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仕杰
    1986年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力资源，西北带领了几个专业干部，绕道去了一趟延
安，拍了许多照片。
    每次出去考察他总要拍照，除了工程上所需要拍摄的以外，对于一些生活、风景照，
他一向是不大重视的。可这次却一反常态，回来以后为找不到在延安拍的胶卷，好些天
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念叨：四十多年了重返延安，多么不容易，这些照片很珍贵……。
好在终于找到了。冲洗出来以后，他兴致勃勃地一张一张讲给我和女儿们听。看他的神
情真像又回到了那个幸福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平常每当他和延安时代的老同学们相聚时，
神态也是这样的，大家不论职位高低，仍然像孩子似的在一起嬉笑玩耍。只要他们聚会
在一起，个个都“返老还童”了。这大概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延安生活留给他们每一个人
的，都是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吧！
    1990年秋，我有幸与西北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事，再次去延安。一提起去延安，他
话就多了，兴致也特别好。我常常在想，延安为什么会使这么多离开她多年的儿女们至
今魂系梦绕？这得从四五十年前去延安说起。
    西北的童年是在外婆的身边渡过的。1928年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起义遭到国民
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西北的爸爸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牺牲了，留下1岁多的独子小西北，
由外婆马淑平带回她们的家乡四川。为了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在成都上小学时他
改姓周，叫周西伯。已经七八岁了他还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外婆早年居孀，做得一手
好针线活，靠开个小裁缝店养家餬口。目不识丁的外婆能保住小西伯的温饱已属不易，
放学后由他在街上、茶馆里游荡。西北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不过念书还算聪明。他虽
然经常逃学，跑到郊外偷地里的嫩葫豆吃，吃饱了枕着书包睡大觉……但成绩却一直在
班上拔尖。西北的童年没有得到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父母兄妹的爱，他几乎是个野
孩子。学校每学期入学时都要填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道填写什么。他常常想，
同学们都有爸爸妈妈，而自己怎么除了外婆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呢？每当他问到外婆时，
外婆总是神秘地对他说：“你还小，等长大点再告诉你。”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
    1935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岷江上游，成都有钱的人都怕“共产党”，纷纷逃往
重庆。外婆十分镇静地对他说：“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他们和你爸爸一样
都是好人。”
    “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呢？”他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外婆沉痛地对他说：“你爸爸
是个大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在莫斯科学习时淹死在河里了……你长大要为
父母报仇！”从那时起，他突然显得懂事多了。怪不得同学们一提起“共产党”就都以
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开始盼望快点长大了，去找爸爸的朋友，也当个大共产党，为父亲
报仇。
    1937年党中央找到了他，并让外婆将他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外婆用她一针一线
挣来的钱给他缝制了新衣、新被褥。临行前，外婆在他对襟的小褂内用密密麻麻的针脚
缝了个小袋，装了十几块钱，把他打扮一新，交给了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伯
伯。在武汉停留了几日后，周伯伯就送他上火车，交给一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同去
延安了。外婆送他到火车站时，流着眼泪嘱咐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此时的西北，
第一次一个人上路，够神气了，何况是去延安——他向往已久的爸爸的朋友们所在的地
方。从此以后再也不是那个不知父母是谁的可怜孩子了，他将要和爸爸的朋友们生活在
一起，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共产党。
    到延安时已是1938年初，11岁的西北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鲁迅小学读书，遇见
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每次吃饭都排队，先唱吃饭歌：“我们吃的粮食是老百姓给我们
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从那时起，西北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老百姓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件有趣的事是，孩子们集体住在窑洞里，个个剃光
头，穿着不大合身的军服。起初他和一个叫陈英的孩子最要好，简直是无话不谈。有一
天，另一个孩子突然提醒他，陈英是个女的，西北大吃一惊，怎么能和女孩子打得火热
呢？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与陈英疏远了，但心中一直记着这个女孩子。时隔多年，他俩
在我家相遇，提起过去的趣事，仍然忍俊不禁。
    西北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张延安时代的照片：身着棉军装，裤腿和袖子都挽上去一大
截，的确太不合身了。我问起外婆为他缝制的新衣呢？他说，新衣和新褥单都打草鞋穿
了，到延安就是“革命军人”了，谁还愿意穿小孩的衣服？
    我们一行尚末踏上延安的土地，西北就开始嚷嚷：“有没有羊杂碎吃？”同行的专
家们都感到奇怪，羊杂碎有什么好吃，胆固醇一定很高吧，可是他却津津有味地边吃边
