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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七、飘泊 博爱、智能、东进、计划 美国人做生意喜欢买空卖空，比尔对中文计算机的投资是靠银行贷款，银行评估后认为中文计算机市场不大，拒绝了。比尔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他自己拿不出钱来，却又天天逼我签字，想利用我的关系去找财路。 这时万佩鼎突然从洛杉矶打电话来，说找到了中文计算机的投资人。我立刻南下谈妥共组公司，由我全权负责技术，对方负责资金及市场。新公司名叫“博爱中文计算机公司”，地址在洛杉矶，董事长、总经理都由他们担任。我唯一的条件是研究室要设在我的住所中，以便能日夜工作。 由于中文技术人员征求不易，我便建议由台湾引进，并与零壹公司合作。他们同意了，我便把林晓星调来设计中文系统。 总经理郝锦章也是位软件工程师，另外拥有一个计算机公司。他坚信软件包与系统工程是两回事，因前者涉及“人体工学”，必须专门人才始能胜任。为此他特别请了一位计算机硕士，在他的指挥下，专门设计中文文书处理等软件包。 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们的系统及中文字库都测试完毕，但因为没有应用软件，不能销售，甚至连写一本使用手册都无法动手。我决定自己写个简单的中文文书处理，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派上用场了。 郝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进度自是无话可说，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们印出来的文稿，大吃一惊，问我这篇文稿是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印的。”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用什么印呢？”他更是难以相信。 “自己的程序呀。” “我们的文书处理还没有写好，哪里有程序？” “啊！我自己写的，专供自己编写手册用的。”我便把程序给他看。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们一直在等文书处理完工。” “我只是写给自己用的，太简单了。” 他不由分说，一边问着一边要我操作给他看，看完了，他说： “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都要好，只要再做些调整就可以卖了。” “你那边不是有专人在写吗？难道你打算卖两套？” “别提了，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希望，用这套就行！” 一九八五年初，他们将这套中文系统定名为“中文之星”，正式在美国开始销售。我们产品的特色是所占的内存超小，中文系统只有十万单位，可提供两万四千个字，且有四种字形大小。至于全屏幕文书处理也仅占五万单位，一片软盘就够了。 公司真正的出资者是龚作君，他在房地产上赚了些钱，想转战信息业。他对台湾市场兴趣不大，却非常看好大陆，前后到大陆走了三趟，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做各地的代理。不幸他的亲戚都不懂计算机，一套都没卖掉。 老龚也到过台湾，认为零壹公司规模太小，不值得合作。大同很大，一眼就被他相中了，决定将“中文之星”交由大同独家代理。 我本来不打算管市场，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告诉他，以大同公司之大，不可能会把我们的产品看得很重要，老龚说： “我生意做多了，会看人，这次林挺生请我吃饭，还和我合照，不会错的！” 老龚的自信心非常强，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遗传的，我试着用各种角度去解释，并没有哪一种遗传因子叫做天才。可是他说我在强辩，引用的理论不够科学。 我问他： “如果这些学理还不够科学，那怎么才够科学呢？” “科学要有证据。” “你有证据证明天才是遗传的吗？” “当然有！”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的儿子就是天才！” 结果，大同一直表示“高度的兴趣”而没有销售，在台湾一套也没有卖掉。这时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库发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汉卡，每片售价一千五百元美金，卖得很成功。不到一年，因汉卡售价过高，国乔公司以软件取而代之，渐渐成为主流。 我们的产品完成得最早，成本最低，功能也最强（指当时）。却只流行在美国各大学中，最后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终端机。 我曾经考虑过自己回台去推广，龚作君说他与警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负责打听有关我回台的可能性。过了些时，他说我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这辈子休想回去。这一来，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请了一张绿卡。 在博爱工作期间，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华文计算机会议，在会场我见到了全录公司展示的窗口。那一次我也去过硅谷，拜访过苹果公司，看到了麦金塔。我认为窗口必会成为市场主流，于是立刻动手设计中文窗口。 由于美国的中文市场有限，产品打不进大陆，又失去了台湾，公司入不敷出，郝与龚二人都丧失了信心，不愿意再撑下去，我们终于协议散伙。 这时我没有一点存款，所有的薪金都给了内人，一失业就陷入困境。 