核心－－这部计算机没有图形功能，所有英文字符都由硬件提供。而没有图形态，我又不能改变它的硬件，就不可能显示中文。 解决方案之一，是加图形功能，再不然得由显示器的英文字符产生器下手。我打电话给朱和昌，他建议加图形卡，并对我买计算机的动机极感兴趣，特别来我的实验室造访。我向他说明工作计划以及欲达成的目的，他说： “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不懂技术，能不能请我们总经理来看看？说不定我们能够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 第二天，宏碁的总经理施振荣先生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在仔细听完我的讲解后，他慎重地考虑了一会，说： “我不太懂你的做法，可是假如能做成功，我们公司很有兴趣合作生产。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去，向我们的工程师讲解一下？” 我原本就希望找人合作，宏碁虽然规模不大（当时的确如此），但却有眼光。不论如何，以他们的技术及人力、设备，哪一点都比我强，当然能合作最好。 那时他们公司总共有二、三十人，我讲解时，所有主要成员都到齐了，小小会议室中，坐了十来个人。我画了一张流程图，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只会土法炼钢。每逢有分支的流程，我就在流程下方贴上一小张纸片，展开来好象乱七八糟的刺猬。 内行与外行的分别，就在于会不会说“行话”，也就是所谓的专门术语。我所用的“行话”都是自己发明的，对宏碁的专家而言，无异天书。 讲了一个上午，由他们的眼神以及若干人的睡姿中，我心里早有了最坏的准备。原本就是我自己的责任，有宏碁参加最好，不参加，我也得做，没有什么分别。等我讲完了，施振荣站起来，对大家说： “说老实话，我还是没有听懂，问题很单纯，你们看可行不可行！”他面向前排左方，一位瞇着双眼，彷佛还没有睡饱的青年说：“施崇堂，你看做得到吗？” 我一听，完了，在我讲解的过程中，他多半双目紧闭，要问他，准没指望。 施崇堂慢条斯理，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说： “以他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简单得不可思议。”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认知，接着他转过身去，像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方法，怎么会没有人想到过？” 会场上激起了各种回响，施振荣又紧跟着问道： “那你看要多少人多久时间做出来呢？” 施崇堂想了一下，肯定地说： “三个人，半年可以完成！”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我们签定了合约，将来销售所得，提出百分之十作我的权利金。至于豪邦计算机公司，则由宏碁负责提供各种协助以及各种优惠待遇。 由于感恩图报，我也捐出我所得的百分之十以降低豪邦的成本。豪邦的兄弟们对这些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他们整天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面对一大堆我送过去的计算机资料（全是英文的），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赵蓝平心直口快： “妈的！咱们来搞中文计算机，为什么还要学这些洋玩意呢？” 雷俊把脚跷到桌子上： “这就是做总经理的好处，孩子们，你们好好学吧！” 不知是谁替他们请来一位由加拿大回来的计算机博士，来审核我的计划。结果这位博士给大家浇了一头冷水，他首先认定中文计算机在技术上绝不可能。其次，根本就没有中文计算机的市场！至于宏碁公司，他不屑地说： “台北计算机界我熟得很，什么宏碁公司？没听说过！再说，计划谁不会做，但失败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中文计算机，连美国政府和 IBM公司都做不出来，你凭什么？不到产品上市，亲眼看到东西，打死我，我也说不可能。” 谁能反对专家呢？尤其是归国的计算机博士？豪邦人人听得面如土色，他们决定散伙。实在难怪，几个两肋可以插刀、胳膊上能走马的彪形大汉，天天窝在办公室中。面对如山的“蝌蚪文”资料，全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他们能委屈多久？ 我还没嚣张到认定中文计算机只有我做得出来的地步，可是天下事变化万千，时机非常重要，假如“天龙”晚几年问世，谁知道中文计算机又将是如何呢？就以我这段历史而言，如果要评功论赏，这几位江湖汉子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好在中国游侠一贯的精神就是不居功、不贪荣禄，大家聚是缘，散也是缘。在飞砂走石的大漠里，或是山道崎岖的绿林中，刀光剑影，马嘶人啸，笑谈千古佳事，亦一乐也！ 后来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空军研究部门曾与IBM 公司合作研展中文计算机的内幕。