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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二、立夏 内功、大周、三大、溪头 在北屋一晃就是三年，为了坚守对叶条辉的诺言，我守株待兔，中文的研究工作虽未停顿，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可是树大也必须根深，条辉送我二十万股金，我用十七万买了栋公司兴建的公寓。离开北屋时，有房子可以安身，又有点存款，省吃俭用的话，一年半载生活不成问题，我正好全心全力在家里重新开始排字。 我买了十多本国语小字典，把每一个字都剪下来，再根据早先已经研究妥当的构想，在纸上画出横、直坐标。横轴以前缀为索引，纵轴则取字身，各预留廿六区。我先找出前缀和字身比较多的，当作索引符号，每种符号各占一格。然后再把剪下来的字，照前缀、字身的索引位置，一一贴在索引所指向的空位上。 所有的字都贴完后，我再检查整张纸上空位与文字的分布情形。我知道唯有文字平均的分布在索引表中，编码成功的机率最高。如果空位太多，就表示索引分配不合理，如果有些位置上文字太多，则该字必须再行分解。 前前后后一共剪贴了十多张，每剪贴一次，起码要用上两本字典。时间上则长短不等，有时做到一半，我就知道不可行，毁掉重来。如果顺利，全部贴完则要半个月。 又剪又贴，还要思考，我一个人工作，经常顾前不顾后，事倍功半。我求助于内人，她这半生尚不知道世上居然有这样单调无味的工作，她一坐下来，便呵欠不停。剪不到几个字，总会想起有件非做不可的事，说是马上回来，结果总是不见人影。 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孤军奋斗。半年下来，我以八千字为例，每字取三码，以五十二个字母（即英文的大小写），完成了中文编码。 当时，我还未忘情中国功夫，我对形意拳很有兴趣，同时也因为编码的原理是根据中文的形声法则，故而定名为“形意检字法”。为了保障自己研究工作的进行，我到内政部找到表姐陈玉洁，请她协助登记了著作权。 我对这次的结果并不满意，五十二键实在太多了，我想减至廿六键。但是难度太高，一个人做，限于思考的过程一面要用原有的字典顺序查字，这我已经不够熟练，一面又要立刻转变为新的索引位置，脑筋不停地转来转去，很容易疲劳。 我想找人帮忙，如果两个人一起做，每个人负责一种索引系统，效率就高得多。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到理想为止。但是找人谈何容易，内人不愿帮忙，而我又没有足够的资金。 这时有一位电影界的朋友雷俊，找我写一本武侠片的剧本。缘因有一门功夫叫做“霆斩”，在媒体推介下，颇受人注目。正好他也有些渊源，想利用霆斩的知名度拍部电影。据他说拍电影并不难，只要有关系，有引人的剧本，定好担纲演出的明星，先卖南洋各地的版权，就能拿到数以百万的订金。 雷俊本人并没有钱，但是关系很好，目前所缺的只是剧本。为了兴趣，也希望能赚点钱，我答应帮忙。这一来，我又卷进了那阵子的功夫狂热中。 霆斩的掌门人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他本人弱不禁风，可是他的弟弟“彭二”练就了一手铁臂功，可以任人用木棒子搥打。他们姓彭，自称是彭祖之后，兄弟俩都自台大毕业。他家有一册祖传“霆斩秘籍”，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愿意下功夫苦练。由于一时的好奇，他们按照书中的方法练了一阵。其兄本来有心脏病，结果身体竟然练好了，但浅尝辄止。弟弟却在哥哥的指导下，练成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本事。 我自幼看武侠小说，总认为所谓的武功只不过是文人的幻想而已。尤其是那些过于夸大的“踏雪无痕”、“隔山打牛”等完全没有科学根据。这次目睹彭二用锋利的水果刀，对着右臂猛砍，臂上除了一些青白色的痕迹外，果真没有受伤！ “霆斩门”本来在南昌街开馆，每人每月收费六十元，名气不大，知者也不多。后来有位由美国回台的跆拳教练看到他们的功夫后，叹为观止。双方谈妥合作，学费增加到三千元，并请了记者大肆宣传。立刻各地学生慕名而来，车水马龙，门为之塞。 彭氏兄弟赚了大钱，却不肯对馆中同甘共苦的教练略施小惠。不久便有两位教练另起炉灶，取名“天斩”，还搬了位毫不知情的老和尚出来，说是出于少林真传！有谁管什么真假呢？吹者得利，信者有福。混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电影虽然没有拍成，可是却因为认识他们，我对中国功夫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仔细研究分析之后，写了本《功夫生理学》，因找不到人出版，原稿已不知何在。一九八一年又逢武当派在台开山门，掌门人廉广全是支持我做中文计算机的几位江湖朋友之一。在他的介绍下，我也拜了师父，成为武当弟子，对中国功夫认识更深。 中国功夫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达到强身、健身的目的，其原理不外乎物理及生理学。但是明理的人少，自夸自擂的人多，以讹传讹的结果，便有了很多愚己愚人的神话。 生命体精妙的结构与功能，今多已为科学家所悉。中国古代知识虽然不发达，人们却在实验中掌握了生命力的基本因素，那就是“营养”与“空气”。 碳氢化合物的醣类，可因结构变化达到贮存及分解热能的功效，醣类被身体吸收后，贮存在肝脏内者叫肝醣，输送到血液中则为血醣。血醣在肌肉中与氧气结合，并放出热能、二氧化碳，如果氧化作用不全，则产生乳酸。热能是刺激肌肉运动的动力，乳酸则导致神经疼痛，以提醒人们身体内因为氧气不足，急需补充。 醣类来自食物，可以贮存于体内。氧气则来自呼吸，经过肺中的肺泡渗入血液，随时消耗。血液则靠心脏加压，泵入血管。由于醣类已经贮存在身体中，所以呼吸空气以及泵入血管两者，才是运动最重要的生理作用。 要汽车的马力大，先决条件是要有充分的油与气相混合，并且有效地送入引擎中，使之完全燃烧，产生爆发的功率。同理，我们要使人体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必须有足够的空气以及血液量，使之能快速将空气及营养传送到肌肉细胞中，增加肌肉的能量。 功夫就是一种将空气及血液有效地输送到身体各部位的锻练方法，因此又名之为“气功”。严格说来，中国功夫分成“外家”与“内家”两种，外家讲究“技击”，以训练人体四肢之灵活性、感官反应之正确性以及动作劲道之快速性为主。这种技击适用于防身、制敌，也可以当作一种运动或舞蹈，娱人娱己。 据考证，内功是以达摩祖师由天竺携来之瑜珈术为源，再加上中国道教的吐纳、练气之术，逐步发展而成的。因为佛、道两家的修行人士终日静坐，身体机能缺乏运动，易生疾病。遂在静坐之余，研究出一种简易的方法，四肢不需运动，仅以呼吸作用即可促进容氧率增加，使血液循环量加大而得到与运动相等的效果，故称之为内功。 