有位朋友很热心，介绍我去找一家绘图公司，我把前次绘图仪打字机上的字库，加上放大缩小的参数，卖给他们做中文绘图。 这套字库卖得四万美金，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给这位朋友一点佣金？但是他口口声声对我说，他有的是钱，亲戚朋友都是达官巨贾。今天他好心帮忙，给了钱岂不侮辱了他？想来想去，我决定暂时不给，以后再说。 这时，零壹公司因为汉卡赚了钱，不仅把我过去借的钱都还清了，甚至还有股息可分，最后给我保留了七万美金。 有了这两笔钱，我决定自己创业，打算发展中文窗口及能放大缩小的多字体字库。我在哈仙达区一个半山上租了一栋大房子，有五房两大厅，还有个看得到洛城夜色的大院子。我的想法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省吃俭用拚上一年，把新产品发展出来，再去找懂得市场行销的人合作，以免重蹈覆辙。 可是，除了老搭档沉红莲，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好在我一点也不急，这样正好无拘无束地专心研究，全力对付今后的问题。于是偌大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从字库到字形辨识、概念分类，由中文窗口到印刷排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飘泊了半生，所看到的都是难以摆脱的责任。人生的道路也正与当前的处境相似，即使再往上行，仍然还在半山腰。只有在到达山顶后，眼看脚下鳞次栉比的人家，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只要仰首抬头，就看到一座一座的高山无尽地向天边开展。 我能休息吗？在得道的立场说，十多年来，我已经做到不为物役，不为形伤。但什么是道？只是自己一人独行的私产吗？ 老子、庄子所铺的道基确是万世不朽，但时至今日，道上的车马吨位加重，道旁烟雾迷漫，我怎能以自己行在道上知足？ 道基虽存，人心也渴求顺畅地四通八达，但是，值此交通尖峰时刻，维护的工作却是艰难之极。要了解那浩瀚似海的经典古籍，已非任何一个人终生可及。再加上当今科学知识爆炸，真是处处伸手不见十指！ 就算人有决心，有毅力。年轻时精力充沛，身心一刻安宁不得，人连自己的方向都无法厘定，又怎能确定未来将飘扬何方？好不容易到了中年，人事已晓，偏偏又携家带小，人间的孽债满肩，由不得自己作主。有人狠下心来，追求自己的方向，就难见容于社会。人是社会动物，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谁又能做什么？ 我侥天之幸，能走到这个地步，不仅得到一个有力的左右手为伴，居然还能得识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计算机。以计算机超人的潜力，如果再加入“道”的精华，岂不比期望于人为佳？而我既能掌握计算机软件，又有道的认知，这个责任还有推卸的余地吗？ 可是，道在何处呢？人有身体，两脚行于平坦的地上是道。人又有精神体，人的思维贯通在文字上，又何尝不是道？人体走的道人人可见，思想的道人人在用。为什么文字的道就为人所忽视呢？ 其实人体所行的道路，又有哪个人真正了解了？只要眼睛看到了，口中也叫出其代号、名称，人就满足了，自认为了解了！文字亦然，我们说不识字的人是“文盲”，有人知道什么是“文”吗？如果要认真地“正名”，今人所谓之“文盲”，其实只是“字盲”。意思是说，这种人不能“用视觉辨识字形”！那么什么是“文盲”呢？这就是中文之妙了，见“文”思义，文既为纹理，代表了事物现象之所由来以及其导致的后果效应！所以文盲应该是指人之不明事理，没有智能！ 试问，天下有几个人不是文盲？眼睛只能看到事物反映的光影，不知事物因果效应的人，即令看见了文字的光影，能辨识文字的体用，只能算做非字盲而已！一个真正明了事物之理的人，就是明道之人，因为文字的内涵才是古人传留的真道！ 古人说：“文以载道”，今日真道蒙尘之际，究竟应如何发扬光大呢？须知人的意识素来是“建设容易破坏难”。人生之初心无城府，教之为黑即黑，教之为白即白。待人渐渐成长，遂以所知所识为中心思想，以己利己害为取舍标准。今举世滔滔，人人崇私尚利，仅知目前而不顾明天，道理实在很难听得进去。 所幸造物者早有对策，计算机是初生之犊，尚未被污染，使之为利则求利，教之以道则行道。我若能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一一植入计算机，当远比我镇日嘶喊，惹人反感为佳。 有人以为只要将文字资料悉数输入，用大型计算机贮存，就能达到上述目的。这又是一项因为文盲而形成的错误，全世界图书馆所藏的图书，无一不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是否因此图书馆就有智能了？就算智能是人的专利吧，那今人远比古人有更多的书籍和知识，是否智者比比皆是？ 我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种智能，能把文字中所载的道理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目的，当然是要让计算机能够了解。我一直对人如何了解“了解”最感兴趣，一旦我了解了，就有办法让计算机具备“了解”的能力。要了解“了解”，意识心理学才刚起步，唯有自己学习。向谁学呢？向我自己学最简单，只要知道自己是怎样了解的，这就跨出了第一步。 在自我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要了解什么叫“了解”，就必须先知道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这一点，宋明理学给了我一条康庄大道，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科学态度，而理学所强调的“体用、因果”就是了解的对象。因为在我们知道事物的本“体”后，就能加以应“用”，若要用得恰当，则必须了解其原“因”及结“果”。 了解到事物的体用、因果关系，只是“了解”而已。