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诚　李冬　任湘　任岳
    我们这些参加革命已经数十年的老同志，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
光。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青少年，最大的15岁，最小的13岁。在抗日的大后方——广东、
湖南、湖北，我们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有父母，有亲人。但我们却毫不犹豫地离开
了他们，毅然决然、千里迢迢地跟随当八路军的伯伯、叔叔、大哥、大姐们奔赴延安走
上了革命的征途。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这样做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
信念，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最终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坚信这一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
    我们这些青少年之所以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爱民的思想，并不是天生赋
予的，而是来自家庭的教育和客观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父母和家长，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或内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经历过艰苦斗争考
验的前辈，都是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不移，
投身革命事业不怕流血牺牲，蹲过监狱，打过仗，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经常
对我们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给我们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
人民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讲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一个人
活着就必须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教我
们唱国际歌，指导我们阅读一些革命书籍。这些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
深深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这是我们能够走上革
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也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目睹了旧中国的黑
暗，广大的工人、农民饥寒交迫，做牛做马、终日劳动也不得温饱，饿死的穷人成千上
万。我们亲眼看到上海租界里外国巡捕毒打黄包车夫；看到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工人、农
民，甚至士兵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而资本家、地主，官僚们却纸醉金迷，挥金如土。
我们的亲人有的因欠租被地主用毒虫活活咬死了；也有的因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被
活活打死的。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烧杀掠夺，使广大同胞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我们这些小小年纪的孩子都是非常深刻的教育。我们
认识到，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压迫人、残害人的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法西
斯侵略者，改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才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
子的出路。这种革命的理想促使我们走上了去延安的光明大道。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异常艰苦。50万国民
党匪军封锁边区，日寇在黄河对岸也随时准备进攻，使得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基本的
生活条件很差。延安中学的前身之一是自然科学院初中部，住在杜甫川的山沟里，一排
排窑洞既是我们宿舍，又是我们的教室。土窑洞墙壁上抹上白灰，窗户是用白纸糊的，
睡的是土炕，七八个人挤在一铺炕上。炕上铺的是一层薄毡，盖的被子有的已破成了一
条条的破棉絮，无法保暖。冬天有一盆木炭火取暖，但西北风呼呼刮起来时，仍然冻得
叫人发抖，不少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后来学校合并到桥儿沟延大中学部，不久改名为延
安中学，生活条件还是一样的艰苦。
    我们吃的饭菜很差。不但吃不上大米，就连很粗的黑面馒头一个月也只能吃上一顿，
每天都是小米干饭。初到延安的人吃小米是很不习惯的。蔬菜也吃不上，有时天天吃水
煮土豆块，实际上土豆块很少，水里漂着几滴麻子油。就是这样的菜，一个小组也只有
一小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有的同学因为缺乏油水，嘴又馋，赶上吃肉和馒头时就
贪食，有人甚至一次吃了10个馒头。因为吃不上新鲜蔬菜，我们就到野地里去摘“回回
菜”、“笤帚苗”，用开水煮了吃，算是补充一点营养。同学们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饭量很大，每人端着一个大黑瓦盆，有的人拿绳子拴着一个大瓦罐吊在脖子上，用长勺
子挖着吃饭。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穿的是什么呢？是公室发的粗布灰军装，没有内衣，每年每人供给一套单衣，两年
一套棉衣，穿破了就让女同学们帮着补；有的同学很怪，不愿让女同学给他补，衣服破
得像济公一样，两只袖子开口到腋下，走起路来两只破袖子一甩一甩的，显得很滑稽。
冬天戴着护耳毡帽，没有绳结，两个护耳一扇一扇地摆动，也真像个“活济公”。由于
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里都生了虱子，最初发现虱子时，害怕得身上直起
鸡皮疙瘩，后来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脱下衣服一个一个捉，或者隔一段时间煮一次
衣服。至于洗衣服，根本没有肥皂，连“猪胰子”、碱也没有，只有用野地里长的含碱
的“回回菜”代替肥皂。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我们常中午到小河边上找个没人看见的
地方，脱下来洗，然后晾在石头上，等晒干了再穿上。
    初到延安时，因为我们远离了父母，年纪又小，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确实很
不适应，开头时也很想家。但是，当我们想到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党中央的
所在地，是我们实现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再艰苦我们也能忍受。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
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习惯了，特别是到1943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大为改善。从自然科学院到延安中学，全体
师生员工也都投身于大生产运动。纺线、纺羊毛，每个同学都有一部木制的纺车，学会
了纺线。每人每天平均能纺三两线，有的能纺半斤。每人还有一个木头做的“拨来了”，
用手拨着捻毛线织毛衣。没有鞋子穿，我们自己用破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或用破布浆
糊做成布壳，用自制的麻绳纳鞋底。没有粮食和肉、菜吃，我们就上山开荒种土豆，种
小米，种菜喂猪。没有肥皂用，我们便到河滩上扫来碱土烧水熬碱。没有取暖设备，我
们就到山里去砍柴开窑，自己烧木炭。没有牙刷。我们就自己动手用猪骨头做把，用猪
鬃当牙刷毛，熬盐粉作牙膏。我们还自己挖井、修路、盖房子。那时，我们真是什么都
能作。这样，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而且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不怕苦、不
怕累的革命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我们掌握了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艰苦朴
素的作风。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从小培养起来的作风和品质，对于我们坚持一生革命到底，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上做贡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瞻远瞩，为了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一切任务都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但是，
