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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六、芒种 标准、去国、认同、雷达 中文打字机的制作始终萦绕于怀，有一次我在广告中看到了一个四十个字位的坐标绘图器（Ploter），我如获至宝。在我设计中文字库时就曾经想过，向量结构其实便是坐标位置，送到绘图器上，立刻就可以“写”出中文字来。当然，这种字并不好看，我又想到，只要重新设计一种笔，再用程控“笔法”，一定可以符合中文的书法艺术。 最有利的是这种做法的成本低，大量生产时可以降到三十块美金以下。我想到就做，立刻叫林嘉勋用汉卡的结构，加一个键盘和绘图器，外壳我则用压克力版成型，不到一个星期，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致的中文打字机。 虽然是利用现成的组件拚凑而成，且写字的笔并不理想，但从各方面看上去，都令人爱不释手。每秒钟约可写五六个字，要加快速度也不难，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打得那样快。至于写字笔也可以换，并且有多种颜色和粗细。 这只是实验的样品，我打算设计各种不同宽度的笔，以便写出各种字体。现成的绘图器只有四十列，是正常信纸的一半。我找到生产厂商，他们已经有八十字列的机种。在微电脑的控制下，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书系统了。 我拿给庄灵看，他特别为台视做了一次专题采访。后来工业局长找我去，并介绍交通银行投资五百万，与我们公司合作生产。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只是未来的远景。目前却因零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我又不愿借钱，各方面都要兼顾，吃力非常。 一九八二年年底，资策会通知业者，召开一个中文编码会议。有二十多家厂商代表与会，我也忝属其中之一。新闻界则有经济日报及工商日报的记者。 不料主持会议的竟是何宜慈，记得上次溪头会议时，他还很谦虚，自认为对信息这个新兴的行业一窍不通。没想到事隔几年，口气已经变了，彷佛是君临万邦，他为了解救中文计算机界，设计了一套中文码，要大家承认为中文交换码，共同采用。 等他把细节一讲，原来就是那套拚凑不全的“溪头码”，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尚方宝剑！会场之中只有我与经济日报的记者是上次的劫后余生者。据何宜慈的说法，该码是国内的一流专家，在他的主持下规划出来的精心杰作！如果贵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居然也能掩耳盗铃、一手遮天，我真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耻！ 溪头码只是一种儿戏式、大家搓圆仔汤的应酬结果。会中吵吵闹闹，根本没有结论，出席该会议的人士，也没有人背书。我是全程参与溪头会议者之一，从头至尾大家都反对制定不成熟的国家标准。因为彼此都有此一共识，所以也没有几个人把溪头码当作一回事。当然，除了别有居心的少数人以外！现在，何宜慈据之以为进军信息界之法宝，实在令人齿冷！ 我立刻表示反对，溪头码只有一万三千字，而仅仅当时国税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万八，更别说图书用字了。我认为中文交换码理应包括所有用字，至于各家要用多少，基于应用的范畴不同，应由计算机公司自行决定。 何宜慈反驳说中文交换码的订定，是为了顾及业者的利益，字收不多是因技术上有困难。至于用字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范围。 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正是我最担心的结果，多年来我孤军奋战，何宜慈不知躲在哪里？今天中文市场成了气候，他就来个“锯箭法”，削足适履，美其名为使业者有“生意”可做，骨子里却是要斲断中国文化的命脉。 一万三千字与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别呢？不正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吗？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八千字的“电报明码”，早已成为国际上中文之通讯标准，既现成又省事，为什么不就用电报明码作为交换码呢？我参与过国内多次重要的编码会议，深知其中原委。字数不够并非主因，实际上是有人希望表功，藉此争取一席权威的地位。 早先的明码设计考虑不周，八千字不够用，才导致今天的各种困扰。而现在技术进步了，设备更新了，分明可以把六、七万个字同时纳入系统中，为什么不趁着目前规划之初，一次彻底解决？稍有大脑就可以看出来，一万多字绝对不够用，一旦大量资料建文件完成，再想修改标准，那就痛苦不堪了。 不仅外行如此，连目前大多数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的人，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统的规划，没有文字应用与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认识。有人甚至以为在计算机中放几个中文，就算是中文计算机了。在这种前提下，对卖计算机的商人而言，用字越少成本越低，对设计的程序员也越是省事。那么为什么不用八千字呢？干脆些，用英文岂不更简单？ 有些“误人”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字数少可以节省传输的速度，兼顾与英文软件兼容的能力。这种理论相当于说：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人少一点，不仅交通方便些，国民生活水准也能提高，我们甚至可以与工业国家匹敌。这种理论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但也百分之一百的与现实不符。我们怎能改变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呢？