进一步要知道人为什么能了解，则必须追究“了解”是透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的意识能接触到客观环境的。 关于这一点，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学等知识可以提供答案。我们已知是时空的运转产生了能量变化，能量变化又刺激感官，感官的讯号与意识的利害印象综合作用后，便得到了认知。 是什么样的能量变化呢？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我把问题微分到物质、能场等基本物理现象。最后我才发觉，人所了解的真相竟然与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截然不同（详细理论请见拙著《智能学九论－－认识论》）！ 同时，我也在文字字义上，双线同时搜寻。每当找到一种答案时，我就查看中文与了解的相关性，而且检查仓颉编码，务必使得字码与字义统一。 一个人在面临万仞汪洋之初，一眼望去是无际的天地，似乎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想要知道水中潜藏的真相，就必须沉入水下。等到眼睛浸在水中时，才知道水里又是另一个天地。这时眼界仍浅，要看得深就必须潜得深，要看得透则要待得久。 人在水下，若没有工具则寸步难行；若工具不对路，所能到达的地方也有限。我有幸是中国人，而中文正是一种经过了解后的终端信息。只要人有这种眼光，看得出中文是智能的海洋，就看得出人如何利用海洋的智能，来了解人生的现象。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每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等都是人类在生活中走出来的遗迹。由于初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环境的限制而各有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有异。大致说来，因地缘的因素，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概分为农业与游牧两大类。 游牧生活自由自在，牲畜寄生于水草，人则寄生于牲畜。只要有足够的土地，人们终年迁徙，在水草的牵引下游移，生活无忧无虑。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生生死死，能够遗留下来的有限，有些情歌热舞也就不错了。 农业社会则不然，作物在土地中，没有爱心的浇灌是发不出芽的。有了爱心就有忧虑，有忧虑就会关心，因为关心就必须竭尽心力，设法使作物长得好，生活才能无虞。 对游牧民族而言，他们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迁徙，往什么方向移动，便世世代代受用无穷。农业生活却没有那么单纯，先民观察得越深就了解得越多。最后发现要找一个方法，把已经知道的事物、现象记载下来，以便比较分析。如此这般，便有了文字的发明。 早期的文字如何流传呢？画在土地上最方便，刻在树木、树叶上也很容易。等到铜器、铁器时代以后，根据经验，人们知道文字镌刻在骨头、石块上才能久存。时到今日，地上的字看不见了，树叶树皮早已成灰，但甲骨及石块上的痕迹，却是历千古而弥新。 游牧民族能把这些甲骨、石块搬来搬去吗？即使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位智者，相信在他死后，子孙们一定如释重负，众志成城，立刻将所有的重物丢弃掉。 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识、最符合人性的记录，那就是直观的象形。发明文字的人必是智者，然而应用的人则未必有太高的智能，于是麻烦就来了。人的模仿力是观察、控制、判断力的总和，眼睛看到形状，手不见得能画好。对手控制不好，判断力又有限的人，象形文字经常令其徒呼负负。 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难是一般人很难熟练的应用，于是就有人加上主观见解，自行修改。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语言。“口”是最有用的器官，一开口就能出声，用声音表达意念就是语言。语言虽然方便，声音却无法保留，见风即散。但是有了文字以后，用形代音，以音为符，很容易将象形转化为拼音文字。 农业文化的摇篮是河谷平原，在非洲及中东有两大水系，一是埃及的尼罗河，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在早期也都发展出了丰富的象形文字，也有着独特而兴旺的文明。 在这两大古文明区之上的，是岛屿散布的爱琴海，在初爱琴海并未发展出文字，因航海术的兴盛，腓立基人来往各海域之间，发展了商业文化。商业重利，语言文字的方便性高于一切。当语音加上可以发声的字符时，便产生了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的特点是语音元素少，所需的符号不多，少数的符号就可拼出所有的语音。大约在二千年前，埃及和两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蚀，象形文字便隐入历史黑暗的一角，只有中国能将之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封闭的内陆型态，黄河源远流长，黄土高原离海甚远，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后一个受到拼音文字冲击的地区。当十六世纪海权兴盛时，中华文化已然定型，有其深厚而特独的内涵，故能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 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已知晓地球环境上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而大声疾呼环境保护。