自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前后十年，共耗资六千万美金，动员的专家以千计，最后只得到一个结论：中文不能在计算机上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一切进度都在控制之中，我与沉红莲负责系统分析及数据结构，施崇堂则带着两位工程师郭钦阳及黄丰约编写程序。 由于我的目的明确，对自己设计深具信心，所以很容易看出过程的症结。在他们每写一段程序之前，我先详细解说处理的方法及原则，施崇堂很谦虚明理，他总是耐着性子，仔细聆听。黄丰约则不然，他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汇编程序，理想归理想，实践归实践，所以有些方法不见得行得通。 我在解说的过程中，等于已经把汇编语言全面流览了一遍，精要已能掌握。施崇堂采用汇编语言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是执行的效率高，更能够直接控制一应的细节。我之所以能够在计算机界站住脚，施崇堂的帮助至大，因为第一步走对了，以后才能水到渠成。 人与人的沟通是门大学问，要有会讲的人，尤其难的是要有会听的人。好几次程序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我的理念有问题，我则指着程序，一条条地说出错误所在。后来黄丰约干脆把印出的程序锁在抽屉中，不让我看。这一来，又激起了我的斗志，花了两天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交给施崇堂，请他测试。黄丰约笑着说： “朱先生，程序写起来很容易，但是要能够执行才行！” 施崇堂则把程序仔细地看了一遍，说： “朱先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行得通，你照这样去改过来。” 几个月的合作，虽然难免小有争执，但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由于施崇堂的指点，我发觉汇编语言很像武侠小说中的筑基功夫，是认知逻辑的根本。学者要有耐性，要有恒心，更要心思灵活，不断地练习，以至成为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这时，人便能专心思索所面对的问题，透过精简有效的步骤，加以实现。 不错，很多人都会写程序，不会的，花上几个月也能熟练。但是汇编语言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把程序完成就好，段数的高低全看其中处理的过程、采取的解决方案。因为汇编语言相当于机器码，直截了当，对计算机有绝对的控制力，其实现的方式最具效率。 人的能力大小，说穿了也就是效率的高低。了解了汇编语言的效率根源，人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再加上自我的反复印证，思考力绝对可以提升。当然，只把汇编语言当作吃饭工具的家伙，等于是卖《金刚经》的书商，只为赚钱，是得不到明心见性的智能的。 我们的做法有两大特色，一是小键盘的中文输入设置。一是图形及中文字库。当时所有的中文输入观念都把中文当作特殊的例外，不是用2,400 键的大键盘，就是约 300键上下的中键盘。唯一的小键盘是王安的三角号码，但它只用数字键而非英文字键。 （注：当时之中文系统皆为终端机式，王安的三角号码用十个数字键。工技院中华一号到中华三号，采用 228键。神通 CCRT 280 中文终端机采用 332键。台大之研究计划中，采用江德耀教授的字根输入法，有 40 键。东元采用周俊良之注音及四角号码输入法，有 100键。通用伏羲4674，采叶晨辉博士的大键盘输入，每页有2400键。） 我的理念则不然，既然有英文文字键，而英文系统已经成为举世通用的标准，所以中文必须与英文键共享，仅留一键供中英文的选择。可是当时同意我观点的人不多，甚至与宏碁合作时，还有人建议改用大键盘。其立场是为了便于行销，因为当时至少有二三万个打字小姐都已熟悉了大键盘的操作，不需要再教育，马上就可以进入市场。 我坚定不移，再加上成本的考量，施振荣也全力支持，所以小键盘才能定案。此外，字库是成功的关键，我用向量组字法，把每一个字的坐标值设计成为一种压缩式的资料，以仓颉输入码的前缀及字身分别指向其字形数据。当使用者输入仓颉码时，立刻可以找到该笔资料，并根据数据结构立即画在所指定的位置上。 我们收取的字根，足可排列组合成三四万个有效的字形，仅需不到60KB的空间。话虽如此，当时我们所用的MCZ ，其最大容量只有64KB，全给了字库，别的工作就不能做了。施崇堂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是叠加一块内存板供产生中文字形用。在工作时，若要中文便转换过来，待字组成了，再转回去。 我们的理想是全用中文操作，且有中文的语言程序。由于人手不足，宏碁大肆招兵买马，每天都有新气象，随时会见到来来往往的新面孔。 办公室也扩充了，计划中的项目越来越多，生产、文宣、包装一一浮上台面。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处忙碌的人们像是处身在刚发现花蜜的蜂巢中一般。 六月初，雏型完成了，字库也好了，几位小姐在沈红莲的指导下，在键盘上飞舞地敲打着中文，我不禁志得意满。