把少数民族忽略掉？再不然杀掉一半？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为什么只承认一万三千字就不可笑呢？我们要使中国脱离贫穷、无知，要使中文计算机发挥文化上应有的效益，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人性依然，无知、无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总会想尽一切方法，为自己谋取巨利，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饰他们的私心。 真正的中文计算机应用者是户政、地政、财税机构以及图书馆，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这套内码如果不成功还倒罢了，只不过令市场上难以适从，迟早还会有改进的机会。万一真的由国家立法，限制人民用字，其结果必然是几代以后，中国人将无缘认识历史上所用的古字，也就与中华文化彻底分道扬镳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了户政的计算机化，户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5196字的字集。仅在北、高两市试用的结果，就不足六千余字，将来图书馆计算机化可能又要另订一套标准了。不幸的是，当年大言炎炎的专家们此时都功成身退了，我以一介归隐的老耄，犹要重做冯妇。） 我毫不客气地当着各计算机公司代表及媒体记者，指责何宜慈说： “这样做是文化罪人！你说技术上有困难，那是你的能力不够！我已经证明，在汉卡中已有三万多字，此外宏碁的天龙、神通的汉通、诚洲的仓颉都有三万到四万个字。你不知道，不妨先问问他们！怎么能把头埋在沙中，硬说技术上不可能？反而要定一万多字的标准？”我越说越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道人！ “你是生意人，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何宜慈也火了。 “你错了，我不是生意人！我从事中文是为了文化，国家要我可以送给国家！” 何宜慈把手一摆，收起桌上的资料，说： “我不跟你胡扯，我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先走了。” 果芸一直想打圆场，但却插不上口。这时见何宜慈要离去，只得腼腼腆腆地陪他出去了。一时场面很僵，谁都不说话。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会儿果芸回来了，问我： “朱先生，你说要送给国家可是真的？” “绝对不假，在场的有好几位可以作证，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问题解决，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统建立起来。” 接着果芸征询在场各厂商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一种共通而实用的方案。为了要证明确实可用，当场推派了三位工程师：宏碁的施崇堂，神通的刘大卫，还有一位是王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由他们代表厂商共同评估，以定取舍。 我的技术计有三大部分，一是中文字库，能在 64KB 的空间内，提供三、四万字（再多也能扩充）。而且有各种字形大小、字体种类的变化。其次是中文系统，为了与英文兼容，中文必须考虑内码的编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益。第三则是中文软件，我们已经在“北极星”系统上开发了一套综合文书、数据库与表格处理的程序。 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他非常风趣而热心，替我找合作对象，运筹帷幄。此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蒋祥嘉先生，当时有五十多岁，四川人，曾经是国府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老孙说他是邓小平的表弟。 组织公司不是小事，等了一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进展，沉红莲决定回台湾去，我知道她回去不会有问题，但能否再出来则很难说。 我能留她吗？连自己能否找到发展的机会都在未定之天，美国不比台湾，我一生已经毁了，怎能把她拖下水？我给她订了周六的班机，心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不能再出来，今后要靠我一个人努力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天意。 星期五上午，蒋先生与一位钱先生同来，说旧金山有一家美国公司，找我去设计中文雷达。我已经失去了信念，不相信一天之内能有什么奇迹。沉红莲一走，我一个人独撑大梁，恐怕力有未逮。钱先生认为反正还有一天，他自愿送我们去旧金山，万一不成，当天就可以赶回来。如果谈妥了，岂不是皆大欢喜？ 于是，由钱先生驾车，我们立刻赶到旧金山，找到该公司。大家谈得还不错，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薪水五千，是免税的，支票要由海外拨付。 这间雷达公司透过蒋先生的关系，卖了很多导航系统给中共，当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高，但却咬紧牙关，先接下来再说。 蒋先生也到旧金山来了，他说中国政府邀请他和我回国观光。我听了受宠若惊，但是目前工作还没有安定，我不能把沉红莲一个人丢在旧金山。蒋先生听了，慨然把他的机票让给沉红莲，叫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传言中，台湾政府一直在暗地监视中共大使馆，我怕去大陆的事曝光后，自己虽没有什么可惧的，却会危害沉红莲在台的亲友及零壹的同仁。在去签证时，我特别买了顶呢帽子，戴着黑眼镜，神神秘秘地溜了进去，沉红莲虽然心里也紧张，却坚持不肯伪装。当时的总领事是唐树备先生，他很客气，立刻给我们发了台胞证。 