近年来，另一种呼声也响起了，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保育。为什么在这物质挂帅、事事讲求利益及效率的时代，竟有这种反淘汰的潮流呢？ 我相信这是人智渐开后的反思，今人终于认识到宇宙的进化是生命平衡的结果。如果因人为的因素使其它生物绝灭，人类还能独立生存在这失衡的大地上吗？最令人动容的例证，就是抗病的药物大多数来自各种植物，过去的人因为无知，消灭了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很可能诸如癌症、爱滋病等的有效抗体都已灭绝。待人类将生态破坏殆尽，生命的物质资源不存时，即令技术成熟，人类的未来还能依赖什么？ 中华文化难道竟然比不上大熊猫吗？人们以为中国人有十二亿，中华文化就将继续流传下去。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耸立外，其楔形文字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再看看美洲、南美洲的印地安人、马雅族后裔犹存，但其文化呢？ 那么中华文化又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前面说过，因为拼音文字的侵蚀性强，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都呈现一种混杂混沌的状态。唯有中华文化因为地缘因素，直到近世纪才开始受到冲击。 在信息时代到来以前，人对文化的认知受到时空的限制，能领受的不多。正因为文化是无数前人所践踏出来的道路，自有其源流的方向与特征，一旦掺进了其它不同的文化素材，方向便混淆了，足迹也零乱了。 更重要的一点，要想将文化转移到计算机中去，必须要有相当的想象力。那就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了解”课题。初民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是以尝试错误的方法，逐渐形成的体验，一代一代累积而得。我们唯有上溯原始，明察初民认知事物的“真实状态”，才有希望解开千古以来“人如何了解”的大谜。 读者若看过费南道耳的侦探小说，一定会有这样的认知：当一件凶杀案发生时，福尔摩斯带着他的放大镜以及他的华生医师赶到现场。第一件事便是看“现场”是否遭到破坏，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状，则不难找到证据，问题迎刃而解。 可是果真如此吗？苏格兰警场不乏能人，如果现场证据齐全，区区小事也就不必劳动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大驾了！ “了解”是在探求人类智能上一个重要的大案子，而文字则是人类理解万事万物的“现场”。当今所有的文字中，唯有中文还保持着些许象形的原状。只要加上福尔摩斯的细心，一点一滴地追溯上去，必然能找到人与认知的线索。 拼音文字就无这个特性，正因为它太方便了，几千年来人人带着它跑来跑去。写诗作文毫无问题，但要求证人类“如何理解各种事物”时，便会发现那些道理早已随着歌声飘扬在过去的时空中了。否则，以西方科技的实力，人工智能的悬案会延宕至今？ 在中文结构中，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那就是中文形声法则。我又根据形意的关系，分离出“理解基因”。而且将之与仓颉输入法结合，于是字序、字码、字形、字辨、字音、字义六大要素，便整合成一个系统。（因其太过专业性质，在此不加详述，《新易》一书专门讨论此一课题，待适当时机再行发表。） 由于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及，我决定分阶段实施。在我的构想中，目前应先建立供未来发展的中文系统，直接以输入码作为内码。根据此码可以组成字形、得到字音、字义，完成后，计算机应能和人一样了解及处理文字。 在完成“中文之星”的字库后，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修正了数据结构及绘图的方法。沉红莲是驾轻就熟，资料及程序全部由她负责。我又重新设计中文系统程序，同时开始规划中文自然语言的架构。 这也是我与别人不同之处，我要求程序精简快速，不同于一般人只顾程序功能的完成。中文之星的系统程序执行速度太慢，我改写的结果，不但程序空间小了二分之一，处理速度也快了两倍多。并且还在原有的功能上，增加了窗口及排版的处理接口。 从表面上看，我还在写程序，这岂非“大材小用”？信息界有不少才智之士，都在略有小成之后，立即步步“高升”，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空。然后再一步步跨入“天庭”，把他们的才干全部投入权利斗争的核心中。这是社会最大的损失，也是文化断层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上，读书人负责处理人的事务，技术人员负责事务性工作，井水不犯河水。后来读书人没落了，技术人员读了些技术手册，便以读书人自称。 结果呢？从事技术的假读书人不安于技术工作，没有读过经世济民大道理的技术官僚，竟然掌管国家社会大计！更荒谬的是，只要有了民意基础，任谁都可以在国家庙堂之上，或假公济私，或施横撒野，“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些世态之所以产生，是今人错认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本意为人类行为的极致，是人类意识追求真善美的实际表现。因此，有做人的艺术，有处事的艺术，有为君的艺术，有为民的艺术，当然也有从事美术、音乐、写程序等的艺术。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字就是人对艺术渴求的明证。什么是“灵”呢？灵是我们假定在造物者所设计的人体中，有一种精华结构，是人体的极致！ 然而万物之灵却丧失了其应有的灵性，不论做什么，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求完美。