现代社会上很多人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其身体与心理状况和古代修行人相去无几，只是仰仗营养与药物维持健康，暂得免于疾病。如果内功真有强身的效验，则对现代人将是一大福音。只是要征信于人，必须要有科学的佐证。 我的骨架很壮，身体有一百八十磅重，但身高只有五呎七吋。自中学以后，我就很少参加激烈的运动。大学时虽然是篮球校队，上场时往往力不从心，不过充当龙套而已。记得在台视时，有一次公司内部举行篮球赛，我上场打了一分多钟，结果身上贴了十几片沙隆巴斯，而被戏称为沙隆巴斯先生。 等我作了内功练习以后，气力明显地增加，打一个钟头的球，一点都不觉得累，精神也好得多。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及写作的工作，每天连续不断，从未休假或是休息，除了我的宿疾皮肤病及气管炎外，身体其它部位从未生病。（后来我才发现跟随我的弟子们，人人都因久坐而饱受肌肉疼痛之苦。） 内功有很多专有名词，在此略而不提，仅以粗浅的、与生理有关的用语来说明。内功最重呼吸的方法，原则上男性多用腹式呼吸法，女性则用胸腔呼吸。这是基于生理的限制，女性腰细，腹腔较小。这也是男女天生不平等的一种结构，因为女性的腹腔以子宫为主体，只有在骨盆扩张时，腹腔才能向外增涨。 腹腔呼吸的原理是以胸腹之间的横隔膜为泵浦，向下压时，一方面空气进入胸腔的肺叶中，一方面迫使腹腔中之血液流回心脏。腹腔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血液停滞其间，其中有一部分在肝、脾中，以调节血液的化学成分，完成新陈代谢作用。腹腔静脉管则容纳了大量由身体下半部循环回来的静脉血液，在此等待着被泵回心脏。 人体血管的构造历经了千万年的演进，运动是动物生存的本能，因此下半身血液要泵回心脏，全靠肌肉的收缩，而血管中有一种三尖瓣结构，可以防止血液的倒流。如果运动量不足，则血液到了腹腔静脉，基于重力作用，便淤积在那里。其多余的醣类，常被腹腔组织所吸收，变成皮下脂肪，从外表看上去就是大腹便便。 野生动物在奔跑时，前后肢交互移动，正好压迫了具有伸缩性、贮藏着大量血液的腹腔，故得以增加运动所需的能量。人类在直立以后就丧失了这种机能，但却发展出足部强而有力的肌肉，以协助血液的循环。一旦不常走动，足部肌肉的压力降低，人体的各种机能即因血液循环之不良，而导致疾病或体能衰弱。 至于胸腔呼吸则要靠肋间肌的伸缩，肋间肌很薄而且空间变化小，因此呼吸量甚浅。内功所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加强腹式呼吸，以便加大肺腔的扩张容量。并且要尽力压缩腹部空间，一方面可以按摩腹腔内各个器官，增进其新陈代谢作用；一方面压迫淤积的血液，使之回到心脏，再进入肺中，以排除二氧化碳，吸收氧气。 腹腔有两个向外的信道，一是十二指肠，食物由此进入，再从骨盆下端之肛门或尿道排出，另一则是静脉，血液由此返回心脏。做内功时必须使食物信道封闭，再对腹腔加压，这样才会得到增加血液回流的真正效果。 内功锻练的方法很多，原则上不外用腹式呼吸法，在吸气时尽量使横隔膜向腹部下压，同时提起肛门的括约肌并收缩腰肌、腹肌，使腹腔向内压缩，容量减小。这时血液立刻通达全身，人感到身体发热、皮肤发胀，这就相当于身体运动的效果。 在做这种动作时，应该充分注意以下几点：空气一定要新鲜，污浊的空气对人体反而有害；身上的穿著要松软，以免压迫了血管，使血液循环不良；避免在饱食或是长时间饥饿后进行，前者会因胃部缺血而有碍消化，后者徒令身体更形虚弱。还有一点更应注意，就是头、颈部肌肉要完全放松，否则将导致头痛，严重时更可能有脑充血之虞（俗称走火入魔）。 一般说来，练习不可燥进，初练一日呼吸三次，每日渐渐增加，不要超过体能的极限。练到一个月后，一次能做三十次呼吸，腹中受压时会感到中心处坚实发热，在练功的人说来，那里就叫做“丹田”。其位置大约在肚脐下有一个“田”字形肌肉的中央，其感觉如同练“丹”发热，且位置集中似丹，故称丹田。 这种练气的方式叫做“气沉丹田”，又称为逆式呼吸。练到相当程度后，有些派别还要练“正呼吸”，那是在压下横隔膜作深呼吸时，要把腹部肌肉放松，在吐出空气时，再压迫腹部。这是为了减轻“氧债”以及破除执着于强练压缩式呼吸的习惯，到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呼吸的功能。 如果只为了健身，每天只要几分钟的练习就够了，所以非常适合现代社会上时间及精力都有限的人士。不过在做逆式呼吸之初，最好先做些柔软体操，放松身体各部之肌肉，不仅效果更佳，且可避免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比较正式的练功法应该采用坐姿，因为人在专心练习时，要微闭双目（全闭易致昏睡），这时因为感觉全集中在身体内部，会影响到站立时的平衡。而坐姿也有一定的方法，原则上是两腿的大腿肌着地，肛门悬空。这样一方面身体较平稳，不致使踝骨受到压力，另一方面大腿肌承载了全身的重量，也同时提供了静脉压力，有增加血液循环的功能。 在理论上说，如果坐得安稳，不依靠身体之骨骼及肌肉机构支撑，其休息的效率远比睡倒为高。因为在平躺时，全身肌肉放松，呼吸浅慢，血压降低。而恢复体力的主要功能，全靠血液所输送的氧气将肌肉中所积存的废物乳酸再加以氧化，或携回至肝脏中，再合为肝醣。乳酸刺激神经末梢，是人感到疼痛和疲倦的原因。乳酸消除的速度就是体力复原的效率所在，而睡倒后血液循环缓慢，故效率低。 相反地，坐姿不耗体力，加上深呼吸氧气足，腿部又提供静脉压，血液大量地带着新鲜血液清洗乳酸、修护器官的损耗，其功效自比卧睡超出甚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野外求生训练所必知的。那就是在寒冷的野外，如果在疲劳过度时睡倒，会使散热的面积加大，容易导致身体“失热”而休克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坐姿，既可恢复体力，兼以散热面积小，比较安全有效。 人类所有的发明都是为了方便，方便的结果，却往往抵消了大自然原来设计的人体功能，椅子就是其中之一。当人坐在地上时，双腿盘起，肌肉自然受到压力，故能保持血液正常运行。可是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肌肉松弛，血液得不到静脉压，便经常停滞在脚部。一旦坐久了，血液循环功能削弱，反而更觉疲倦。常坐飞机的人便知道，时间长了脚部会发胀，有时连鞋都穿不上（易罹静脉炎），以后不妨试试打坐。 理想的坐姿应该是将双腿互盘，在瑜珈术中称为“双趺坐”。这种坐姿必须从小练习，成人骨骼业已硬化，两腿怎样也盘不起来。其次是“单趺坐”，也就是把一只腿放在另一只上，其效果较差。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坐法，是将两腿交叉，这种坐姿全靠两个腿背和屁股支撑，与地面接触不匀，最好在坐处垫以柔软之物，以分散身体的压力。 