去国三十多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催，回到过去逃离的故土，心头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坐飞机由旧金山动身，第二天晚上到达上海上空。我俯瞰地面，一片漆黑，偶而见到点点灯光，简直比汪洋中的船只还要稀少。 飞机着陆后，我们走出机舱，经过空旷而不甚开阔的停机坪。大家鱼贯而行，来到一所矮小的两层楼楼房。昏暗的灯光、湿热的空气，使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上海，更不愿相信脚下踩着的就是闻名已久的虹桥机场！ 我一向反对物质文明，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让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中国吗？显然，中国是贫穷的，但穷到这个地步，简直比巴西的圣路易市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穷，人民必然生活困苦，虽然平常看到不少报导，但是总与亲身体验有一段距离。 候机楼中有几个十七八岁、身着宽松绿色军服的姑娘，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笑。我试着与她们搭讪： “请问你们是军人吗？” “不是，”她们笑了，一个人说：“我们是海关人员。” “啊，上海经常是这样热吗？” “一会儿就好了，空调刚刚打开。”大陆上把冷气叫空调。 “空调刚刚打开？”我根本没动脑筋，顺口说着。 “为了省电呀！哪能像你们？你是美国人吧？”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说。 “不，我是中国人，我在家也是一样，不用就把空调关起来。”我是想讨好她。 “我可不一样，我家没有空调。”那位姑娘说完回头就走。 这种情绪似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店里的售货小姐，那副晚娘脸远比五十年代我在台湾见到的公车小姐还要难看。 有一次，沉红莲想要买本辞典，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华书局去找。那些服务的小姐一个个坐在柜台后，相互嘻笑，不论客人问什么，她们都不理不睬。最后沉红莲总算看中了一本，问一位小姐要多少钱，问了好几次，她可算开了金口了： “多少钱？你买得起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的教育不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说一年半载不能改变一个人，我可以相信。但是大陆实行共产主义已经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应该有助于人态度的改善。更何况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礼著名，怎会变得如此乖戾？ 到了北京，统战部招待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人一大间套房，非常阔气。我一向穷惯了，这般享受心有不安，加上囊中羞涩，什么送礼呀、小费的一概装作不知有此一说。而且一再声明，我最欣赏共产主义不送礼，不给小费的习俗！ 统战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招待我们，一位姓林，一位姓王。在大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北到南，安排行程、接洽事务，非常辛苦。由很多细节上，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纪律以及服务的精神。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十三陵、香山、北海，吃过闻名的仿膳，也爬上了“是好汉”的长城。这些景物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冲击，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从人下手。北京虽然到处是人，但是要看透人心，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参观明孝陵时，看到地墓中挂着一个说明，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例外。那些说明千篇一律地都是严词谴责封建君主的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建造了这些没有价值的建筑。是吗？如果没有这些古迹，每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死了以后还要历经千万年才能化成石油，这样的中国人有什么价值？中华文化的证据何在？今天的中国人，又能有什么值得自傲的？如果以贬谪先人为乐，不妨想想自己的将来吧！ 有个清晨，我和沉红莲走到故宫旁的原御花园（现已改为“工人劳动宫”），我打算了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想法。门票是二分钱人民币，进到里面，是个极大的花园。有假山假石，盆景花木以及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但是一眼望去，黄土铺地，寸草不生，无法感受南国花园袭人的绿意。 北京雨量不丰且多风沙，能有这么多花木已属难得。地上很干净，一定是常有人打扫，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园中到处是人，多半是些老者，有的在练马步，有的打太极拳，还有人在树下或墙前半蹲半坐，双臂虚抱，彷佛怀中有个大缸。 花丛之间有一些长条的座椅，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也找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有好几个老太太，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着前方，偶然回过头来，与旁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几声，也听不出什么主题来。 