讲起了羊杂碎的故事。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纺1斤毛线给1元零花钱，孩子们拿到这
1元后，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市场上吃一碗热腾腾、辣呼呼的羊杂碎了。其味道鲜美远非
如今的山珍海味可比。一路上吃了好几次羊杂碎，西北当然是吃得最有味的一个。他的
这种感情，感染了不少同行者，大家开玩笑说，吃羊杂碎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谁怕辣，
吃不下去，就是拒绝接受革命教育。
    到达延安之后，先登宝塔山，在山顶上远眺山下，延安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她已
变得接近现代化了。蜿蜒的延河水流量已经很小，下山后，西北沿着河边去寻找清凉山
下的河滩和河滩上的那块大石头。因为当年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那里洗澡，那时每人只
有一套衣服，洗澡前先将衣服洗了晾在那块大石头上，洗完澡后就躺在河滩上晒太阳，
一直等到衣服干了才穿着回去。谈到这里他无不骄傲地接着说：“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游
泳的，从大石头上一跳，扎个猛子，来个‘狗刨式’就浮起来了，一直游到对岸。”联
想起这些年来，他在人生的风浪中几经磨难，正是以这种扎个猛子下去再浮上来，游向
彼岸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1938年后，由于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西北就读的边区中学已无法在延安城里上课，
于是随同党政机关一起迁移到安塞的吊儿沟。蹚河时，大点的孩子背着小点的，强点的
扶着弱的，12岁的西北尚无能力去背别人，他就抢着替比他更小点的孩子背背包、杠板
凳。那时每人一个小板凳用处可大了，无论上课、开大会都得带着。上课时在小板凳一
坐，摘下脖子上挂的小黑板当桌子，在上面又写又画，开大会时，只要在小板凳上一坐
定，队与队之间就开始唱欧。“××队来一个！”“再来一个要不要？”呼声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西北是他所在队的指挥，十分活跃。我以前对他小时候在唱歌方面有如此高
的“组织才能”表示过怀疑，近年来遇见过好几位他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他们都谈到
西北当年如何爱唱歌，如何擅长指挥。
    我好奇地问过他们都唱些什么歌，他们说许多歌都是自己编的，歌唱生活和生产的，
唱起来可带劲哩。大家都感到自己正在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做着贡献。
    “你们小时候有过夜行军吗？”西北回过头问我们，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当
年的夜行军：夜里面得正香，一阵哨声，孩子们立即起床，穿衣，打背包，集合……这
一切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然后，开始行军了，爬山、过河……只要脚底下稍平坦
些，他就可以紧挨着前面的人边走边睡。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趣事。有一次他领头打了快
要成熟的杏子吃，为此还被罚站，写检讨。延安中学的老师们培养他们从小爱集体，爱
护公共财物，严守纪律。罗西北一直到老，只要是组织上的安排，工作需要，从来都是
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一向不知什么叫讨价还价。
    在延安短暂的停留期间，我们还匆匆地参观了边区大礼堂、枣园、杨家岭。在杨家
岭的一排窑洞前，西北显得特别留恋，拍了不少照片。原来他就是从这里和朱敏、娇娇、
继飞四人一起离开延安去苏联的。
    在去苏联的头两天，王若飞伯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
    让警卫员找了一天，才把西北从自然科学院叫到他家，对他详细地讲了1926年至19
28年，在西北的父亲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领导下，党是如何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
以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大的革命群众和仁人态士如何惨遭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的过程。
罗亦农在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就被调到湖北工作，任长江局书记。
    1928年春因工作需要，他冒险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反动派正以5万光洋的巨金悬赏
捉拿罗亦农。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法租界与山东来的同志联系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
为了营救他，上海的党组织布置工人纠察队做了许多的工作，蒋介石怕有变故，未经任
何审讯，就将他枪杀了。
    西北决心以后像父辈一样做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为迎接祖国的解放，为将祖国建
设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本领，贡献力量。他就是怀着这样拳拳报国之心踏上
异国的土地的。
    延安对他的抚养、教育，影响了他的终生，不论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孤独苦难的
流浪生活，还是在东北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他都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克服各种挫折，迎着激流前进。他至今如此
眷恋延安，正是因为她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他，赋予了他伟大的精神支柱——对事
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正是如此，至今延安还使他魂系梦绕。    

　　罗西北
    男，边区中学三班学生。现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主
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有《河流规划与水电经济》、
《技术政策研究》。曾获国家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政策研究》一书获著作一等
奖。国务院定为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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