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上除了眼睛可见的权势名利、声色犬马之外还有什么？在上者如斯，居下者竞尤，从事计算机业的目的只为了赚钱，谁管它完美与否？ 然而皇天有眼，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下了足够的功夫，我终于看到了理解的真实面目。在初，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这班列车的机会。而当真相历历在目的一剎，我反倒犹豫起来了，我需要做吗？我能够做吗？我应该做吗？ 我需要做吗？如果我想证明自己不凡，也就是说自己实际上是有些自卑！自卑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从他人欣羡的眼神中，得到些许安慰。由于我不自卑，所以不需要证明自己不凡，当然不在意别人眼神中藏着什么宝贝。 我能够做吗？所谓的能够，当然是已经假定自己有能力，问题在客观环境是否许可。记得当时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记者罗鸿进先生曾去访问我，那时我正在矛盾困惑的关头，特地放了一个测候气球。我表示在三年内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结果他的特约稿被被搁置了，我也知道时机未到。罗鸿进还不死心，用头条标题，把那篇文章刊载在华盛顿的“中国邮报”上，同样是古井无波。 为什么要放测候气球呢？正如老子所说：“鱼不可脱于渊”。人间何处为渊呢？如果人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行，就谈不上所谓的“天下神器”。既然别人不愿意相信，何苦要自掘坟墓呢？ 不论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主要问题还在于“我应不应该做？”这个答案也非操之在我，端视国际大环境而定。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该做！做为一种文化的传人，我不应该做！我的取舍准则在于一个“正字”！所谓“正”有时机之正，有条件之正，有人才之正。三者又可视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因此，我在《道德经》的指引下，心中疑团冰释（这就是多年后，我出版《老子止笑谭－－从人工智能的立场重读道德经》一书的动机）。我自订了三个条件：非受到了外国的侵侮，我不做；非得到有眼光有见识的大德支持，我不做；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我也绝对不做！ 手中的钱其实维持不了多久，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每月的开销就要二三千美金。而我们租的房舍很大，月租一千五百元，我便要她们搬过来，共体时艰。 这时，那位姓钱的朋友一直怂恿我再组公司，他负责找人投资。由于我研究的课题正值紧要阶段，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来，所以婉拒了。他便建议由他去活动，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术后援即可。我考虑之下，这样与己无损，有何不可？ 不久，老钱便开口借钱，基于他上次带我们去旧金山的德意，我亟思报答（我欠的人情债很多，蒋先生、万佩鼎及老孙等，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后，请他们来共同分享）。所以借了两万给他，结果是一去不归。表面上是我损失了，其实傻的是他，因为真的要骗，最好骗得我的信任组成公司，那时很多产品都会发展出来，获利岂止两万？ 圣路易市有一批参加过国建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保持联络。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会议中，他们邀请我演讲中文计算机的前景。会议中我见到了张系国，他正忙于筹办“小型书院”，在他的理想中，小型书院是人文与科学并重，那也正是我的理想。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对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必须扬弃对技术训练的过度重视，以免把学术切割得支离破碎。 张系国很有眼光，是当前信息界难得的人才，我相信这与他的文笔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人系以概念为思维的基因，若文笔不通，概念必然不明。概念不明的结果，不论看书、听话所能领会的都有限。即使将知识死背活记，也只能当作资料来应用，若想透彻理解则难如登天。 今天社会的失序，正是教育中重视数理而忽视人文的结果！记得我所读的师大附中就把数学程度好的编为实验班，而实验的结果呢？我见过不少数学能力极高的人，做人做事却令人不敢恭维。有人称计算机为计算器，写程序全赖高等数学，但事实证明，一个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我，所写的绘图程序（我没有用数学公式，日后若行有余力，再将全部程序公开），其时空的执行效率，敢称举世第一！ 一九八六年，我去拉斯维加斯参观计算机大展。在会场中巧遇郑天任，他目前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公司有数十名员工，忙得不可开交。他坚邀我去东部与他合作，主持研究发展。这时我好几项技术已经开发成功，正在寻找合作的伙伴。如果郑天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我打算好好辅佐他，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 于是，我们千里迢迢的从洛杉矶到了维吉尼亚洲的诺弗克市，那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濒临大西洋。