人们在过了多年文明的生活后，上述的坐姿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习惯的，在练习时，千万要注意下列事项：坐姿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脊椎骨的正直，坐处太软时，身体常会倾斜，脊椎骨会在不知不觉中，随着重心的调整而歪曲。其次胸膛要挺起，以保持呼吸正常，这时可以利用横隔膜的下压，使腰间充气，再将尾椎骨向后挺，身体就自然正直了。总之，坐姿的练习不宜躁进，持之有恒，时间一久就会习惯。 为了更进一步增加运动能量或者是训练神经之反应，便要练习“导引”，使血液在意识的指导下，引向身体各部，使生理充分发挥其应有之机能。人体中有随意肌及不随意肌两种肌肉，把血液导向随意肌中尚不难，只要经常练习、运用，就可以达到效果。然而导引真正的价值，在于将血液导入不随意肌中（练习日久也可随意控制），甚至于导入身体的任何部位，这样不仅能强身健体，进而可以达到“生理治疗”的效果。 不论医药如何进步，人体的复健都是靠生理机能的自疗能力。血管是交通网络，血液是交通工具，满载着侦查队、救火队、军警、保健人员，还有各种补给、器材等。一个国家的强盛，首要的条件便是交通。一个强健的身体，则必定有健全的血液循环系统。 当神经感受到某种刺激，且其脉冲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肾上腺素立刻大量分泌，心脏迅即加速将血液泵送到血管中，并传送到身体各部，以便补充能量。 如果血管细小，在这种瞬间加速的情况下，血管会因受到压力而膨胀。就像原本已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上，突然间又加入了大批的军警车辆，其后果可以想象。人在年轻时血管尚有弹性，足资应付一般情况，然而年岁一长，在高速血液经常的冲刷下，管壁就容易硬化，循环机能也就相对的降低。 尤其在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人们运动量本来就少，加上烟酒等刺激物质的沉淀，血管很容易硬化。又生活在高度的紧张中，不时受到兴奋、沮丧等情绪影响，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心脏病，使之成为严重的杀手。 导引的理论是仅增加血液的流通量而不提高心脏的压力，使血管经常在大量血液的流通下，加强其伸缩的弹性。这样即使年岁渐长，循环的机能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足以应付任何特殊的情况。 血液流通量的增加是因为腹腔静脉中百分之四十的血液，在丹田的压力下，大约有一半会被泵入心脏，如此血液流量约增加三分之一，血管也会膨胀三分之一。血量多了，加上空气充足，身体的氧气供应量也增多，血管在胀缩下增加了弹性，故心脏能保持正常运作。 在中国，练功夫的人常要测试是否能在各种激烈的运动下，面不红气不喘。因为在急剧运动时，大量肾上腺素的分泌，刺激了心脏以及肺部加速运作，这样就会面红气喘。气功若练到相当程度时，就能充分利用呼吸，提供足够的氧气而不致于气喘。同时血管能扩大，血液循环畅通，不会淤积在皮下组织中，所以不会脸红。 其实任何人只要经常运动，达到了起码的运动量，多多少少就能有这种面不红气不喘的能耐。因为在运动中自然而然地需要深呼吸，也就自动绷紧了腹部肌肉，只是“功夫”特别强调这种功能而已。至于内功则是可以不必经过激烈的运动，只透过“运气”与“导引”两种精简的方法，以达到上述的目的。 练习导引前，先要用自己的意志力，“想象”有一股“力”由丹田起，慢慢地通过身体的血管，运到身体各部。根据各家记载，其运行的途径都不相同，当然效果也各异。但是对强身健体而言，有一种叫做“小周天”的方法，练来既简单又特具效力。 所谓小周天是指人体机构的基本区域，不包括四肢在内。相对的，“大周天”则率指全身，有所谓的“七经八脉”各种复杂的运行方式。这些理论原为道教修仙、炼丹等研究之副产品。后来有道术之士用之行医，就产生了“针灸”。 小周天包含了身体的五脏六腑，以及头脸、背脊等部位，同时又经过“经脉”中之任、督两脉，如果能给予适当的按摩，使气血贯注其间，必然可以增进其功能。然而这些区域并没有随意肌供我们运动，而且也不是外表的按摩即可奏功。因此必须先利用想象力，不断地练习。时日一久，意到气随，神经原在经常的刺激下，就会产生一些反应。 这种反应会令意念所经路线上之不随意肌产生一些紧张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足够使血管伸缩，达到预期的效果。功夫深厚了，神经原因刺激频繁而加强，肌肉也因之健壮，即可对该处的组织或器官发挥保护作用。 原则上，当气沉丹田后，便将意念下移到下腹，再移向肛门、尾闾，循着脊骨向上升，直冲到颈项（这段最难，起码要坚持一个月以上才有效应）再送到头顶，翻过前额，循鼻准、唇舌直返丹田。这其中还有些神话，据说一定要把舌尖顶住口腔上端，是为长生之源。而根据我的实验，在静坐或导引时由于精神贯注，口中津液常会不自觉地滑向咽喉而容易呛到，舌尖上顶可以堵住咽喉以避免这种意外。此外口中会集聚一些津液，在久坐喉间干燥之际，咽津也会感到舒服些。 这样导引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年以上的人，能加强背部的抗寒能力。同时背脊是全身神经的主要干道，运动其附近的肌肉，也有保护反射神经机能的作用。 人体中的肌肉纤维细胞数量恒定，一生之中只会减少而不可能增加。肌肉纤维两端以肌腱附着在骨骼上，肌腱是结缔组织，韧性很强，在不断的刺激之下，只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便会继续地加强及增大。 此外肌肉纤维如果受到外力的破坏，也是由结缔组织加以修补，运动员健壮的肌肉实际上就是结缔组织补充的结果。肌肉的健壮并不代表机能的正常，真正对健康有益处的，是增强肌腱的张力而不破坏肌肉。内功的基本作用就在此，只是需要相当的耐性以及持续的练习。在时间及环境都受限制的条件下，不失为理想的运动方式。 我年轻时深深为各种疾病所苦，尤其是感冒、气管炎，几乎从年初到年尾接连不断。自从修习内功后，十多年来已不常发。只是在鼻腔及气管管壁处，我感觉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疤”，常常在身体还没有察觉外界温度变化之前，那块疤就开始发痒，喷嚏、咳嗽相继而至，一经发作，伤疤发炎溃疡，细菌再一侵入，就药石无功了。 我了解了这个原因后，每次只要一感到痒，我就用含有薄荷的凉气去“熏”，并运气“按摩”。那个疤一接触到凉气，毛孔就自动收缩，细菌不能继续侵入。加上运气按摩，刺激血液流通，等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白血球将入侵之细菌消除后，病就不会发作。