这代表了什么呢？可能是人际关系淡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我知道，当人与人之间无话可谈的时候，就表示人已经被孤立了。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原本就所剩不多，如果连身旁的事都提不起兴趣，那又代表着什么呢？ 离开北京后，为了观赏祖国风光，我们要求搭火车南下。途经淮河平原，先到南京，再渡江去南通，探视沉红莲的奶奶。然后再去苏州、杭州，经上海回美国。 我们坐的是“软卧”，四个人一间，倒颇为舒适。天一亮，我就注目窗外，连续几个钟头，尽目望去一片无涯的青葱，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荒凉残破的淮河平原。至少，我相信人民温饱应该不是神话了。 在南京时，我们住进一所宁静的宾馆。参观拜会之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南京市内大马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沈红莲是南通人，所以统战部特别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访。南通在长江北岸，离开南京后，要坐渡轮过江。 我们晚上八时离开宾馆，天气热得像是在火炉中一般（气象报告说是摄氏三十八度，实际上是四十二度，政府为了避免民众慌乱，特意少报），老林笑说南京正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们来得不巧，正好挨烤。 这真是世界奇观！只见南京大马路的路肩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民众，从宾馆到码头，汽车走了半个小时，我就没看到过一块空地。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有这种耐性，大家居然整整齐齐地，像是逃难，却又像露营，全城都露天而眠。 一到码头更是人潮汹涌，看热闹的、等着上船的统统挤成一堆。谁都不知道谁要干什么，反正有人往这边来，也有人往那里去，大家挤来挤去。这时我早已汗流夹背，眼镜片上一层雾气，在人群中热得头昏脑胀。 统战部南京的“部长”也来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以为部长一定是大官，他们告诉我，在编制上各地都称为部，头头都是部长。大概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之一吧，名义上不分阶级，但内部阶级分明。 那位老部长在前开路，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我见到有些人欺负他老，故意推他撞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尤其是沉红莲，她那份侠情又被激发了，一副火山即将爆发的模样。顾不得自己是客，我连忙挤到那位部长的前面，打算跟那些恶客讲理。 老林紧跟着我，看我神情不对，忙把我拉住说： “今天实在太热了，别急别气。” “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尊重年纪大的人呢？” “唉！没有办法！文化水平不够嘛，原谅他们吧！” 在台湾让贵宾免于困扰的方法是利用特权，任何贵宾都有相当特殊的优待。据我所知，当时去大陆的“高科技专家”并不多，我算是顶重要的贵宾了。而对我唯一的优待就只有住宿，因为旅馆严重不足，经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别的招待所里。 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难道希望有警车开道？保镖护卫？ 沈红莲的家人很平实，生活算得上是小康，逗留了一天，转程苏州、杭州，参观了留园、西湖，最后到上海搭机，于八月八日返回美国。 刚回到RDI 公司，蒋先生又带来一封邀请函，请我参加九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文信息会议。蒋先生认为我应该回中国服务，我也颇有同感。尤其是中文计算机的技术正在转折点上，如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方向，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 由于蒋先生的关系，雷达公司没有刁难，只是比尔有个条件，如果大陆有意与我合作，他要分一半的权利，我很痛快地一口答应。不料比尔又提出一个条件，要我与他的律师同去，而且不管任何谈判，都要有律师在场！ 蒋先生悄悄对我说，不妨先答应他，大陆方面会为我安排。果然一到北京的机场，在行李通关处等行李时，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们的面前。一位拦在那位律师前面，一位把我领到特别通行口，连行李都没有检查就出关了。美国律师只好傻傻地排着队，不知所措。到了北京，我住宿的旅馆也另行安排，一切对外保密。 大陆称计算机为计算器，由四机部的计算器管理局掌管。我一去，就安排了一个星期的讲学，讲解我的中文系统观念。 我将中文打字机的样品及蓝图送给计算器管理局，希望他们大量生产，以利中文之应用（不幸多年后我再去探询下文，该机竟然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我从他们的态度上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现象，他们一再强调在五〇年代，其电子技术明显地优于日本。对于目前的落后，他们虽不否认，却流露出自卑与自傲夹杂的复杂情绪，我立刻警觉到，一不小心，就会戳破那急欲掩饰的怨恨。 只要是重视技术的人就必然重利，因为技术就是利的结晶。急功近利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相当不错了。我不能怪他们，但又不能不表达我的看法，表达的结果与在台湾差不多。在台湾，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是共产党，这里他们说得比较含蓄，只认为我上了国民党的当。 