原是一些萦绕在脑海中的构想，由无到有，一一实现成为具体的成果。这些字形虽然在屏幕上已经不太美观，但还能接受。一旦把中文印在纸上，我又开始惭愧了，这些长得七丑八怪的中文，能够见人吗？ 我找施振荣商量，想找些美工，尤其是要字写得好的，重新调整字形，施振荣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会是会计谈钱，一会是生产谈零件，一会文宣谈主题。他抽空问我： “朱先生，你想做什么？要用计算机来印书？” “为什么不？”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自从在巴西四月文化公司看到了他们的出版效率，我早已决定了人生努力的方向。 “朱先生，这是计算机，不是印书机……”又来了一批人，他实在太忙，我只好告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急的，我何妨自行规划，以后再说。 我也没有忘记国安堂的预言，他曾截金截铁地断言，我不过四十二岁生日不可能成功。十月就是我四十二岁的生日了，早一两个月也应该算是说准了。 国安堂的情况还是一样，暗暗的厅堂，静座排队等候的人群，神秘的气氛。偶而随着算命先生的一句话，引来一阵惊讶的回响，我又与沉红莲坐了下来。 待我意兴风发地把近况一说，算命先生抬起白发陡增、更形苍老的脸，显然记起了我这个执着的客人。我注意到他是先看米卦所排出的卦象，然后掐指算了又算，这才去看我的生辰八字。最后，他放下手中的字条，慢吞吞地摇摇头对我说： “没有办法，卦象不好，你的命又硬，秋天的木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到秋天，而且要过了中秋节以后。” 施崇堂听了我的转述，笑得非常可爱： “朱先生，想不到你居然相信这些？放心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阳历七月推出，不必等到秋天，夏天的木头长得更茂盛！” 这时，宏碁公司已经把办公室扩大到整栋大楼，货进货出，上上下下热闹非凡。最忙碌的要数文宣部门了，宏碁原有一份刊物“园丁的话”，为了这个划时代的中文计算机问世，史无前例，文案人员简直伤透了脑筋。宣传文件、介绍资料、教学题材、应用手册等，无一不是破天荒的创举。 由宏碁公司动员的情况看来，我也深庆能与他们合作，否则以我的条件，绝不可能把一个新产品变成人尽皆知的大震撼。由这件事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台北房屋推出项目的盛况，商业到底就是商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包装良好的成品，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价钱的高低如何，反倒并不重要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是中文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软件等的制作。施崇堂更忙了，手下增加了四五个新来的工程师，又要教导，又要自行动手。这些工作我只能提供些建议，此外完全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看武侠小说。 产品的命名是一项大学问，在台北房屋时我曾领教过。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正好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心中想的是《易经》的龙飞在天，便说：“天龙”。他们认为太俗，可是想来想去，这个不妥，那个太差，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了用“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惜当时尚未看到《倚天屠龙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倚天了。） 七月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一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龙胎”却严重难产。施崇堂面色苍白，疲倦得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却一直找不到毛病。 施振荣天天临场督战，急得直叫： “你总得告诉我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呀！不要希望做得十全十美，只要能够公开展示就行了！你看，展示场地要预订，媒体广告也要配合，到底八月底行不行？” 施崇堂眼中泛着红丝，慢条斯理地说： “八月底？我没有把握。” “老天，那九月呢？九月再不行，十月就来不及了。十月节庆太多，场地、广告早被订光了！怎么样？九月初？”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施振荣实在不忍心再逼下去，下定决心说：“这样好了，我们订在九月廿八号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可以吧！” 