沉红莲和我在美国三年已换了六次居所，除了她那宝贵的书，能丢的差不多都丢掉了。新居是栋滨海大厦，我们住在顶楼，时正值秋天，水天一碧，和风轻拂，景色颇具雅趣。 美国东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气氛与洛杉矶大不相同。淡蓝穹天，绿荫大地，平和而安祥的来往过客，在在令人感觉无比的宁谧。是不是在多年辛劳奔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站？以我过去的经历，实在难于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至少目前有个安定的环境，可以先把一些技术开发成为产品，以谋生计。人工智能不论做与不做，先要把一些观念与资料设法保护好。怎样保护才最安全呢？我想到古人说的：“大隐隐市镇，小隐隐山林”。越是不隐密的地方，越是容易让人忽略。 再说，目前参与人工智能的人都是计算机界的佼佼者，然而人工智能的难处绝对不在于计算机技术。所以，真正有志于人工智能而且有可能成功的，必然是对文化以及文字有兴趣的人。我这些资料不论好坏总是心血，自己不用，也不应藏诸山林！ 对了，何不当成文学作品写出来呢？把所有的玄机寓于故事内容中，就像那些预言一样，对有心人说不定有所助益。不过，这一来有谁会相信呢？如果要昭众信，最好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心路历程也写下来！写一本自传！自从看过《约翰克里斯多夫》后，这个心愿就从来没有忘记过，现在是机会了，不要犹豫！ 沉红莲很支持我，她负责为我修辞、润色，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输入，非常顺手，每天下班后一直写到深夜，一天约可写五千字。 东方公司的美国工程师架子很大，我这个中国人支配不动。中国工程师全部是来自大陆的交换学者，他们出来纯粹是为了镀金，工作能力有限。 即令像郑天任这样的专家，曾任大学理学院院长兼计算机系主任，对研究发展和产品设计都无法厘清。我写了个工作计划给他，需要三四个人、五六个月的时间，以便开发产品。他却认为研究发展的结果就是产品，有了研究的成果，就要拿出来卖钱。 我能说什么呢？我发觉东方公司是个标准的东方式家庭事业，连卖软件都没有专业的销售工程师！公司的组织也没有，什么都只是天任夫妇一句话。就算是卖技术，也要有各种配合条件，难道要我一个人唱独脚戏？ 我试着与这些“交换学者”沟通，看能否找几个人来训练一下。不料，不知道倒也罢了，知道后不禁感慨丛生。以往我只看到台湾与海外的中国人，这次遇到大陆的“交换学者”总算大开眼界。看来中国人的苦难，绝非在我们这一两代就能解脱的！ 郑天任在美国计算机界颇负盛名，大陆曾邀请他回国讲学，自然难免受到亲戚朋友的包围。别的不说，以天任的地位，帮他们安排个出国的机会总是举手之劳。这些交换学者就是这样一个个沾亲带故，天任所背负的人情包袱。 这批学者共有六人，为首的是复旦大学电子计算器中心主任，目前摇身一变，成为“干部”，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帽子，地位就高出很多。他很少露面，借着到中国餐馆赚外快的机会，与老板娘打得火热，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另外两位女性高级工程师，据说是“数据库”专家，我一开口，她们就不屑地说： “编程序？那不是我们的事。”大陆把程序称为程序。 “什么？你们认为该是谁的事呢？” “那是外国人的事，我只管用！” 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她们的头衔少了两个字，真实的身份为“数据库操作”专家。 还剩下三位，有两位向我坦白，他们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日夜打工，以便回国时能带着“五大件”光宗耀祖！ 只有一位姓陈的，是复旦大学的讲师，他会写汇编程序。但他有个条件，如果要他写程序，就失去了赚外快的机会，他希望在美国的时间能延长一年。 另外还有两位天任的学生，也来自大陆的亲戚，是一对夫妇，目前还在半工半读。这就是我的全班人马，其实人力我并不担心，有沉红莲与我就抵得上千军万马了。 我由他们的口中得知天任根本不相信我有意来此与他合作，这也难怪，我不会傻得不知道外界对自己的风评。记得来时，天任开了一部面包车去接我们，我顺口说： “难得你还保持着读书人的气质，实事求是。” “你是指哪一方面？”他满面狐疑。 “你看，谁不是一有了身份地位，就开着奔驰满街跑？”我是想拍马屁。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他说： “其实我家有两部奔驰！” 谁叫我口无遮拦呢？为了挽回他的信念，我打算先买栋房子，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与沉红莲研究之下，手头还剩下现金四万多美金，就用两万元作前金，在一个小湖边，买了栋全新的双拼木屋。 房子之外，我还买了一台钢琴，那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绮梦。我以为即使房子拴不住我，钢琴一定能。因为我一生最难忘怀的，就是那凌越理性的音乐，以及丝丝缕缕交融在清脆的钢琴声中，与辛楚的热泪纠缠不断的、永生无法企及的感性。 卖技术行不通，有好几家大公司来接洽中文系统，但因怀疑我们的支持能力，一个一个地打了退堂鼓。 所幸内部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沉红莲专做字库，那两个工读生在学中文窗口，老陈则负责排版。此外还有个美国青年，也是天任的学生，他听说我会做文字辨识，也希望参加学习。我是来者不拒，给他讲了两天课，才不过是些皮毛，他就说： “如果我做得出来，能不能拥有专利权？” “这事你向郑先生去说，我只负责教。”我知道美国人很有独立性，但是坦白到这个地步，也就难怪人人只顾自己了。 这时，宏碁的吴广义与涂长庆两个人应我之邀，来到维吉尼亚。