就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高瞻远瞩，一边指挥战争，一边
着手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为将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科
学技术人员。
    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于1940年，李富春、徐特立、李强等领导同志先后担任院长。
这是一所正规的学院，设有大学部、预科和补习班。补习班也就是延安中学的前身，一、
二班相当于高中，三、四班相当于初中。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数学、
动物、植物、英语等。这些课程的教材、全部是由大后方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级知识分
子编写的。他们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学者、专家和各种专业人才，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如陈康白、乐天宇、恽自强、武衡等，都是我国科技界的老前辈。他们担任我们学院的
教员，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英文老师庄湘、焦成的发
音非常准确，教给我们的许多单词和语法，至今仍未忘掉。数学老师江天成，是从重庆
来的大学生，当时仅有20来岁，但人非常聪明，他还教我们学代数、三角、几何和微积
分。文学家贾芝给我们上语文课，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著名音乐家马可、
徐徐、谌亚选等同志经常给我们上音乐课，指挥合唱团唱歌，使我们能唱整部的《黄河
大合唱》和许多苏联歌曲。一些具有艺术天赋的小同学，如于龙江、刘患生、刘朝兰等，
还参加了秧歌剧的编写和演出。生活真是丰富多采，为我们一生的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学校为了让我们具有坚实的文化知识，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时物
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千方百计地从大后方运来一批科技实验教具、图书，还
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办工厂。老师还经常组织我们上山去采集标本，到校办工厂
做工。如去工厂吹玻璃瓶、翻砂铸铁，制造各种机器零部件。学校还结合大生产运动，
在种粮食、种蔬菜、纺线、熬盐、烧炭时，对我们进行有关工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这
种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为我们后来参加革命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
国成立后，我们的同学有的成为科技部门、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有的在科学技术上有
了重大的创造发明，有的在科技理论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这都是党中央深谋远虑，很
早就注重培养科技人才的结果。

艰苦朴素、乐观向上、服从纪律的优良作风
    延安的艰苦生活，使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使我们懂得，衣食
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来之不易，都是工农大众用汗水创造的，也是我们自己动手、艰苦
劳动的成果。粮食、蔬菜靠自己种，衣服靠自己纺线、染色、织补，住的窑洞靠自己凿
打，行军走路靠两条腿。养尊处优、铺张浪费、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本色。只有艰苦创业，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也才会有生活的乐趣。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并不沮丧、悲观和害怕。我们的生活很充实，大家都
很团结、乐观。我们上课时严肃认真，下课后活泼快乐。每个同学生活在集体中，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尽管没有父母在身边，同样感到温暖，同样生活得快活。年龄大些的
哥哥、姐姐、帮助年幼的同学缝补衣服，一个人有了病大家帮助照看，为他拿药、送饭。
学校组织了丰富多采的活动，爱唱歌的同学加入合唱队，爱好文艺的编写墙报，爱好运
动的打球、翻单双杠、游泳，甚至任凭同学们自己的爱好、兴趣自由发展。陈祖泽同学
喜爱雕刻，一个人利用课余时间，居然制作出两把非常像样的提琴，拉起来很像那么回
事；蔡诚同学喜欢种花、养兔，在窑洞前的小土台上养出了一窝窝的小兔子；喜欢赶马
车的同学还经常帮助学校运输队的老大爷赶车运粮食、草料等，那样子完全像个“脚夫”。
在星期天、假日里，我们几个人还经常结队去党中央所在地枣园、杨家岭、八路军总部
王家坪等地游玩；当我们偶尔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等中央首长时，有的同学
就同他们讨论起国家大事来。我们有时步行到郊外几十里路的莲花山去观赏野牡丹，有
时又跑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去跳舞，还时常可以看到鲁艺等学校演出的《日出》、《雷雨》
等节目。生活真是千姿百态，愉快幸福。这时，一点也感觉不到艰苦了。
    集体生活是乐观向上的，组织纪律也是严格的。在学校里，我们按时上课，按时吃
饭，按时出操，按时睡觉，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劳动生产时，大家也都自觉参加，没
有一个人因为害怕艰苦而逃避的。我们每个班都有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
员，大多是由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担任，如二班班长肖田是早年在山西参加革命的同志，
比我们要大七八岁，我们非常尊敬他，称呼他为“老班长”。他关心我们、爱护我们，
时时处处照顾和帮助我们。我们也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
    1943年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先后调走几批同学离校去参加工作，有些去
医科大学学医，有些去边区保安处做保卫工作，有些去中央机关当报务员、译电员。接
到通知的同学，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了组织调动，没有一个人讲价钱，背起行李就走。当
时同学年龄大都不过十六七岁，其中不少人还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但他们同样不讲
特殊，都能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需要中途牺牲自己的学业。
    回忆四十多年前这一段年轻时代的璀璨岁月，我们感慨万千，我们把这段生活写出
来，既是对自己后半生的勉励，也是对当今青年人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的
经历中得到启发。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真正对国家、对人民的有用之材，就必须树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严格要求自己。
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像邓小平同
志所指出的那样，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    

　　蔡诚
    男，原名伍毅鸿，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办公厅
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公安大学校长、司法部副部长。现任司法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
著有《公安学概论》，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社会主义法制讲话》等书。
主要论文有《增强法制意识，促进依法建国》、《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等。
    李冬
    男，自然科学院预科学生。1956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医学院学习。曾任解放军
西北第二医院307医院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燕京函授医学
院教学部主任、研究员。
    任湘
    男，边中三队学生。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曾任北京地质学院系主任，地矿部105队总工程师，北京市地矿局局长、党组书记，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现任北京市科协
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中国能源学会常务理事，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编有《找
矿勘探地质学》等教材。撰写与翻译了论文多篇。
    教授、高级工程师。
    任岳
    女，延中一班学生，原兵器工业部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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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