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八日，“天龙中文计算机”在师范大学正式与国人见面。十多年后，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人，还在争论谁先发明了中文计算机，但在当时天龙中文计算机之问世，却不啻一颗炸弹爆炸，让中外专家学者们纷纷跌破了眼镜。 我不认为是我“发明”了中文计算机，计算机本不分中外，增加了中文算不上是发明。我对中文计算机的贡献是“中文字母”的观念，只可惜国人太轻视观念了，以致看得不远。当年若非天龙适时出击，后来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大键盘当道。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儿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少才智之士略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从此陷入名利的漩涡中。我的目标太远，远得自己都看不到。就算有达到的一天，我也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永远没有自满的一天。就以眼前为例，我对字形不满意，决定做一套可供计算机排版的中文字库。等字形做完，还有辨识、语音、语意等在排队等着。 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是一个开始，打破了中文不适合计算机的迷信。今天所有曾经反对中文计算机的人，都已噤口不言，甚至有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为中文计算机界的先驱。谁都难免因一时成见，以致判断错误。可怕的是计算机本是科学技术，一片清静的净土，如果太多投机分子因利之所趋而大军集结，计算机天下必将乱矣！ 天龙是龙飞在天了，我却仍处于潜龙勿用的境地。政府颁发“行政院长奖”给我和宏碁，我却拒领了，因为我不需要任何奖励。至于与宏碁的合作，也到了必须分手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改进，施振荣则认为我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我们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我认为计算机未来的趋势必是越来越小，小到能放在口袋里，施振荣则认为大型的迷你计算机才是主流。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各行其是才是上策。 宏碁公司信守诺言，前后付了三百多万权利金给我，我以此创办了零壹科技公司，开始了另一段艰苦的奋斗岁月。 事后我才发现，“天龙”公开的日子，正是中秋节后三天。由于这件事情的印证，国安堂的预言深烙我心，使我不断徘徊在科学与玄秘的道路之间，不能自已。 我的公司取名“零壹”当然是因为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然而却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用零壹象征“阴阳”。我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理，过去读书人尊《易经》为百经之首，今天《易经》却沦落为算命、卜卦的工具。 有人视《易经》为真理，有人则说是迷信，倒底孰是孰非？真正有心追究真相的人，何妨先行了解再说！人不可能接受所不明了的观念和事物，而《易经》的确难懂，连孔老夫子都自怨自艾：“使吾五十而学易，可以无过矣。” 我曾问过国安堂的那位算命先生，《易经》是不是很难学。他说： “不是难学，而是难通！” 道理很简单，《易经》是以有限的符号，象征无限的时空组合变化。一个人就算能耐着性子，把符号和文字概念连接起来，这已经要花上几十年的功夫。等到具备了人生足够的经验，悟出了那些符号与时空变化的关系时，人生已近黄昏，时不我予了。 这个千古的悬案，时到今日，应该是水落石出的时刻了。因为有了计算机，计算机的优点正好弥补人之不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经》，应该是事半功倍。 话说回来，怎样教计算机了解《易经》呢？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当前总要有其中之一才是。我继续推理下去，如果我先学《易经》，再用计算机分析，看似可行，其实此路不通。因为等我学会易理时，已经是求仁而得仁，还要用计算机研究什么？如此说来，先让计算机学《易经》才是最理想的快捷方式。可是，什么叫做“让计算机学易经呢”？ 设身处地的想，我学《易经》只要花些功夫，认真去学习书中的文字概念，终有一天能懂它说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能知道《易经》为什么这样说，这就算通了。由这个逻辑推理中，我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是我如何了解文字概念的。如果计算机能了解文字概念，则不仅是《易经》，几乎天下所有的事都可以交给它去处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潜意识中，我经常同时平行处理很多问题。