我在还没来东方之前，在西岸曾与他们联络，打算把排版用的中文字库卖给他们，索价二十万美金。等到他们决定要买时，我已经离开了西岸。 他们看了字库，空间仅占二十多万字符，却可以产生各种大小不同、字体有别的中文字形。因为字的变化太多，沉红莲整天沉浸在其中，以求做得更为美观。 他们是行家，一看便知再多花一点功夫，就可以做成产品，颇表满意。麻烦在于我已经与天任合作，而且说好由他负责生意。 我介绍他们与天任认识，我则继续做我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吴广义没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了。我问天任结果如何，他说： “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没有嫌贵。” “没有嫌贵？你开价多少？”我告诉过他，底价是二十万。 “两百万。”他淡淡地说。 “两百万？”我知道完了，吴广义一定以为我和天任在扮黑脸白脸，用二十万引他们过来，再狠狠地讨价还价，所以气得连礼数都不顾了。 “邦复，你不会做生意，哪有卖二十万的道理？难怪你到现在还苦哈哈的！两百万太便宜他们了，放心，他们会买的。” 他说得对，可是我也知道，再美的琴声也留不住我了。我知道时机、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深圳科技工业园的董事长张翼翼与总经理王允实联袂来美考查，寻找合作的项目。到了东方公司，天任提出合作生产中文打字机。双方略事讨论，一拍即合，立刻签署了协议书。当然，真要动手，我非去大陆不可。 科技园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似乎只要有了资金，我再一动手，打字机就生产成功了。至于生产打字机所需要的精密零件、生产厂房、技术人员等完全没有提及。甚至于连资金、市场、规格等都没有提出来讨论，为什么呢？ 是天任一时疏忽，或是他完全不了解技术问题？我多方观察之下，发现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原来他的公司全靠美国海军的合约维持，美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企业，订了一个法案，规定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政府合约，都必须由中小企业承包。 这些合约的金额，对公司每一个员工工资，与公司股东的利润都算得一分不差。这对公司的生存当然有绝对的保障，可是在这个法案下，一板一眼，没有多余的发展空间。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维持生存外，不过是签签合约，一点技术都摸不到边！ 为了交换学者，公司里养了一大批闲客，结果是手头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拮据。他口风不露，房子抵押了，并且到处借债。我们来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料不到我是个赚不到钱的空心大老倌，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包袱。 我怎能看他这样下去呢？我再苦，总还有办法。所以主动告诉他，我和沉红莲的薪水不要了，只希望他能暂支买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则设法赶些产品来，以渡过难关。 我立刻动手帮忙，老陈的印书程序接近完工了，为了测试排印的全部功能，我便把正在写作的自传拿来作样品，以便反复测试。 还没印多久，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印书的举动被误解为利用公司设备。我还不信，第二天，我们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自动送修去了，再也不见踪影。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向天任解释目前工作的状况，一是体谅他的处境，另觅生路。前一条路很难行，即使产品完成了，想要赚钱，还有包装、广告、市场等必要的投资。而且有了一次的误会，难保没有第二次。但若说立即离去，于情于理都有困难。天任是个大好人，只是太好面子了。如果我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是不便也不能由我说走就走的。 巧的是这时有朋友自洛城来，说廖幼鸣主持中共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打算大张旗鼓，招才纳贤。几个月前，他到处托人务必要找到我，邀我回去。 人生的路标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从事中文信息，必须在使用中文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效益。上次回国是时机尚未成熟，大廖有眼光、有魄力，很令我折服。他现在位居要津，岂非龙飞在天？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向老郑提出，由我代表东方与大陆合作中文自然语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项计划，所有利益均与他对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不久之前，大廖升为某部副部长，已离开了电子振兴办公室。 不得已，我只好再找统战部出面，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人才引进办公室。由人才引进办及电子振兴办共同出面，邀请了北京各界有关单位约三十多位技术主管，在电子计算器管理局破旧而阴暗的会议室里举行会报。 这要有一比，倒有些像当年诸葛亮单骑渡江，舌战江东群雄的故事。不同的是我没有诸葛之才，他们也没有江东群雄的精明。