此外我原有便秘的毛病，后来应用导引的方法慢慢地压迫大肠，依着排泄的方向运气，立时畅通。这也算是我修习内功后的一点心得，提供读者做参考。 至于功夫中有关于竞技方面的诀窍，我认为没有多谈的必要，只有一点我想说明，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将身体练到刀砍不下的地步。我们在历史书上以及许多现代人的事后之明中，常说那种“刀枪不入”的功夫是愚民的神话。在许多娱乐场合中，也有不少艺人表演过类似的节目，可是中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如非经过“外国人”的验证、承认，中国的学者专家们往往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以表示他们是有科学精神的明智之士。 真理不是人云亦云，要有理论，且必须经得起实际验证。刀枪不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只限于以人使刀使枪，而不是高速的子弹。理论上说来，皮肤在相当的锻练后抗力会增加，若再浸泡一种药酒，则表皮紧缩坚实，有如处理过后的皮革。在刀锋接触表皮的剎那，如果表皮的抗力大于刀锋单位面积的压力（但不能割，用割的压力会增加），反作用力就可以把刀弹开，就像砍在充满空气的皮球上一样（皮球也不耐割）。 我认为西方文明之值得借镜，并不在于他们目前所得到的结果，而是他们勇于探索真相的精神。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口中喊着“格物致知”，却不屑于追究流传于民间的这类事件。现代的学者专家则连抄袭模仿西方科技尚自不及，更遑论其它！然而这些埋没了很久的宝藏，才是中国人真正值得努力探索的，若将之整理成为有系统的学问，必能强身强国，利己利人。 话说回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功夫的锻练确能提高一到两倍的人体潜能。但这并不表示功夫可以练到草上飞，隔山打牛等神奇地步。（台湾武当门的几位弟子，曾在廉师兄的督导下苦练了一年多，证明完全不可行。） 一九八五年，我住在美国洛杉矶，有天看到当地的世界日报上登载着几个大字： “中国功夫挑战西洋拳” 我很有兴趣，一看，竟是霆斩的彭氏兄弟，在一位华人医生的推荐下，来美参加职业拳击竞赛。由于美国职业拳击协会有一定的制度，彭二要参加职业比赛之前，必须先胜过若干有排名的业余拳手，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名墨西哥选手。 这位记者以几乎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霆斩功夫的神奇性。而且预言中国功夫在彭氏兄弟的推广下，必将拳打西洋，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等着看消息，但找来找去，报上却只有短短几行的报导。原来彭二虽然不怕刀砍，却没有练成脑袋不怕打的功夫。在我印象中，报导的内容如次： “〔本报讯〕昨日在一场挑战赛中，彭ｘｘ往场中一站，墨国选手一记左钩拳，彭氏立即倒地不起。全部比赛时间不过三秒，如此功夫，真是丢人丢到美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极端，相信时捧之上天，不相信时则贬得一文不值。 我们拍电影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因为雷俊无法排定“卡斯脱”，电影版权卖不出，电影不能拍了，钱也赚不到了。我不能再事担搁下去，只好回头另找资金。 在北屋时，我只有一个清白的朋友林俊甫，他知道我的计划后，介绍我认识了“大周建设公司”的倪邦宁建筑师。在倪的推荐下，大周决定支持我，谈好以半年为期，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的名额，每人每月四千块，我则不计薪酬。 一九七八年六月，我登了一则分类广告，征求中文系毕业者，到大周公司来面试。当时共有十多人报名，但面试时只来了五位。一听月薪四千块（当时一位国中老师的月薪约为一万二仟），有两位立刻打了退堂鼓。 只有三个人接受了面试，试题中有一项是与分类与记忆有关的，另一项则是性向测验：“如果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有一个鸡蛋，试问怎样才能拿出来？” 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但却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及态度。其中有一人与我争将起来，他说这种题目没有意义，不应该拿来考他。当然这种人我不敢用，迟早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振振有词，对我大肆攻击。 有个面试的女孩，她老老实实地把瓶子反来覆去，想把蛋倒出去、夹出来。这种个性对我的工作极有帮助。因为她不会作怪，不论事情大小，必能认真执行。 她名叫沉红莲，是台大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录取了她，果然我的判断很正确，她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成了我得力的助手和人生追求的道侣。 她对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工作进度比以往快了数倍以上。后来她又找来两位同班同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成功地用廿六个字母，把一万多字作了全面的编码。 我最关心的是重码字，用键少，重码就多。为了避免重码，我们一再把字母及辅助符号放在不同的键位上，一次一次地重编。重编只不过是苦功，难的是判断标准，在当时没有任何成例可资参考。 字母与辅助字形的统一性、重码字的比率、取码数的上限，规则的例外因素等，在在都是问题，而且相互矛盾，又相互纠结影响。 我的解决方法是以“形声法则”为依据，以中文的“全方位功能”为目标。因此，字母应有文字的代表性及基础性，辅助符号则要有视讯的联想性，但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辨识。在字母确定后，取码数也就没有变通的余地。 我把形部视作前缀，声部作为字身。前缀约有数百，以二十六键而言，取一至两码是理之必然。同理，字身有数千个之多，则要取一到三码。取码规则是最后才考虑的，在避免重码字的前提下，所有有效的方法都是规则。 有了指导原则，大家在同一个理念下工作，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的编码告一段落，订名为“中文输入研究”。