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伦
    1941年1月，我随父母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经重庆撤回延安，入自然科学院学习。
    刚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既紧张又高兴，多年的愿望终
于实现了。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朱老总。毛主席身材高大，
面容慈祥，穿着灰土布衣裤，膝盖上打了补钉。吃饭就在毛主席会客的窑洞里。窑洞中
间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是长凳子。靠墙有一个“长沙发”，是从报废的卡车
上拆下来的驾驶员坐椅，底下用木头支着，靠背用墙撑着。吃饭时，菜都是用搪瓷饭盒
装的，饭盒上的搪瓷掉了不少，显得很破旧。我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毛主
席在生活上十分朴素。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把边区的党
政军民困死、饿死。边区只有10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物资极为匮乏，
要养活党政军机关、院校和众多部队确实是困难重重。毛主席后来谈到这段生活时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
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毛主席号
召整个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自然科学院的全体师生也投入到大生产
的洪流中。
    那会儿，我们只有十四五岁，算半劳力，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纺纱线。女孩子心细
学得快，我们这些粗手笨脚的小伙子可犯愁了，望着那白茸茸的棉花卷直发呆。我们潜
心模仿“师傅”的样子，转起了纺车。明明和他们的动作一样，可就是纺不好，手指捏
紧了，线断了；放松了，线粗了，总是纺不匀。别人顺顺溜溜地把那空心棉卷纺成了均
匀结实的白线，一天能纺三四两，而我呢，吱吱吜吜一天只能纺二三两，还累得腰酸背
疼。
    后来我也渐渐摸到了门道，掌握了要领，缕缕白线居然也从我手下纺出来了，那股
高兴劲就甭提了。就这么着，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娃都成了“纺织郎”。    

　　①《毛泽东选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我们纺完线交给延安织布厂织成布，再交给被服厂做成衣服。扣子是我们自然科学
院实习工厂用铜铸成的。穿上用自己纺的线做的衣服，那舒服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可
惜的是，每人一年只发一套，没有换洗的，而且不结实。穿脏了，要等晴天到河边洗了，
晒干，再穿上；扣子丢了，买不起，找条绳子往腰里一扎完事；衣服破了，找块旧布歪
歪扭扭补上再穿。
    那时在延安穿补丁衣服是很“时髦”的。有些人甚至新衣服也要找块布在膝盖和屁
股处补上几块，既结实，又时兴。当时延安种的棉花有限，一个时期，棉衣和棉被里的
棉花用羊毛代替。羊毛总往布外钻，弄得羊毛到处飞，甚至连饭菜里也有毛。
    为了解决大家穿鞋问题，学校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外出拣破布。不知为啥单单选中
了我，也许是因为咱纺线技术不高才被“另行分配”的吧。好在大家都有分工，有纺线
的、纳鞋底的、做鞋帮的、种菜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拣就拣吧！于是我们每天吃完
早饭，就背上筐儿，到各处的垃圾堆去拣破布。开始总觉得不好意思，但完成任务要紧，
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年月，谁都省吃俭用，布头自然不容易拣到。我们专找垃圾多的地方，哪里脏就
去哪里，见到垃圾堆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用棍子挑、用手扒，拣到一块大
点儿的破布特别高兴。为了捡得多，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回来后把布头拿到河
沟里漂洗干净，在石头上、草地上晒干。每当背着“战利品”回来，想到大家鞋底上也
有我一份劳动，心里美滋滋的，就越发爱上了拣破烂这一行。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还
抽空跟着学纳鞋底。
    参加大生产，虽然累点苦点，但我们得到了锻炼，知道了吃饭穿衣来之不易，增强
了劳动观念，体会了工人农民的艰辛，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亲身感受
到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幸福的真理，更加体会到革命的艰苦和伟大。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冲，吃饭也冲。每天还没到开饭的
时候，肚子里就打鼓。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钱油、3钱盐、①1斤半小米。菜靠自己生产，
数量很少，食堂只能做汤菜——一大锅水煮菜放些油盐，很少吃炒菜。小米饭泡汤菜，
吃得也蛮香。有一段时间小米没有了，成天吃老百姓用来喂牲口的煮黑豆，难吃难咽，
又不好消化。    