我一方面设法改进中文字库，一方面动手设计中文打字机，另一方面，我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类始终未能解决的大玄秘，就是人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 零壹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中文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为唯一的目标。最初只有我和沉红莲，正好，三大的刘世文与熊黎民退役了，我一并邀请他们加入。由于要做的事很多，人手不足，便登报招请员工。我原指望找四位中文人才、一位美工、四五位学电子的。结果除了学中文的来了不少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缘份，也不愿强求，好在人材可以训练，而机会却不是我所能控制。中文的人才济济，我选上杨美芬，许其清，姜有谟三位。第二批则有辅大物理系毕业的林维江，另外一位中兴大学统计系的林晓星，由于态度诚恳，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我用人从不作严格要求，全凭个人兴趣自由发挥。在招聘员工时，我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由刘世文、沉红莲、熊黎民三个人各持一张，把守头关。通过了他们，才轮到我来面试。卡片上有三个人所标的暗记，以便参酌他们的意见。 林维江进来时，显得有些紧张，手足无措。我一看，是学物理的，那时我正在研究一些课题，很喜欢与学物理的人讨论。 “你是学物理的？”我顺口就问。 “唉呀，别谈物理啦！那是现代的神话！”他的手势也很绝，就像在赶苍蝇一般。 我心里想，这种人能用吗？可是再一想，我又好到哪里去？ “你懂计算机吗？” “可以说懂，也可说不懂！”他倒是很诚实。我再一看第一关所做的暗记，居然三个人意见一致，建议无条件录用！ “那你认为适合什么工作呢？” “有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安地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好象在游泳池里挣扎。 “我们缺少一位工友。”这样调侃很不合“君无戏言”，但我不想做皇帝。 “没问题！” 后来，我有一次曾有意无意地问林维江为什么他愿意来我们公司，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公司不像个公司的样子，我喜欢自由。”这就是林维江，他思想很乱，但为人心热肠快，做什么都很投入，颇具唐吉诃德的任侠精神。 他一进公司就看出我们人手不足，常主动到处拉人。在展览会场中，他结识了两位交大的学生林梦辉与周至元，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由我们提供助学金，以便毕业后为我们工作。又在一个朋友那里找来林嘉勋，成为硬件部经理。甚至于在公共汽车上结识了陈建全，就请陈替我们介绍业务。 有人能替我分忧，让我全神贯注于研究工作，自是求之不得，我便任他发挥。我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字库，字库改进后，有什么便宜而可行的计算机，使之具有中文的能力。此外，我不能忘情中文打字机，我在三军大学时，曾偷了几箱报废的电子零件，打算用克难的方式，自行动手，做一台样品。 不料电子技术进步飞快，那几箱报废的零件果真完全报废，一点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了能专心设计打字机，我花高薪请了一位程序设计师来写字库的程序。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后整整耗了半年，我费尽口舌，这位程序员就是无法苟同于我的观点。有一天，他又来啰嗦，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早就耐不住了，所有的细节在心中不知流过多少次，程序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原稿都在脑海中。当时气往上冲，不禁大吼一声： “你不必做了，我来写，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他笑着说： “那你就自己写吧，一年也行。” 我日以继夜的写，果真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一段程序。当然，他无颜再做下去，而我也决定自己动手。从此我由硬件改行进入软件，也幸而有这个机缘，令我得识软件无限的发展空间，成为一个虔诚的逐梦者。 林维江自动跑起业务来，他找到了全亚公司，因为宏碁的天龙中文计算机售价七十多万，而全亚的PA 800仅售台币八万元，性能却相去不远。于是我们与全亚合作，将之改为中文计算机，并以四万元一台的价格，大量上市。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们初次参加在松山机场举行的信息展览。