为了节省排版的时间，我一笔一笔地亲自抄写，然后送去照相制版，在十月六日，由大周出版，印了一千本。 据我的猜想，大周支持这个计划的原意，不过是看在林与倪二位的面子上。待这本书印出来后，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意义，以致不愿继续支持。 后来证明，连信息界都找不到任何人能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至少送出去好几百本，结果都是石沉大海，连浪花都没有激起一朵。 人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总会设法经由各种管道，以求多增进一点认知。我的岳母极力推荐台北大桥下一所命馆－－国安堂，叫我去试试看。沈红莲与她的同学们听了大感兴趣。反正没有事，前途未卜，我们就结伴而去，且装作互不相识，看那先生如何说法。 国安堂在桥下一个小巷中，要先挂号，缴费十元。算命先生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年纪与我相若，却已是白发皓首。他是原堂主之义子，原堂主退休后，他才继承家业。据他说这种工作比从事机械难多了，但是为了不负养父之命，义无反顾。 他看了我的命，说是在四十二足岁之前飘流四海，虽有齐天的本领，依然一事无成。这倒是一点不假，是不是我的外表或者什么地方泄漏了机密呢？再一算，当时我应该算四十一了，今年有没有希望呢？他说，我在今年生日以前只能算是四十岁，这两年还要熬，必须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 沈的两位同学，据那位先生说，都与目前的工作无缘。一位即将赴美，一位亦将离职，且都会相夫教子，以家为业。唯有沈红莲，先生说： “你这个工作很适合，会做下去。” 沉红莲已经订了婚，原本打算在未婚夫出国后，继续深造，她便问道： “我想继续读书，可以吗？” “不可能。” 果然，那两位不久就离开了。沉红莲则为了献身中文计算机及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不要说出国深造，连结婚生子都担搁了。 大周对我们后续的计划爱莫能助，当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南京东路，是向“名将室内设计”借用的。名将的负责人被我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很有意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力量也有限，下面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只得婉拒了。 薪水已经没有了，前途一片荆棘。沉红莲的个性很坚强，不愿被挫折所击倒。她宁愿去做家教维持生计，决心要继续下去。 受到她的鼓励，我当然更不会退让。我们根据电话簿，把当时位于台北市的多家计算机公司地址抄下来，决定每天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分明是“科学”，白纸黑字，每一个中文都已经编码完成，我们认为计算机公司的从业人员一定有识货的。 不幸二十多家计算机公司，家家口气都完全一样，没有一家认为“中文计算机”可行，甚至有人说有台“中文终端机”也就够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分别，但是由他们的神情以及谈话中中英夹杂的事实，我看得出来，中文计算机早已被他们否定了。 我们改弦易辙，到各大学的电机系（当时尚无信息系）去，看看有没有学校愿意合作。想不到学校比商人更现实。商人只是否定中文计算机的商业价值，教授们则更武断地说，中文早就该淘汰了！这种老古董，害得中国沦落到今天地步，还不快趁计算机来临的机会将它丢掉！甚至于某校有位颇享盛名的博士教授，不齿地说： “你知道吗？英语即将成为国际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文字。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就要全面放弃中文，大家来学英语！” 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会、学校，结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中文计算机的必要。 计划的挫败、生活的压力，无一不是严重的考验。所幸沉红莲和我都有一股倔劲，我们不信自己是错的，也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此外，我不能否认，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命运是最后的依仗了。我记得国安堂说过，一定要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那么再坚持一年多，再苦也可以熬过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岳父告诉我说有位同乡曹育东，任职三军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他曾提及有位叶博士向三大建议开发中文电传，三大上报后，国防部批准了。叶博士要求两百万美金供买器材之用，三大却因为经费无着，将计划束之高阁。最近国防部查询计划进度，三大的校长蒋纬国将军便交待下来，一定要找人来研究中文电传！ 曹育东四处诉苦，说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电传的人。刚好碰到另一位同乡，谈起有这样一个人，神里神经的，在搞什么中文打字机。于是曹育东找到我岳父，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他那里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但有一台计算机，可以由我去玩。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到有人来调查，必须承认是在研究中文电传。 能有台计算机研究一番，总比我目前走头无路要好，尤其是我设计的是中文打字机，但却声称是中文计算机。至于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老实说唯一的印象，是那“二〇〇一年”科幻片中的“红眼睛”。我当然愿意去，沉红莲也没有反对。 曹育东见到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要能应付来调查的国防部官员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在三大，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如此而已。