　　①旧式秤，1斤是16两，1两是10钱。

    大生产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一周可以吃一次馒头，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肉，春节可
以吃到一顿大米饭，还能经常吃到炒菜。有些家在延安的同学，从家里带点羊油和牛骨
髓油，很快就被大家“共产”了。羊油、牛油拌小米饭，简直就是“会餐”。生活虽然
很艰苦，但我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为我们的饭菜起了许多动听的名
字；汤里放几根葱叫“青龙过海”；小米饭加胡萝卜丁叫“沙里淘金”；小米饭加白萝
卜丁叫“金银饭”……当时我们大家最爱吃的，是当今最流行的“营养丰富、余味深长”
的“小米锅巴”。不过那时的锅巴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小米饭下边那层黑乎乎的厚
锅巴，每次吃过饭大家都希望分点锅巴拿回宿舍当“点心”。秋天到了，我们上山去采
酸枣。那一颗颗红红的、圆圆的小果实，最招女孩子欢喜。山上的甘草根也是我们的主
要零食。甘草根虽然有股味儿，但嚼来嚼去，细细品味，倒也甘甜。有时候我们还到收
过庄稼的地里去拾人家遗落下来的黄豆，用茶缸子煮着吃。在一日三餐小米饭的年月里，
这些不常吃的“野餐”也还是“味道好极了！”
    我们的宿舍是窑洞，睡大通铺，被褥十分单薄。冬天窑洞里到处是风，大家就紧紧
挤在一起睡，彼此取暖，有时半夜出去解手，等解手回来地方就挤没了，回来只好使劲
挤进去，那才叫“亲密无间”呢。
    冬天没条件洗澡，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
的很多。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
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
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理想，
有远大的目标，想着现在吃苦牺牲是为了将来过美好的生活。眼下大家都过着“共产主
义”生活，上至主席、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马夫，大家平等互爱，同甘共苦，目标一
致，毫无怨言。
    我们一年能看一两次电影或话剧，每次都得步行十多里到大砭沟里的八路军大礼堂
去看。电影也只有《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十三勇士》等几部前苏联影片。
虽然年年看，但也觉得很有意思，看完电影走回来要到半夜。后来，鲁艺成立了秧歌队，
逢年过节，总要热闹一番。我和同学们都是鲁艺的热情观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一处又
一处，看个没够。
    当时唱歌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延安可真算得上一座“歌咏城”。大路上，山沟里，
窑洞中不时传出嘹亮的歌声；会前唱、饭前唱、几个人聚在一起唱。同志们来自四面八
方，都会唱几句家乡的民歌、戏曲，有山西梆子、陕西秦腔、河南坠子、陕北民歌等，
南北混杂，各有千秋，分外热闹。尤其是陕北“信天游”，那高亢、悠扬、扣人心弦的
歌声，令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在露天上课。学生每人一个小板凳，老师一块小黑板。发的笔和纸根本
不够用，我们练字都是拿根小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这种笔和纸是永远用不完的。
    那时延安有不少苏联出版的书籍，很便宜，我们有时就用书的空白地方写字。蘸水
笔没有笔杆，就找根直点儿的小棍代替。墨水是墨水粉兑的，时间长了就沉淀，用时再
摇匀，冬天结成冰，化开才能用。晚上宿舍里只有一盏小麻油灯，规定只许用一个灯捻
儿。我们七八个人，头对头地挤在一个小油灯下看书、写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同学
们学习都很刻苦。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这些青少年汇集到这块黄土地上，就是为了寻求革命的真
理。当时政治空气很浓，我们既学文化又学政治，对政治很感兴趣，尤其对国际国内形
势特别关心，经常自发组织讨论。我们和大人一样，每个时期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学
习规定的文件，同时，学校还系统地讲解“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特别是参加延安整
风运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并进行自我
思想改造，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这一段对我教育极大，为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当时我最爱读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
国共产党》、《马克思传》等书籍。革命的熏陶，使我渐渐懂得了唯有共产党才能领导
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坚持武装斗争。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才能打
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让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像当时苏联人民那样
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幸福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这种思想使我萌生了入党
的要求，迸发出学军事、上前方打日本鬼子的念头。
    1944年，我如愿以偿，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转入抗大二大队学军事。1945年初为迎
接大反攻，延安成立炮兵学校，我又被调到该校学习。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是在前方战
斗部队里渡过的，亲身尝到了战斗胜利的喜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个军人。每当
我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总是深切地怀念着延安黄土地上的学生生活。是她，为我
奠定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她，始终激励我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李伦
    男，曾用名李润修，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后转入延安抗大，炮兵学校学习。曾任
总后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部长，后勤学院院长。现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参加过淮
海战役，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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