所展出的产品是四台全亚的PA 800，我一向反对宣传广告，所以只印了一张实实在在的“工作报告”，而且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印出我们的主题： “中文计算机，中国人的骄傲！” 下面则是中心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整个会场上百家厂商中，我们是唯一以中文计算机为诉求者。不仅门可罗雀，即使偶而拉了几个人进来，我们简陋的设备，寒酸的装潢也令参观者浑身不自在。到底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有没有中文没有几个人关心，有钱有势才是人人所向往的。 林维江在外面很热心地散发“工作报告”，他对学生尤其抱着期望。他的看法是老一辈的人观念已经定型，只有年轻的学生才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 有两个身着大学制服的青年，从我们摊位前走过，林维江忙迎上前去，送上了两张工作报告，那两个学生瞄了一眼，双双丢在地上，说： “妈的！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林维江气得头上冒火，捡起被丢在地上的纸，就打算冲上去理论，幸而同事们都看到了，一齐拥上把他拦住。 这种事我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对那些看不见中文计算机者的心态，也颇表同情。学生接受师长的教导，而师长们则是社会的中坚。在上上下下都还没有认同中文计算机之前，凭什么学生能有见识？ 不久，一场计算机的风暴到临了，苹果机被翻制上市。由于当年电动娱乐器的大量盛行，国内大小厂商竞相投入生产抄袭，而导致各种电动玩具泛滥成灾，政府凛于情况之严重，下令取缔。所有生产厂商一时血本无归，便纷纷翻制苹果计算机。大家一窝风的结果，互相贱价竞销，一片主机板在最便宜时只要台币五千元就买得到。 苹果计算机的功能与 MCZ相近，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其主机板上有七个插槽，可以任意扩展。且其软硬件资料开放，人人可以成为体制中之一员，以争高下。在当时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计算机公司都有钱有势，雇用了大批工程师，不论软硬，大小通吃，外人难以分羹。苹果机是一个高中生史蒂夫加柏，在其车库中自行装配而成。他请不起工程师，便将计算机的资料公开，欢迎一般大众或工程师来共同开发。 此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有了共同的硬件环境，软件工程师们就可以大展身手。一时，全美有数以千计的软件工作间成立，蔚为风尚。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即动手设计中文汉卡，先将中文字库改成苹果机的机器码，再把其系统程序之字符输入处加上了中文的功能。当时周至元参与了部分作业，尤其是最后的收尾工作，可是他却在画面上擅自加上自己的名字，烧成硬件后我才发现。 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明示他不会甘居人下。刚好，神通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小型的中文计算机“小神通”。我便把全部工作交给周至元与他的同学林梦辉二人，这一招我是学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 果然，产品完成后，周至元向我提起神通想用高薪挖他们二人。 “我们公司小，薪水不可能提高，我赞成你们去神通。”我淡淡地说。 “朱先生，我并没有说要去神通。”周至元解释说。 “为什么不去呢？” “我们在这里比较有前途，因为神通公司大，发挥机会小。” “我同意，可是别忘了，我的目的不在于做生意而是做研究。” “你做你的研究，只要你肯把公司交给我们两个来经营，保证我们可以比史蒂夫加柏还要成功！”他们信心满满。 “我相信你们有这种能力，可是这却有违我个人的宗旨。既然你们的理想不在研究发展，我倒有个建议，你们俩与陈建全合组一个公司，正好大大发展一番。为了目前的生计，小神通的案子送给你们，电信局的终端机也算你们的，而且我的中文技术也同意你们免费使用！”他们一听，楞了半响，作声不得。 当时还有一件案子，是陈建全介绍来的，电信局有一批中文终端机交给我们设计。设计者是林梦辉，进展得不错。但是我有一次听到林梦辉抱怨，他认为“为人作嫁”很不值得。此外，陈建全一直劝我好好做生意，全力把电信局的终端机接下来，就可以大干特干，与其它知名的大公司分庭抗礼了。 他们都是对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想做生意，也不想误了他们。早就希望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短期于我虽然有损，但在推广中文计算机的大业上，却多了一个力量！ 他们志同道合，立刻合组了“众鼎计算机公司”，大展宏图。 林维江是个义人，全心全力在为公司奔走。这些人都是他找来的，我在事后才告诉他。他非常气愤，认为这些人不讲义气。我说： “义气不是交易，义字的原意是‘羊我’，羊是牺牲的祭品，以自我为祭，我们只要求自己有义，何必管他人？” “可是他们怎能把我们的生意带走呢？