然后曹主任便带我们到一间“教室”似的空房间，中间有一列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子旁放着一个方盒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计算机呢？曹育东指着那台电视，说： “这是最新型的王安 2000T计算机，一台售价一百六十万元。现在交给你了，只要不弄坏，你尽量用吧！其它我不管了。” 这叫计算机？太令我失望了，但是我又怎能在曹育东面前示弱？他要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计算机，不把我赶出去才怪！ 沉红莲也楞住了，好在空空的教室中无人打扰，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午休息时间，有人来玩“电玩”软件，我乘机在一旁偷招，暗自记下各种操作应用的细节。等他们走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模仿，直到熟练为止。 中心里有一位程序员熊黎民，他有时会来修改程序，这又是我偷招的好机会。两三天后，我差不多已偷到了计算机的作业以及软件制作的方式。因为王安这部计算机中存有一万多个中文字形，都“存”在旁边那个叫“可携式硬盘”的方盒子里。要用时可以“叫出来”，但只能“放”在萤光幕最下面一行，且最多显示十个中文字，用处不大。 由于王安计算机用的是三角检字法，我略一翻阅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将王安的三角号码与我的输入码作一对照表，这样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输入法实现在计算机上了。其次，我的输入法还有造字的功能，既然能把字叫出来，当然更可以将字“画出来”。 于是，我请熊黎民帮我写程序，熊丢了本书给我，说： “你要写程序？自己看书吧！” 我一看，书名为“BASIC ”，又是一头雾水，从何下手呢？我一向不是个好学生，英文更是鸦鸦乌，现在要我以四十高龄的老贡生，来学这些？ 我不是许过愿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难关都过不了，我还够资格谈什么愿心？许愿是很容易的，一时冲动人人都做得到，但要坚守诺言却要真正的奉献牺牲。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我”心去掉，否则就不要自欺欺人！ 心中凛然，立时清除杂念，专心一意翻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吞食、噬嗑。心中空灵，目标明确，不到几天，我就完全看懂了。而且也试着写了几段程序，都正确无误。我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为王安的中文字形一定是贮存在那方盒子的硬盘中。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由沉红莲帮我记录，我则一步一步地追踪，果然被我找到中文字的点阵。这时我在巴西学的画地毯技术立刻派上了用场，我试着用地毯的坐标方式，把所得的二进制数据，在纸上以平面展开，果然，字形出现了。 最后一步，是我选了几个王安的字，将之改成我们的码，再用程序一调！奇迹一般，键盘敲处，我们辛辛苦苦编的字码，就变成了屏幕上的中文！ 当然，程序还有些问题，我找熊黎民来看，请他指导。他一看，大吃一惊： “朱先生，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是呀，不过还有些问题，我……”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做的，你告诉我就好了，不必你动手。” 我追忆之下，了解计算机大约花了六天，由学到写出程序来，大约也是一个星期。其中唯一的诀窍，就是瞄准目标、心无旁骛。（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有人怎么都学不通。） 一个月后，沉红莲把王安与我们的字码，全部列成一个总表。熊黎民则将表用在输出入程序上，我们再向王安公司借来一台终端机，分别把两台机器放在两个教室中。我们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教室中输入，都可以将讯息显示在另一端的屏幕上。于是，有线的中文通讯终于大功告成。 实际上，中文无线通讯也同样可行，技术问题解决了，所剩下的只是设计与生产的细节而已。我也将之写成计划，可以按步实施，只是不记得当时预估的成本如何。 再一次见到了蒋纬国将军，他仍旧是风采奕奕，精神抖擞。他问我这个输入法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形意输入法”。他一听就说： “不好，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这个输入法，应该叫做仓颉输入法。因为仓颉是创造中国文字的始祖，你则是继承他的造字，将之发扬光大。” 的确，“仓颉”这个名字恢宏响亮，但若非蒋将军赐用，我是不敢僭越的。 自后计算机中心成为展示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各军种及各单位的参观人潮，三大的学员更是不用说了。蒋将军听我讲解了几次以后，立刻掌握住了重点，其智能之高，实在少见。到后来我只介绍开场，其它应用以及发展，都由蒋将军做“助教”说明。 在那阵子的展示中，我们所见到的“星星”，真比天上的还要多。有一次，在教室中坐了四十多人，星星多的在前，少的在后，沉红莲直数到最后一位，还是两颗星。 我把这套成果呈献给蒋将军，蒋将军又呈给国防部。我以为今后必然否极泰来，国防部采用后，我们就不愁没有支助了。再加上这么多“星星”做证，就算国防部看不上，总有一两颗星有兴趣。再不济，有蒋将军做后台，还担心什么？ 我找了个机会，又去国安堂，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那知道他无动于衷，说： “你的运还没有到，连皇帝都帮不上忙！”他看了看所占的卦。 “可是，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呀！”我觉得他太主观了。 “你看吧，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 果然，在三大我们接待过副总统、行政院长、政府各部会首长以及许多高级官员，人人赞好，但都无下文。最后国防部的回文也到了，上面写着：“已通令三军参考”，根据不成文的惯例，“参考”的意义就是参考，爱用不用。 