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国家标准码”，只收了六七六三个字。堂堂大中国的国家标准竟抄袭自日本的工业标准码（JIS Code）！如果说礼尚往来，过去日本自中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如今物归原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连日本人都知道，文化用字难以规范，为了工业上的需求，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为“工业标准”。中国人大概以为日本人智能较高，再不然认为现代中国只需要工业就够了。所以日本的工业标准，摇身一变竟成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屈就，即使是收两万四千字，也可以设法与英文系统兼容共存。但没有一个人听得下去，工程师的心态和我在台湾所见一般，咸认为六千字已经太多了，多得他们都认不得。最好象英文字母一样，二十六个，最容易处理。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放着大量无所事事的软件工程师，不让他们彻底了解系统观念，也不自行开发系统程序。却发动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第六所与四机部合作，大搞各种“汉化”程序。 所谓汉化是将原程序所显示之英文字符改为中文，如此而已。在技术层次上还赶不上我们当年在零壹修改其它的计算机，使之能处理中文。这样的不思从头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上，绝对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胡衕。 为什么呢？软件的价值即在于程序技巧的应用，如果工程师只看程序的外表，而不深究其结构内涵，就得不到技术的精髓。把程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而自行开发软件则非常困难。没有人不愿意做容易的事，到最后除了依赖抄袭之外，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费了。 本来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我会留下来，死心塌地把平生所学，报效给知人善用者。不幸，这一点点卑微的奢望，从台湾到大陆都行不通。似乎所有搞技术的，都得自行扬名立万不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只要略作修改，把“文人”改为“同行”就传神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旅馆休息时，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楼下有位我的亲戚来找我，我请他代为拒绝。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来此，更没有什么认识的亲戚。上次我到北京来时，曾经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到四机部大做生意。所以一碰到这些事，我宁愿得罪人也懒得答理。 不料那位“亲戚”很坚持，竟然找到我的房间来，服务人员阻拦不住。我开门一看，服务员旁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位绅士。我遍搜枯肠，始终没有一点概念，不知是哪门子亲戚。那位妇人看我一脸神情茫然的德性，便说： “你是朱先生吧？我是先芙，蒋祥嘉的表姐。” 听她满口的四川土音，我才恍然大悟，是邓小平的妹妹！我忙向服务员道了谢，解释说，的确是我的亲戚，同时将他们两位请进屋来。 “蒋先生说你很爱国，很想回国为祖国效劳，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 “不敢当，我是受到蒋先生的感召回来的。” “爱人在哪里？有几个娃娃？”倒底是女人，最关心的还是家事。 “爱人在美国，有一个娃娃。”爱人两个字很不顺口，入境随俗吧。 “娃娃多大了？” “十六岁，读高中了。”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居然就是中国头号强人邓小平的妹妹！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装、黑布长裤，头上是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脚上穿著一双布鞋。由她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交谈的内容来看，她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且执着于家庭、亲情，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妇女。 她对我的生活垂询甚详，由于我的四川话还没忘掉，谈起往事时，真好象是亲人一般。我们谈到很晚她才离去。临走时还一再吩咐，有事可以找她。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统战部的接待人员，他们听了，摇头不信，说一定是骗子。因为以邓小平的身份，他的妹妹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 我不认为是骗子，但心底未尝不在怀疑，邓小平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平实？我过去所接触的任何人，只要有三分地位，就必然有七分排场。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气集，她果真是邓小平的妹妹，那邓小平不仅是个政军奇才，更是一位品德高尚、志节出群的伟人。 统战部的人打听了一阵子，回来对我说，那位邓先芙真的是邓小平的妹妹。而且早年就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是生性不喜欢拋头露面，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言下还很有些遗憾，错过了见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机会。 