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 “不带生意，他们会走吗？如果是志同道合的人，五个十个都不算多。否则眼睛里揉不进一粒砂子，观念不合的人再因循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那又何苦？” “可是我们的财务怎么办？”他不禁忧心忡忡。 “别担心，有你这个福将，一定能化险为夷。” 他真是福将，神通公司不找众鼎，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汉通中文终端机”。这次我改派沉红莲与林晓星出马，因为我了解神通的问题所在，他们有的是软硬件技术人才，所需要的只是中文解决方案而已。 我的建议是完全以他们的终端机为主，我们只要将中文字库及字码的程序转过去，与他们的系统接口联接就可以了，这种转换技术，只要沉红莲与林晓星就足够了。 果然，不到两个月工作完成了。以产品而言，汉通颇为成功，尤其是当初卖到大陆就有数百台之多，不像小神通，风大雨小。 苹果汉卡完成了，林维江又找了一个年轻人侯建耀来，是“佳佳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抄袭日本的电动玩具发了财，想要转行，打算全权代理我们的汉卡。 我正为销售的问题头痛，因此欣然同意，付了订金签了约，侯建耀将这片汉卡命名为“汉卡”。由于他们是破密专家，深悉个中三昧，深怕别人翻制。便在卡上动了不少手脚，既加明胶、又加暗线，把汉卡弄成了一块砚台。 汉卡的售价也高，一片卖一万八千块钱，当然比起其它中文计算机而言，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苹果主机板只卖几千，比起来汉卡就显得太贵了。为了能让学生早日接触中文计算机，我便另外开发了一种学生专用的版本。 正常的汉卡中有三万五千个中文字形，而学生版中则删去了近一千个次常用字，售价降为一万二千块，一时大受学生欢迎。 佳佳代理的条件是正常版本每片权利金两千元，学生版一千，每季支付一次。签约时不觉得，一到付款，竟有近百万元。佳佳就开始嫌权利金付得太多，我对侯建耀说： “研究开发是很辛苦的，我们要有经费继续开发新产品。” “我知道，可是你只要做一次，就可以收一辈子，我们每一片都要成本，生产、包装、销售、服务，一层一层地分摊下去，赚的没有你多！” “如果你认为我赚多了，我倒有个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今后我不再收你的权利金！”人只要不计己利，条条大路都可行。 “什么？你不要钱？”他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的目标是要推广中文计算机。我不要钱，你才能卖得便宜。你卖得便宜，使用者才得到实惠，最后成功的是我！”我据实以告。 “你说话算话？我要找律师来啰！”他犹自半信半疑。 “当然，只是有个交换条件，你独家销售的权利也撤消，人人可卖。” 他高兴不起来了，考虑了一会，说： “大家都能卖？大家都没有好处呀！” “大家都有好处，比如说，你有，因为成本降低了；其它厂商有，有产品可以卖；用户有，板子一定便宜；我也有，中文计算机普及了！” “不，没有这样简单，一定有问题，我回去想想再说。”他犹豫了。 天下的问题实在简单不过，只缘人心中有个天平，总希望自己的利益多些。要自己多，好解决，要别人少，也不难，一个人想通吃，问题就大了。 过了几天，侯建耀打电话来。他提出条件，其它厂商只限五家，我必须收费，而且要我把各家的名字告诉他！ 我同意了，又是林维江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了，他一天内就在中华商场找到五家零售商。每家以五万元台币的代价，一次卖断，以后任他们自由销售，不再收受分文。佳佳则把这五家邀集一堂，希望大家联合经营，由佳佳统一生产。 孰料林维江所找的五家都有小小的生产规模，各有降低成本的神通。最后他们谈判破裂，在自由竞争下，每片售价最便宜时仅要一千多元。是以汉卡大获成功，奠定了中文计算机的市场，自后战场转移了，逐渐进入战国群雄的局面。 在汉卡的强大压力下，各家厂商才看出，原来中文计算机也有价值！除了神通公司外，我们还设计了诚洲的仓颉中文终端机，经纬公司的中文终端机。其中最成功的个案，是我们看中了“易卜生”(Epson) 印字机，在汉卡上附送了打印的中文接口，不到三个月，易卜生印字机就卖了一万多台。 此外，我们专门修改计算机系统，使之中文化。那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因为当时所有的计算机都是封闭系统。没有线路图、技术手册、系统规格等，甚至于委托我们修改的经销厂商完全不知道那些资料有什么用。 我唯一的法门是下死功夫的方式，每种机器任命一、两位工程师，将其系统程序从头到尾，一步一步地追踪下去。只要找到有空隙之处，就硬性填上一个入口，将其键盘输入之接口直接改到我们这边来。 好在当时的计算机多半采用 Z80 CPU，所以对我们的字库而言，反而比用在汉卡上还要容易得多。我们改过的机器不下十余种，但目前记得的仅有下列各类： NEC， TOSHIBA， SHARP， ALTOS， NORTH-STAR 做多了，这种技术堪称举世一绝，但是我坚持仅以推广中文为唯一目的，不发展应用软件，故公司的财务状况一直没有起色。前述的中文计算机修改工作收费不一，最多不超过三十万，我们的期望全在几个终端机上，每套有五千元的权利金收入。 