一九七九年夏天（月份已忘），三大派我去参加一个“中文计算机编码会议”，我丝毫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为了学习和见识，我搭上了交通车。 会场在台大的溪头林场，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在台北房屋时，我曾经随大伙来过一次，很喜欢这宁静安祥的环境。 领队的是国科会副主委何宜慈博士，同车还有三十多位学者专家，都属国内计算机界一时之选，只是我一个都不认识。印象中好象电信局的专家最多，其次是各校的教授，至于军方的，却仅有我这一位冒牌货。 时正值炎夏，一上山，清新沁凉的空气与葱翠叠嶂的山峦，就令人心旷神怡。待得到了溪头，那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树，搭配着掩映在林间的木屋，天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在行走间，连地上的影子都似染上了浓浓的青色。 甫到溪头，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青色的会议，充满了幼稚、冷淡、敌对的气氛。由分配宿舍这样简单的小事起，有两派人马就几乎争执了几个小时，各不相让。 与我分配到同一房间的是一位电信研究所的工程师，他感叹地谈起，为了争取研究经费，与会的有好几个派系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 “各做各的研究，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并不想探听什么，只是顺口说说。 “有什么好争的？”他不相信有我这种白痴：“涉及上亿的经费呢！因为主发研究经费的国科会没有人懂计算机，所以想藉这次会议选择一种方案。你想想，要是谁的计划被采纳了，就将成为国家标准，其中利害有多大！” 我更是胡涂了，据我所知这个会议是来讨论计算机的内码，各家用各家的内码，就像各人在家中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凭什么来订定国家标准？目前参加的都只是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文字学者在场，怎能越俎代庖？ “什么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吗？由我们来讨论吗？”我问。 “当然，因为计算机涉及生产，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没有文字学者参加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 “文字学者不懂计算机呀！” “难道计算机专家就懂文字吗？”虽然我们才第一次相谈，我却忍不住要反驳他。 “我们又不是来研究文字，只是把我们要用的字编序而已，有什么多大的学问？难的是怎么摆平各人的利益！” 这就是了，计算机专家都以为自己是高级科技人材，字谁不认识？殊不知文字认知的难度远高于计算机技术。然而在这个“工匠当道”的时代，西风压倒东风。读书人所读的不再是人生大道理，只是钻研技术，人人成了工匠，各比刀斧神通。 果然，第一天的会场上，在接近讲台的两侧，左右分明地各坐了一个小集团。另外在较远的外围，又零零落落的坐了一些人，我亦忝属其中之一。何宜慈一到，就呼吁大家向前坐，集中一点，以便讨论。 室内的宁静与室外的山光水色交融成一片，那份安祥有如佛寺中的大雄宝殿，五百罗汉文风不动。 何宜慈不得已，只好扯开了嗓门，先来个开场白： “兄弟这次奉命主持这个会议，实在是不得已…” 我后面传来愤愤不平的声音： “骗人！以为别人都是傻瓜！”我回头一看，有几个人在低低和语，手中拿着笔记本，好象是几个记者。 “兄弟不懂计算机，年纪也到了，要学也学不会…”会场上零星地响起了认可的笑声，何宜慈自己也笑着说：“所以，兄弟只负责主持，请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意见。” 会场立时又冷静下来，似乎人人有主见，个个没话说。 过了半响，在我身后有人站起来说：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这次会议集合了国内政、学、产各界的菁英，各界都抱着极高的期望，能不能请何副主委先说明本会议的首要目标？” “是的，是的，”何宜慈忙接着说：“我只希望大家先沟通一下，目标当然有的，就是要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 这句话立刻像是一颗炸弹，震撼了原本冷清的会场，尤其是讲台下靠左侧的那一群，纷纷交头接耳，乱成一片。 “决定中文计算机的国家标准码？难道就这样草率？”有人抗声说。 “当然不是今天！”何宜慈连忙解释：“我们的会议一共是三天，大家手上都有程序表，请看看…” “笑话！中文计算机在哪里？有谁看到了中文计算机？有谁够资格来定标准！”不知是谁又丢了一颗炸弹，足证明理的人还是不少。 何宜慈大不以为然： “在场各位哪一位不是专家，而且是国内第一流的，当然该由我们来决定，先有了标准，大家才有方向！” 会场上更乱了，人人都有话要说了，只有台下右侧的一群，彷佛胸有成竹，深以何宜慈的看法为然。 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大堆资料，要上台说话，却与何宜慈在台上争执起来。我由坐在后面的记者口中，渐渐了解了全场的概略情况。 那位老先生是一种“首次尾”中文输入法的发明人，他自费来此，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他的中文输入方法。台下左侧的一群被称为“民派”，以交通大学的谢清俊教授为首，尚有发明“三角检字法”的黄克东、胡立人等学者。而右侧的则是以电信局为班底的“官派”，以王金土为代表。据说这次的会议就是要以电信局的方案为准，假借会议之名，强渡关山，将之订为国家中文计算机的标准。 这个会议的起因，则是年初ISO 国际标准机构，在马尼拉举办了一次会议，因为以往的汉字编码采用日本国家工业标准 (JIS)。有一位美国学者知会了谢清俊教授，认为中国人必须出面争取，否则一旦订定国际标准，对中文将有负面的影响。 谢清俊为此提出计划，建议国科会派员参加，但国科会婉拒了。于是谢清俊邀请了黄克东等人，自费出席马尼拉的会议，并据理力争。认为日本工业标准只有七千余字，即使在日本也只被认定为“工业标准”，当然不能代表约有十万余字的中国汉字。 中共同时也派了代表参加，且提出以6763个“国标码”作为中文标准。当然，这更不值得一驳，中共的“国家标准”码是日本“工业标准”的翻版，比日文汉字还要少。 ISO 也同意这种看法，决定将讨论延至次年。但却指明如果中国人自己提不出可行的方案，则不论好歹，必将决定一种。 