过程简单明了，就像球场上吹过一阵缓缓的轻风，疲态尽露的球员们，打了个呵欠，如是而已。 会议是上午十时开始的，大家都很准时，也都非常客气。我一口气介绍了一个半钟头，却只能概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的可行性。我特别声明，如果大家真有兴趣，进一步的探讨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有必要再细谈。 会场上安静的气氛，极像是在一所宁静的庙宇中，蒙眬的光线透过重重深厚的窗帘，照在一座座稳坐缄默的金身罗汉身上，的确肃穆得令人六根清静。 我只记得主持的官员姓张，他打破了沉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的话宛如一粒投入万丈深渊的石头，半响仍未扰动无波的明湖。 最后是前电子计算器管理局局长伸出援手（姓名已不记得），他满头白发，听说业已退休，只是因为关心这件事而来。他说： “我也是由朱先生处得到的灵感，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讲学，特别以“牛”字为例，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例如说以牛为种类，就有黄牛、乳牛、水牛、小牛等等，而英文则要用不同的字汇，如cow, ox, buffalo等。同时牛头、牛尾、牛肉、牛毛对中文而言也不过是排列组合的问题，英文却又是各用一字。这完全可以证明中文的逻辑性远远比英文的功能要高，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终于有人开口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吧！” 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会议。 晚上，大廖请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饭店聚餐，这是一间极为精致的竹屋，据说所有的竹制家具都是由四川运来，甚至厨师、跑堂也都来自四川。席上有十来人，大部分都会说四川话，一时“格老子”不绝于耳。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时认识的，他看我讲学时每天八小时，一连六天不断。有感于我的热心，就这样结交成为朋友。他还是当年的气概，洒脱、爽快，高高的个子，出色的仪表。他显然知道会议的结果，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 “老弟，别泄气！我们慢慢谈。” 饭桌上还有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王之，在我第一次回国时，曾是四机部的外事局长。他坐在我旁边，言简意赅地说： “我找了你很久，干脆你来深圳吧，不要在北京混！” “行！我会去找你！”我也很痛快，只要能做事哪里都一样。 大廖则是不断地追问我计划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每当我提出一点，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一针见血地问出关键技术。每上一盘菜，他一边吃，一边思考，不时还说些笑话，让满桌客人无一冷场。我以为他只是在敷衍我，不料，下一句话就是另一个相关性的课题，得花上半天才说得清楚。 十二道菜过去，对他而言，真可以说是谈笑用兵，竟把我的全部计划套了出来。当所有的客人正对各种菜肴赞不绝口，旁边侍立的女服务员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前仰后翻之际。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说： “老弟！你这些构想可以定名为‘淮海计划’！我来看看如何进行！” “我看没有单位可以落实！”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 “淮海计划？”我却想不通这个名称有什么意义。 大廖没有开口，彷佛陷入了长考，倒是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官员说： “淮海作战是我们成功的决定性战役，我当时……”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转向了革命、建国等等兴奋的话题。这些对我这个失败的一方来说，确实是种难堪的经验。虽然政治与我无涉，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廖看出我的不安，立刻端茶送客，并叮嘱我尽快把书面计划写好，以便进行。 回到美国，老郑一听“淮海计划”这个名称，脸上就变了颜色： “糟了，你被利用了，他们在统你的战！” “一个名称又有多大关系呢？计划本身的成败才是正经。”我认为一个计划的名称只相当于一个人的衣着，至少对我而言，只要有衣服可穿，型式及质料都是次要的问题。 沉红莲所担心的，则是由谁来主持计划，中共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权力核心却仍是少数人。以我们对这个计划的认知，如果受制于有私心的个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沉说得不错，大廖我可以相信，然而他却只是那个体制中的一份子。此外，大廖是否真正了解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后果呢？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价值及影响，却未必能认知人性贪婪下的后患。如果未能慎始，到了木已成舟，不仅是他，任谁都无能为力了。 所以，这份计划也就到此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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