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药的“攻”“补”及其他

常言道，“用药之道贵在精当”，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药物有治疗作用，也有副作用。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药物的性能，辩证地运用它，不仅会影响药效的发挥，甚至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初学中医者和某些病人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喜“补”畏“攻”。总认为用点补药不会错；补一补有好处。事物都有两面性。应当看到，补药也是药，药是用来治病的。所谓“虚则补之”，即是说补药是治虚损病的。何谓“虚”？《内经》里说得很明白：“精气夺则虚”。当病人体虚时，才需用各种不同的相应补药去治疗。不虚，则何补之有？其实，所谓“攻药”与“补药”也是相对而言的。补药的药性也有二重性。它有补虚的一面，也有用之不当容易碍邪及产生其他不良反应的一面。况且有些“补药”药性偏激，用之过久，也会干扰人体正常的阴阳平衡，并不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相反，攻药药性多峻烈，象生大黄用过了量会使人泻得厉害，确会伤“正”。但是在温热病中，病人如有胃肠积热，燥屎内结，则需赶紧用重剂量生大黄，使大便通下，达到所谓“急下存阴”的目的。这时用生大黄不仅应该而且是必需的，它避免了邪热伤津，保护了阴津，一定程度上还有“补”的意义。因此，我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不能只见攻药“气势汹汹”的一面，也要看到用得妥当，能发挥它的“祛邪以扶正”的一面。事实上，只要用药得当，“攻药”之中有“补效”；“补药”之中也有“攻效”。如正气虚的人容易为外邪侵袭，且得了病也因抗病能力弱而不容易好。这时适当地运用补药扶正，有助于驱邪外出，即所谓“正足邪自去”，补中自有攻意；反之，及时用了祛邪药，避免邪气继续伤正，保护了正气，即所谓“邪去正自安”，攻中也自有补效。所以，中药中的“攻”与“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合理地看待和使用“攻药”和“补药”。古人云：“用之得当大黄是补药；用之不当人参是毒药。”这真是经验之谈！再者，就补“虚”本身而论，由于虚者尚有气血阴阳之分，加之病人年龄、体质诸方面的情况不同和季节、气候的影响，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虚”。不视具体情况，凡“虚”补了就是，那是会出问题的。如病人是阴虚阳亢，表现舌红苔少、脉细数、五心烦热，这时用肉桂、鹿茸之类温补药不仅无益，反会伤阴；而如果病人表现是脾胃虚弱，舌苔厚腻，胸闷多痰，则用了白木耳、阿胶之类滋腻的补药，也除了加重症状之外，无甚好处。至于服过量人参而中毒的，临床上也不乏其人。由此可见，那种一味喜补畏攻的看法是片面的。“补药无害论”本身是害人之论！

中医“攻”“补”方剂的特点大多是多种药物适当配伍而组成。我在临床实践中感到，由于中药复方能利用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减轻或消除不良反应，较全面地照顾到整个病情，因此，往往较单个用药的疗效为高。这方面中医通过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配伍精当疗效好的攻、补处方，值得我们学习。如“半夏泻心汤”中的黄连、黄芩与半夏、干姜相配合，辛开苦降以弄结降逆；“玉屏风散”中的黄芪、白术、防风配伍，一散一收治表虚自汗等等。这些方剂从表面看，似乎用药中药性有些矛盾，实际上是相互监制了偏性，使药性温凉得当，补而不滞，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然而，当药物配伍不当时，中药复方的这种优点就会变成缺点，药物作用互相抵消。轻则影响疗效，重则引起不良反应。所以在核定攻药或补药处方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药合用时可能产生的反应，恰当配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在处方用药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即不同的方药剂型，则采取不同的炮制方法和服法。炮制方法或服法不当，常常也会影响药效的发挥。曾有这么一件事：某中医院以甘遂制剂取得相当的疗效，但有一次突然失效，追究根源，原来是煨制甘遂的时间不当，使这一批药物失效。中药从处方到病人用药中间存在不少可以影响药效的因素，我想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除了应使诊断和治疗切合患者的客观病情之外，一定要纠正开了处方就万事大吉的医疗作风，把一些用药的必要知识，如什么药该先煎或后下，什么药该热服或冷饮等等告诉病员，努力避免因为我们工作的疏忽，造成辨症虽对，用药亦当，但仍不能解除病员病痛的情况。同时，我们要根据祖国医学理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改进中药生产、炮制、给药途径等，探求中药用药的客观指标，避免用药中的盲目性，不断总结、提高和推广中药处方用药的经验，这也是发展中医的重要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