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诚
    1940年，在被称为“抗日大后方陪都”的重庆，面临着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这
里到处军警林立，特务横行，大街小巷布满了穿着黑色衣服的警察、黄呢子军服的宪兵
和贼头贼脑的便衣特务，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沉闷政治气氛。像浓浓大雾一般，压得人透
不过气来。就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中，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居住的红岩村，像灯塔一般照耀
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给人们指示着光明的道路，鼓舞人们为抗日、民主、进步
而斗争！
    这一年，刚满13岁的我，跟随母亲蔡楚吟从上海经过香港、韶关、衡阳、桂林、贵
阳，到达重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母亲16岁就参加了共青团，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广东潮汕地区我母亲的家
乡时，她光荣地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以后又长时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
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周恩来同志
指示上海党组织，通知我们母子和其他几个地下党同志全家从上海撤到重庆再转到延安
去。从上海到重庆，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重重哨卡，很不安全，幸
亏沿途各地有党组织的密切关照，特别是桂林、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加上我们借
用归国华侨的名义，总算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国民党的军警检查站，经过几个月的奔波，
顺利到达重庆。
    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坐落在办事处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小山沟，两座房
子遥遥相对，四周都是绿葱葱的树木。在房子外围通向市区的大小路旁，设立了不少国
民党特务的据点。就在这种敌人四面包围的形势下，招待所里住满了从各地来重庆准备
转往延安的地下党同志和他们的亲属，也有一些是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要求去延安的
进步青年，还有一大批十几岁的革命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为了保护这些家属、小孩的
安全，为了培养革命的后代，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过问孩子们的学习
和生活。那时我们住在招待所，就像住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过着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的生活。每天起床、学习、工作、吃饭、睡觉都有一定的时间，还安排一些老
同志给我们讲政治文化课和生理卫生；还教我们唱歌。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国际歌》
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革命歌曲的。
    那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的工作，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做面对面斗争，
又要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统战和教育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热爱革命同志，热
爱革命的下一代，一有机会见到我们，总是那么亲切地询问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当
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每逢高山顶的木杆上挂三个球（紧急警报）时，八路军办
事处和招待所的人员就集中到山沟底的防空洞暂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也来到防空洞
躲避飞机。他同往常一样，穿一件皮革做的短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皮包。一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和蔼可亲。当他知道我是蔡楚吟的儿子时，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询
问我的姓名、年龄和学习的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幸福。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的反共活动越来越猖狂，形势日益险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周恩来同志派了10多辆
大卡车，由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同志武装护送，把这批八路军家属、子女送往延安。
    当时我母亲受周恩来同志派遣，再次到香港去做地下工作，因而让我一人去了延安。
临走时，十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地从重庆出发，周恩来同志亲自出来送行，挥手和我们告
别。
    我们的车队沿途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和威胁，特别是到达陕西褒城时，国
民党军队竟将我们全部包围起来，让我们100多妇女和儿童坐在地上，用机关枪对准我们，
妄图全部逮捕杀害。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据理力争，使国民党反动
派理屈词穷，不得不放我们北上去延安。
    到延安后，我先分配到自然科学院学习，1943年末，转到桥儿沟延大中学部。1944
年，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入党前，组织上为了证明我的身分，写信向周恩
来同志了解我们一家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但亲笔复信，而且要单位领导转告我春节时
去他家玩。那天，我高高兴兴地从机关驻地跑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去。周恩来同志和邓
妈妈住在半山坡的一排三孔窑洞里。我来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那孔窑洞门前，
他正和另一位干部交谈，见到我，他很高兴地用力握着我的手，说：“几年不见，你长
得这么高了！”接着，拿出花生糖来给我吃，询问我在延安中学的学习情况。谈了一会
儿，周恩来同志说：“走，去隔壁窑洞看邓妈妈去，她正生着病呢！”
    我来到邓妈妈床前，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长得真像蔡楚吟啊！”说了会儿话，
周恩来同志说：“邓妈妈有病，让她休息吧！”又引我回到隔壁窑洞。当我告辞时，周
恩来同志又亲自送出院门，用力握着我的手，叮咛我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由于母亲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1969年，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采
用种种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我母亲，逼她承认早已为周副主席和南方局做过正确结论
的被捕问题是“自首变节”，极力要把她打成“叛徒”。母亲含着热泪，给周恩来、邓
颖超同志写了一封申诉书，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诬陷，深切希望总理能帮她澄
清问题。可惜，这封血泪斑斑的申诉信，周恩来同志哪有机会看到啊！我母亲就这样含
冤死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关怀下，我母亲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如今，每当我想
起周恩来同志，想起他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时，总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万端。我想，连
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周恩来同志都备加爱护，对待每一个革命同志，他更是无微不
至地关心了。他具有一颗无比伟大的心，具有无比宽阔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
情。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同志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才团结了全党千千万
万的党员、干部，为了完成党的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
同志这样伟大的革命家，才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猖獗之时，为党、为人民保护下
那么多的老干部，使他们免遭残害。怀念周恩来同志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对下一代青年
成长的关怀，今天，我们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未竟的
事业而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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