至于中文信息会议的过程，不外一些应酬文章，乏善可陈。我已事先讲好，把座位安排在大陆各界专家这边，上海科委的刘建民也在座，我们曾在美国见过。他大感詑异地问我，是什么单位接待我的。我告诉他是统战部，他立刻向大会抗议，因为他认为我是他邀请的客人。 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邀请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发的。领事馆交给蒋先生，而蒋先生没弄清楚就通知统战部接待我。到了北京，统战部又认为我是计算机专家，便把我带到四机部的电子计算器局，成为局里的贵宾。 原来不过是场误会，我答应再去上海，也讲学一个星期，这才把事情摆平。人生的机缘很难说，如果先去了上海，打字机可能付之生产了。缘在美国见面时，刘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机，一听说我送给四机部，他失望得只是说： “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会吧，我看他们也很重视。” “你等着看吧，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绝对看不出打字机的价值！” 我回到美国不久，突然有天半夜，电话声响起，那一端竟是联合报的记者！他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去了大陆，我承认是去开中文会议。他又问是否打算回大陆工作，我则老实告他，目前还没有计划。 过了几天，台北公司的同仁寄来一份联合报，上面报导了我去大陆的越洋专访。同时又附上了一份旧的，那是在我离开台北的第二天，报上说我经营公司不当，欠了几百万的债务，最后只好一逃了之。我看了只觉得好笑，报纸的可信度不过如此，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一般读者到底能知道几分真假是非呢？ 我开始在雷达公司上班，先把雷达的软硬件作了一番通盘的认识，然后再来研究应该如何动手。一研究之下，发现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操作时人所看到的讯息都在一个“雷达绘图装置”上，也就是一个专用的监视器，只要能将显示的讯息改为中文，就一切都解决了。 难的是硬件及软件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幸我早就想过这类问题，我的潜意识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 我先研究硬件，发现监视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15大小，这样两个英文字的空间（15 *15）刚好可以凑成一个中文。此外其英文字符贮存的方式，是以ASCII 顺位连续烧在一片只读存储器中。由于雷达专用术语不多，沉红莲负责将之译成中文，而且限制在九十六个字以下。我只要再重烧一片中文字形，再将程序中的英文改成所译的代码即可。 但是为了找寻显示英文字符的程序，花的功夫可就大了。程序部的经理自诩他们的说明文件准备得极为充分，所以程序一看就能了解。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美国，软件程序员流动性很大，那些程序早已换手多次。而几位现职程序员，花了三天的时间，一直搞不清在那成叠的文件中，什么是什么。 我等不及了，决定从头找起，我写程序一向都要求精简，沉红莲戏称我为朱 3K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写的应用程序，其臭其长几乎叹为观止。当我告诉他们希望有一份打印出来的全部程序时，那位经理面有难色，问我说：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快不起来，因为这个程序印一次要好几天，要好几箱打印纸。” “好几天？程序倒底有多大？” “大概有两三百万个字符？” “两三百万？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吗？”因为汇编语言最精简，我写程序到今天，全部加起来还没有写到三万个字符。 “那么只印控制监视器的那一段如何？” “怎么印？天知道那段程序在哪里！”他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怨气都倾了出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英文呢？我们做什么，你们用什么，省掉多少麻烦！” 最后只好由沉红莲与我自行动手，幸亏上次她为神通改写中文字库时所用的系统就是眼前这一套。沈红莲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调出来，一段一段仔细地检查，找了一个多星期，只把有可能的几个档印了出来。结果印出来的程序，几乎有一个人高。 我一面检查程序，一面感慨万分。这种程序可以说完全是垃圾，既无章法又无结构，大量利用一种美国人最骄傲的宏 （MACRO）形式，无限量地浪费宝贵的时空资源。宏形式原来是很好的构想，有些不断重复的手续写起来太繁琐，利用宏指令，程序员只要设计一次就可以随时取用。可是把宏用得恰当却不容易，因为工作的重复并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样。懒人便用笨法，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处，要用时顺手就抓一个。 这事好有一比，人每天要出门，便设计一个程序专写出门。但出门方向不一，没关系，程序先出门办完事，回来才发觉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又可以修正，于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序……如此类推。程序员会说： “你看我多聪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 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真要出门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他的方向早就决定了！ 