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才
    在40年的悠悠岁月中，我无论走到哪里，是苦还是乐，是喜还是忧，总忘不了延安，
忘不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点燃起革命火种的延安中学。那夕阳辉映的古塔，浮光耀金的延
河，小米饭、南瓜汤的清香，年轻战士雄壮的歌声，这一切都使我梦魂牵绕。1988年7月，
我带着帮助延安钢厂扭亏增盈的任务，奔赴阔别四十多年的延安，终于又回到了这片炽
热的土地。
    延安钢厂位于延安城东40里，去那里正好经过桥儿沟。
    那儿正是我曾经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又是我无数次梦里所见的地方。
    在延安钢厂谈完工作，我专程来到桥儿沟。东面半山腰就是延安中学的旧址，现在
只留下一排排破旧的窑洞。我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沿着崎岖的山路寻找我所在的
九班宿舍和教室。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能容纳30多人的大窑洞，我弯着腰，钻进已经塌落
的窑洞，一股熟悉的泥土味，沁人心脾。我捧起地上的黄土，闻了又闻，这里就是我们
听课、自习、讨论问题的地方。走出窑洞，我爬上山顶四下瞭望。远处，黄土丘谷，连
绵起伏；脚下，延河如练，飘然远去。我的思绪随着山顶上的风，沟底的水，随着弥漫
的泥土芳香，回到当年的延安中学，回到了我们的九班……
    我们延安中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抗日前线来的小八路，有从文工团来的
小演员，有来自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干部，也有像我这样来自国统区，刚刚参加革命的小
战士，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子女。延中的老师几乎全
部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过着供给制
生活的革命战士，随时准备组织一声令下，奔赴前线或其他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在
延中不仅学文化知识，而且把学政治、提高学生思想觉悟放在突出的地位。我们的政治
老师严华同志当初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
忘的印象。从她那里，我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革命原理，理解了毛
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新华社编辑吴冷西也常到学校里为我们讲形势，他从苏德战
争讲到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经过延中的学习，我们这一群小八路的头脑由朴素的阶
级感情、单纯的革命热情，逐步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延安中学实际上是
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是一座锻炼青少年的革命熔炉。
    延安中学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吃的是小米、南瓜、土豆，穿的是陕甘宁边区
生产的土布衣服。鞋子不够穿，春、夏、秋三季穿自己做的木板鞋（这种鞋类似现在洗
澡穿的木拖鞋，即一块木板，前面钉上一截旧皮带）。上课、吃饭、上街，都穿这种鞋，
走起路来“啪答、啪答”地响。我们住的都是土窑洞，有的学生宿舍还搭了二层铺。有
一次我住的那孔窑洞上铺突然塌落下来，把睡在下铺的李鼎铭先生的孙子李雪峰压在了
面。大家急忙抢救，李雪峰却自己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笑嘻嘻地说：“没事！”
我们的学习用具也十分简陋。没有课本，就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没有墨水，就发一点
染料，自己用水泡了当墨水用；没有笔，自己用木头削个笔杆，学校发给一个蘸水笔尖，
绑起来写字；没有课桌，自己做块木板垫在双膝上作笔记。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生活
得非常快活。正像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
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我留恋着延安中学的生活：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当年延安
的土地是贫瘠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生最贵是精
神”，在那里，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得到确立，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我们的情操得到陶
冶。在那里，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下了革命的印记，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中学的师生们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是把日本鬼子从国土上赶出去，建
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从东北来的同志，时刻想着打回老家去；从国统
区来的同志，盼望家乡的明天也像边区一样。在所有同志的心目中，不仅有延安的山，
延安的水，而且有着全中国；不仅有眼前的艰苦生活，更有着祖国美好的明天。
    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地理老师陶克的窑洞。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用蘸水笔画的中国
地图。地图上没有省界，却画了山川河流，并标了一些显眼的符号。我好奇地问：“陶
老师，这地图是啥意思？”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图前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大江大河
多得很，这些江河哺育了人民，但也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将来我们一定要把江河治理
好，变害为利。将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要修上大水库；这些地方，要修上水