谢清俊回国后，他所提的什么标准不标准并没有人重视，只因为中共参加了会议，才有重量级人士由梦中惊醒，发觉连文字也是一个战场。于是一道命令，近水楼台先得月，电信局立刻将电信明码加以扩充，由八千字加到一万六千字。 其实谢清俊一直在从事中文文字的编码工作，他的编码当时已有数万字，当然不能接受电信扩充码。 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才有这次溪头会议的产生。各媒体无不将之视为“官派”、“民派”之间的角力与斗法。 再观与会者，计算机公司约有七八位，记者四五位，其余不是官派就属民派。唯有我什么都不是，原先是为了学习而来，这时才知道我是来削董狐笔的！ 下午的会议由王金土博士主持，他说他有种划时代的发明，称为“跳号编码法”。这种编码法与 BASIC语言的写作相似，即是令程序的条目隔开，以便于增加修改。王博士的跳号编码只编双数，单数留空。也就是说，两编码之间，还可以再加一个字。可是目前只收万余字，中国字有近十万，只能加一个字，够吗？ 王博士的理论是，当然够！根据交通大学的统计，报纸上8,000 个常用字已代表了99% 的中文：“我们现在所收的字集，已有一万多字，那百分之一有什么用？更何况跳号编码还可以增加一倍！” 数学是非常奇妙的魔术，我经常看到有人玩百分之一的游戏，报纸是日常生活的媒体，目的是方便快速，过目即忘。为了顾及普罗大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字，最多只能代表百之一的文化。而这不收的“百分之一”，才是问题症结所在。（以国人姓名为例，十五年后台湾的户籍计算机系统问世时，人名用字已高达五万九千，请问这些人怎么办？） 再若顾及专业用字、科学名词、动植物学名词、新生造字以及古文用字等，更难以计数。图书馆是信息的总库，如若图书馆用字不能满足，则信息中心不可能成立，全国信息的交流与应用，则又是另一个幻想。 信息只是一台计算机吗？只为了供人写写信，记记帐吗？如果户籍不能用计算机，财税不能用计算机，海关不能用计算机，军警不能用计算机，学界不能用计算机，图书馆不能用计算机，我真不知道计算机还有什么用？ 计算机的最大功能在于全面联结，在信息上互通有无，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借着计算机无远弗届的机能，大量且迅速地处理各种资料。如果只把计算机当作个人应用的文字工具，仅以常用字为国家明定的标准，是则不仅失去了信息的整体价值，而且扼杀了中国文字继往开来的生机。 有人认为基于技术瓶颈，与其不能达到，望梅不能止渴，何不暂且因陋就简，恶法亦法，胜于无法？说这种话的人，经常是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任用亲信，急功近利之徒。因为中文计算机的可行与否，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技术问题，只要公正公开，不循私，不苟且，虚心求证，再来说这种话也不迟。 当时我人微言轻，虽然对中文计算机已有了部分的答案，且一再详细解说，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竟无一人愿意就技术观点深入讨论。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两派之中究竟何派成为主流。因此，这种形式性的会议，我可以断言，不外乎一场科技“秀”。其草率的决定，必将为中文信息长期的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祸害。 我仍然一本初衷，文化大业不是一两场战役所能决定的，眼前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文化与信息的关系，一时有什么好争的，尤其是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 几天的讨论下来，更是令我大开眼界，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们，官派、民派所争的“微言大义”，竟然只是究竟应以部首或笔画为先的排列顺序之争！ 王金土攻击谢清俊说因为谢的姓笔画太多，排名太后，所以才主张先部首后笔画。而谢清俊正好反击，说王金土在争排名的先后，所以坚持先笔画后部首。 说来似乎是笑话，令人匪夷所思，我确实听不懂其妙何在。对计算机而言，先笔画或先部首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时到今日我个人从事中文计算机，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始终没有想通在技术及应用上，部首与笔画之先后到底有何奥妙？ 在两派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我只好挺身而出。花了不少唇舌，先与王金土沟通，希望他稍让一步，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的首肯，同意放弃其伟大的发明。然后再去找谢清俊，他倒是不想争这些，只是不满意官方的态度。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个折中案，不妨说是官方的修订版，扬弃了王金土的跳号编码，但却采用他的笔画顺序。 这就成为何宜慈出掌资策会的尚方宝剑－－溪头码，后来由何全力促成、并行改定为13,053字的“国家标准码”。这套内码虽然使不少人获利，不幸对中文计算机却毫无助益。反正纳税人是沉默的，大把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断用在研究中文字码、字库。尽管已有完整的中文系统上市，但是利之所趋，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死也不肯相认。 这种现象能怪谁呢？在一个只重物质享受，只重名利地位的社会上，人人为己被视为天经地义。只要有人贪赃枉法，就有人私心自慰，甚至大骂出口： “你看！这些人简直不象话！” 这样说法有什么玄机呢？喜欢浑水摸鱼的人，决不会到清澈的溪流去，也不可能喜好明净的环境。有前车之鉴，有他山之石，才是自己最佳的保障。 社会是社会人共同组合而成的，社会风习则是社会中每一份子相互影响形成的，果若人人只顾近利，竭泽而渔，还有谁看得到明天？ 溪头会议虽然开了，中文计算机依然是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我在三大的表现虽然得到蒋将军的赏识，可是没有资金及人员，仍然是一场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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