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进度，认为两个人一个月可以完成。雷达公司内部开了一个协调会，没有人相信，因为不相信，就都认为我不是个骗子就是外行。可是没有中文不能交货，骗子也好，真功夫也好，反正损失不大，试试看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最后由于比尔的坚持（他的理由是中国对我那般重视，绝对不可能是骗子），又为了交货，不得不让我试试。 硬件部门有位老技师，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他知道这计划行得通。公司很慷慨，连那老技师在内，三个人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做出来。结果我们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从此公司上上下下，人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时可以认知的，我从小就喜欢硬件的电子、机械，如果不是当年那位程序员把我气得一佛出世，怎样都不会改玩软件。孰料软件正适合我的创造力，无限的时空全都在思维逻辑的控制下。多年来的经验证实我只要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只要我有机会动手，从来没有失败的例子。 绝大多数的计算机从业者都只将计算机当作谋生的工具，我则不然，我一直在找寻一种理想的工具，以实现自己脑海中的构想。计算机之有价值就在于有了可以随意控制的软件，当然，计算机也有“遗传”上的机能，再透过一定的手续，新的设计就成为它的“经验”。这不正是人类进化的缩影吗？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天，人改变程序却只在须臾之间。 为此，我完全站在“天”的立场，来看待“人”的替代品“计算机”。我必须敬重计算机的尊严，写程序要像艺术创作一般，精益求精！一旦精通了计算机的各种细节，不论要用计算机做什么，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比尔信心大增，表示要投资五十万美金和我们合作中文计算机。我便将林嘉勋找来，打算以 IBM PC 为基础，完全利用软件，将之设计成中文计算机。 此外我看到雷达公司有一种船上用的卫星定位系统，可以改成汽车上用的地图系统。比尔一听，半响不吭一声，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认为应该先做中文计算机。那位老技师后来偷偷告诉我，说比尔在硬件部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汽车导航。 茜茜莉沉是Ether net 的设计人之一，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之父卡维米德过从甚密。她知道中文的潜在市场，很想把中文系统放进一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朋友介绍我与她见面，看看能不能够合作。 这时，我正在与沉红莲两个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做中文的概念结构。我在巴西教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文时，就发现中文文字结构中，有一种字义的“概念分类”。人只要熟悉了其分类特性，就很容易了解中文的意义。 比如说，“车”是一种概念，由于车的用途很广，人在陆上的行动都必须用到车。久而久之，车便自成一类，在“车”字之前加上动力或功能种类者，有战车、火车、牛车、汽车等；在其后加上部件，则指属于车之部位或结构的车头、车轮、车轨、车厢等。从造字来说，把“车”字视作分类前缀，则所有从车衍生之字，如轮、軏、輎、轵等都可以组合出来。 我在仓颉码的设计中，已经有了概略的分类，至于细部的定义则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现在正好利用时机，每天下了班回到公寓，便开始了分类的工作。 我用四个字符分别定义为四种形式，再以八种特征做细部的描述。这样一来，每个中文都可以用四字符或者三十二个位来表达。 再以“轮”为例，已知其属车部，是车之一种部件，第一字符定义其词性及用法；第二字符指其位置在下接触地面，能滚动，由轴与体接；第三字符定义其形状，圆形，有内外结构，充气；第四字符则说明其材料，性质等。 当文字与文字组合成词组时，就根据一定的组合规律，查各字之间的交集，以得知所代表的涵意。如“一个车轮”指车之轮，因其交集为车及部件，但如“一轮明月”，其中轮与明无交集，但与月有交集，两者皆为“圆形”，月与明有交集为“光”。是以我们知道此轮已非车轮，而为一种有光的圆形物。 我之所以要动手做概念结构，是受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冲击。日本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民族，因地缘的特性，日本人随时随地都心存危亡，力求自保。偏偏邻国是个大而无当松松散散的古老民族，强盛的时候固是不可一世，羸弱的时候却也亡不了。日本人永远在危险的边缘，所以必须随时保持警觉。 一旦日本强大了，最安全之策自然是把中国大陆据为己有，才能一劳永逸，才有本钱效法中国人的大而化之。 日本目前已经是超级经济大国，假如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能够成功，中国必亡！只要了解什么叫做第五代计算机，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危在眉睫。 在五〇年代，当第一代计算器开始发展时，美国学者就提出“人工智能”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可以透过符号表达，而机器能应用符号，而且工作效率最高。只要能把人所了解的符号设计成为计算器能应用的形式，机器何尝不能有人的智能？ 一代一代的研究下去，虽然很多人失败了，但是计算器的功能却突飞猛进。