电站。”他边指边讲，讲得热情洋溢，充满自信。
    我们延中九班的黑板报，是宣传抗日形势，讲革命道理的主要阵地。说是“黑板报”，
其实并无黑板，只是把土墙铲平，用黄泥抹光，再刷上烟墨而成的简易黑板。学习委员
惠庶昌，14岁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负责板报宣传，能画画，会写漂亮的美术字。他
设计的报头“大家看”十分别致。此外，还有抗日漫画，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们的黑板
报真是生动活泼，令人瞩目。
    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自己的责任。记得来自朝
鲜的金海燕同学对我说：“我的祖国沦陷了，我不能在祖国读书，跟随爸爸来到延安，
和你们一起学习、战斗。抗日使我们成了早熟的孩子，懂得了许多道理。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赶出朝鲤去！”的确，这位朝鲜女同学
当时只有十几岁，是革命事业使我们都成熟起来，是革命理想把全体同学包括外籍同学
凝聚在一起。
    延安中学的生活令人怀念向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真
诚，革命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无比深厚。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金子般宝贵的真诚，
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并培养了人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延安中学，无论是普通的小战士，年轻的干部、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是高级首长的
子女，都一律平等，一样吃苦，没有任何特殊。
    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们男同学不会拆洗被褥、棉衣，女同学就主动帮助，
并且手把手教会。开荒种地则是男同学们“耀武扬威”的机会。男同学们猛打猛冲，尽
力多完成任务，减少女同学的劳动量。那时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细粮。过“三八”节发给
女同学每人一份大米。她们把大米全部拿出来和男同学的小米煮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
地吃“二米饭”，女同学们开玩笑说：“男同学沾了我们的光，应该向全体女同学致谢！”
    同学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别人，大家都以能够帮助别人为荣。有一位从前方
来的女同学会做鞋子，她为同学们做了不少双鞋。有的女同学会织毛衣，于是由同学们
捻毛线，她帮同学织毛衣。有位同学会拉胡琴，但没钱买胡琴。几个同学跑到山上，抓
了条大蛇，剥下蛇皮，再用刀削个木筒和琴杆，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于是闲暇时他便
给同学们拉一段，增添了我们生活的欢乐气氛。
    我们九班的班主任肖坤，在同学们的眼里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她的爱人在国统区
工作，自己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她关心每一名同学，和大家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
她多才多艺，很善于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有一次，她组织全班开了个篝火晚会，还邀请
了其他老师和“鲁艺”的同志参加。大家面前摆上自己种的西红柿、土豆、南瓜，边吃
边演文艺节目。我唱了《血泪仇》中的一段，虽然唱得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还是报以
热烈的掌声。一位来自东北的老师，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了《在松花江上》，当唱到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他声音颤抖，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全
场一片沉寂。我们特约的“鲁艺”的音乐家刘炽走出来，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口技，才使
大家从悲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活跃了气氛，重新泛起欢歌笑语。
    1946年10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组织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工作。说心里话，我真舍
不得离开朝夕相处，胜似亲人的老师和同学们。但为了革命工作，我离开了延中，离开
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离开了那一排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土窑洞，走上了工作岗位。
    40年后重回延安，重到桥儿沟，唤起了我对当年战斗岁月的无限怀恋，对老师、对
同学、对战友们的无限情思。当我的思绪从往昔走回今天的现实，我在想：当年延安人
的理想、品格、情操，当年延安中学那种丰富而又高尚的精神生活，真挚而又纯朴的同
志情谊，今天的人们，今天的中学生们应如何继承，如何保持和加以发扬呢？这也许是
每个老党员，每个年轻的同志，都应当思索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巨才
    现名张羽，延安中学九班学生。1944年由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富县参加革
命。1946年10月调新华社工作。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任教学工作。先后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
长、副经理；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现任鞍钢党委书记。1958年起有经济著述，在全国性
刊物发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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