神通的中文部经理刘大卫有个朋友住在我们公司附近。他常在晚上打完牌后，买几个肉包子，过来聊天。他虽然从事计算机工作，却是个性情中人，我们很谈得来，但各有立场，互不退让。他曾说过，不论如何，即使神通公司关门，也绝不用仓颉输入法。只为了一个“气”字，因为神通最初是国内计算机界的龙头，花了数年，投资了数千万元，发展了一套大键盘的中文终端机。他们公司对这个计划重视无比，倒不是为了生意，而是抱着文化传承的自我期许！结果天龙破云而出，一个外行的“黑手”以及当时计算机界的小兵宏碁突然冒了出来。空有神通，却闹得名财两空！ 我们每次见面便辩个不休，每次沉红莲都在场。她正在学习观察“人性”，所以一会儿给我帮腔，一会儿替他说项，弄得刘大卫经常笑也不是恼也不是。 对我而言，与性格明朗的人交手，的确是一种人性的研究课题。以一个从事科技的人来说，刘大卫反应之敏锐，非常罕见。他很有能力，也极有见解，但心中那座堡垒牢不可破。我修道多年，深知“执着”是最大的障碍，而他的执着正是我的借镜。 有次，他又带了包子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汉通的权利金下来了。总数有一百多万，可以立刻给我。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否则他便不付钱，连打官司都在所不惜！ 我知道他的条件，就是要把我们纳入神通的旗下。历史不能倒溯，早先神通如果能接受我的技术，中文计算机史决非后来的模样。但木已成舟，现在为了中文计算机的前途，我不能有私利，不能具有任何色彩。我笑着对他说： “老刘，你的钱留着吧，你不付，我也不要！” “咦？你还没问我条件，怎么就拒绝了？” “你的条件是与神通全面合作，把其它公司排除在外。” “这有哪点不好？你可以安心做研究了。”他认为是施恩于我。 “中文计算机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文化，文化是属于全民的，不能以个人的利害为导向。我再苦都有办法熬过去，但是如果文化的方向操纵在少数人手中，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坚持一天。” “什么操纵不操纵？有神通公司帮你推广，中文计算机成功不更快吗？” “不见得，就以你为例，为什么不用仓颉输入法？” “我说过！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这样说！宏碁用了我就不用！” “对了，这就叫门户之见！宏碁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如果神通用我的技术，他们就会排斥！其它的厂商谁不想独占市场？今天技术尚未成熟，我必须保持中立，让大家都能参与，否则会危害中文计算机的前途！” “你是谁？难道你能主宰中文计算机市场？” “当然不能，所以我劝你不要找我，天下有能力的人很多，正需要你们支持。” “真是笑话！天下哪有你这样谈生意的人？” “我不是生意人！”我的确不是，我只是不慎踏进了这个行业。 “老哥！你要活命，这里有十几个员工，他们也要生存呀！” “那不表示我就必须卑躬曲膝，被人牵着鼻子走！” “喂！喂！谁要你卑躬曲膝？”刘大卫包子咬了一半，有些火大了：“你可是要搞清楚，我是好心帮你解决问题！” “谢了，我也是好心告诉你，我有我的原则！” 老刘果然不付钱，我也真的不要。不久，话传到经纬公司，他们中文部的王经理打电话问我，我承认是事实，王经理也决定不付了。结果那几个月我们过得非常艰苦，所幸同仁们颇能谅解，大家同意领半薪。我到处借钱，沉红莲也帮我借来二十万，才能勉强度过。（不过这两家公司的款项，在我出奔美国后，他们还是付清了。） 就在我们财务最困难的时候，香港有位梁医师给我们寄来美金一千元，说是赞助我们研究。此外还有一位无名氏，也赠了五百元美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我很感激他们，也更严格地自我要求，坚持立场。 金宝公司有位董事周永嘉，是老友孙振先的亲戚，老孙介绍他来投资。他对中文没有兴趣，只希望有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事业。正好我在做字库，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计算机绘图。我仔细分析过，认为将是市场的明日之星。在硬件上可以利用电玩系统改良，而软件则只是一些绘图程序而已。 我便建议周永嘉从事计算机绘图，技术全部由我负责。至于资金，不过每个月五、六十万，支付一些工程师费用。周永嘉听了，认为我说的是科幻小说，他说： “能不能有什么现成的实在的事业呢？” “你认为什么最实在呢？” “我不知道，所以来找你。” “别人没有做过的，或者没有做成功过的，那实在吗？” “当然不，我希望保险一点的。” “别人都会做，人人在赚钱的，这总够实在了吧？” “我不同意，金宝公司很赚钱，但是没有特色，赚得很辛苦。” “是了，要别人不会，而自己又能赚钱的。” “对了，最好马上能兑现的，你能出什么点子吗？” “对不起，我没有。” 这是老实话，要做别人不会的，就要自行研究。要一定能赚钱的，则需要市场的肯定。这两者之间有矛盾，产品在没有研究出来以前，不可能上市，更免谈保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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