每次当一批研究的人放弃了多年的心血时，就有另一批人借着新一代的计算器，又兴致勃勃地展开新的冒险。由第一代到第三代，一个一个希望幻灭了，他们并未绝望，只是认为当前计算器的容量及速度尚不够，必须再提高千倍以上，当量变产生质变时，问题将迎刃而解。 日本在电子领域的成功全是靠美国人的发明，如果日本人创先开发出容量及速度都超过当前一千倍的集成电路，岂不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更何况果真量变产生了质变，日本也就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所谓人工智能的技术，是指将人的智能转移到非人的机械上的一种技术。其中包括观察、辨识、语言、记忆、思维、判断、控制等项目。 以日本雄厚的生产实力，只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军事上，在他们现代化的流水生产线的一端输入材料与能源，而输出端则是千千万万整齐划一、精神抖擞的“铁甲武士”。这些武士心狠手辣，打不死，累不坏，只要原料无缺，就可以生生不息！果真这种铁甲大军临境侵入，其后果不喻可知，人类文明亦将重写了。 我不相信日本人能成功，但却知道人工智能之到临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我由中国文字中已经看到了其可行性，难道别人就看不到吗？日本人的计划我详细分析过，在自然语言及常识库之间是一个大而无当不可能竟功的松散结构。除非自然语言即等于常识库！而这种可能只有中文具备，但日本也用汉字，万一日本人发现了呢？ 我做这种研究的心态之一，是想知道到底有无这种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能够釜底抽薪，以为人类留一点后路。 由于茜茜莉沉与卡维米德对人工智能知之甚详，我时常向他们讨教，想多了解一点美国人的观念。米德身材瘦长，人很风趣，谈天说地颇有名士之风。但是他们所知的都只是硬件部分，我则认为硬件环境尚未成熟，未来变化的空间还很大。米德听了很不高兴： “你凭什么说 VLSI 还不够成熟？你知道在每一平方英吋上有多少晶体管吗？你知道晶圆最大的极限是多少吗？”我知道，他真把 VLSI 当作他的儿子。 “这都是技术问题，当上游技术改进后，情况还会变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每一次硬件的设计，都是将当时已有的技术用到极限，包括真空管及晶体管的设计在内。但是只要有更新的物质材料出现，就会有新的改变。” “你认为硬件的进步永无止境吗？” “当然不是，但是目前显然还未到达极限。” 美国人的度量很大，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如果他是中国人，恐怕再也不会理我了。 茜茜莉决定去大陆谈合作，邀我参加，这当然是件好事。她介绍我去见她们幕后的投资人，一位艾森豪时代的国防部助理。 我一见他那种趾高气昂的态度，心中就有些不快，既然要合作，总得像个朋友才是。茜茜莉和他谈了一阵子，我很少开口，当然英语水准不够是主因。那位助理先生一直在观察我，突然他问道： “朱先生，你是美国人吗？” “不是。” “那你打算入美国籍了吗？” “没有这个打算。”我答得很干脆。 “万一有必要呢？” “我只做我的工作，没有必要。” “怎么可以？茜茜莉，你怎么能让他参加我们的计划？” 事后茜茜莉对我大表不满，她认为即使我不打算入美国籍也没有必要承认。而我也说明，要我提供中文技术不是问题，但我绝对不会参加他们的计划。后来，据我所知，他们的计划因为中国拒绝了而不了了之。 这时IBM PC上市了，我用8088指令重新改写原来的字库。而且把字形放大缩小的技术也做了一番规划，打算分几个阶段来发展。第一个阶段只做两种大小，即15*16 与24*24 ，如果成功了，我就有把握使之放大及缩小成各种比例。再下去，我将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加上字体、字形及其它各种变化。 由于整天专心于文字与图形的转换，人间事常常难以顾及。 我们住在旧金山，常须回洛杉矶办事，两地之间走五号高速公路比较快，但路上往往是连续数十公里没有一个转弯。因为我心中有事，经常不知不觉开起快车来。为了避免被公路警察逮个正着，只要看到有飚车族，我立刻踏下油门，前呼后随，风驰而去。飚车族都同病相怜，很能相互照应，在有警车巡逻之处，对面必有开来的同类，不停地闪着车灯，提出警告。 从经验中我知道，夹杂在车队的中间最为保险，车队的头尾最容易被拦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车队经常变换队形，各人也须自求多福。 有一次我要回洛城，开了一部1985年胜利牌的白色敞蓬小跑车。那部车只要一踩油门，十秒钟之内可以加速至七、八十哩。这部跑车是雷达公司的公产，因为目前没人开，所以借给我代步。 车行在平坦而广阔的高速公路上，与人生何异？望天地之悠悠，前无古人，实在寂寞不过。偶而也会遇上一两部车子，相互角逐一番，但总是过不了多久就劳燕分飞。好在我的心中还有一条热线，随时随地可以与古今大师闲话家常，讨论人生。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黑点，与我相距约有数公里距离。我立即一踩油门，小跑车如腾云驾雾般，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哩的速度向前冲去。人在车中，车在云间，我见到了逍遥在云中的庄子，正拟分享这种铁鸟之梦，眼前的黑点渐渐长大… 黑点变成了车子，车子的形状也越来越清楚，车顶上有个东西很耀眼，是警车的闪光灯！糟了！这叫马屁股上拍苍蝇！怎么办？还逃得掉吗？ 我保持冷静，下意识地继续前行，直到接近了，保持着安全距离，亦步亦趋。 过了不久，那警车终于闪着灯号，叫我到路肩上停下。 “你知不知道你开车的速度？”那警官走到我的车旁，拿出罚单。 “不知道，我只看到你的车子就追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追警车呢？”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路上实在太寂寞了，想找个伴。” 一定是这句千古不变的真心话打动了他。他收起簿子，道声珍重，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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