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红
    1945年1月我从重庆抵达延安进延安中学时，尚未满16岁。这样的年纪，却已经历了
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曲折坎坷，心中藏着不少事情。例如，跟自己的妈妈一
道生活时，一直遵嘱喊她“三姨”；去狱中给二姨夫送药品、食物时，他对难友们说：
“这就是我的女儿。”（这位可亲可敬、1922年的共产党员，终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
下。）等等，等等。在自己小小的头脑里，曾有过许多不清楚的问题，但在那样的形势
下，也明白询问徒增大人的担心和为难，只好不开口了。可能正因为如此，自己当时多
愁善感，性格内向，比较早熟。
    到延安前，我在贵阳念完了初中二年级上学期。进延安中学后，因为入学考试成绩
比较好，插入五班。之后班里经过调整，一部分地方干部出身的同学调走了，我和另外
的同学并入六班，于是五班不复存在。但不管是五班还是六班，反正在我面前出现了一
个崭新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大家朝夕相处，学习、劳动、谈心、开会、
演出……过着单纯、活跃而又很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忙忙碌碌一天下来，夜幕降临，我
们女生回到自己的窑洞里，钻进各自的被窝，并排躺在一个大通铺上，说说笑笑，然后
进入甜美的梦乡。这一切对我多么新鲜啊！
    不管物质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只感到快乐。最令人感动的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
互相关心、开诚相见，洋溢着同志式的民主、平等气氛。如果彼此有什么意见，绝不会
憋在肚里不讲，总是通过谈心或生活检讨会当面指出。看法不一致的话，可以当面交锋，
有时思想不通，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去了，大家仍是好同志。这样的人际关系令我
羡慕不已。可自己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照此办理，所以受到过同学们友好的批评，说我也
许是怕得罪人，不敢大胆进行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居然变得勇敢起来，甚至渐
渐地背上了能坚持原则、对人坦率真诚的美名。这名声日后几乎伴随我一生，同时，也
使我为此付出过代价，吃到过苦头。但这是自觉锻炼的结果，大概是本性难移了。就这
样，在延安中学的民主精神熏陶之下，我的性格变得一天比一天开朗和坚强起来，这也
算是一种脱胎换骨吧。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小说，到延安中学时，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已看过不少，
其中自然包括许多进步作品——
    在我的长辈和他们的朋友中，不乏进步知识分子，这对我都是有过一定影响的。书
看多了，作文中不免会有所反映，于是往往引起语文老师的注意。我在五班时的语文老
师林耶和他的夫人林贞，六班时的语文老师叶克和他的夫人黄海，就都是经过作文媒介，
与我成为忘年交的。他们经常和我谈心，谈文学艺术，谈各自的生活道路，谈思想和事
业。在他们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怀着亲切的感觉，敞开思想，讲心里话，从
而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有一次，在谈心的过程中，林耶老师突然严肃地问我，有没有考
虑过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我表示，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崇高的，自己相距甚
远，此事不可能很快摆上议事日程。这确是我的真心话。老师立即指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代要求有志青年用实际行动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应把今
天该做的事，推向遥远的未来。林耶老师始终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反复做思想工作，我
则每次都恭敬地倾听他对我的过去和现在进行详尽分析，记住他给我指出的努力方向。
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我的身世之后，就更加强调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觉悟。
他还通过自己的老战友，帮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生父（没有想到，父亲早就在山东根据
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林耶夫妇奉命调往东北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谆谆教诲和
无微不至的爱护，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中。像林耶老师这样从政治上关心同学，热情做
思想工作的老师，在延安中学并不是个别的例子。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帮助和培养，
我于1946年1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宣誓加入了衷心爱戴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对自己影
响深远的、生命中的重要一页。
    1947年3月，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延安变成一座空城，暂时让出去，以便揭露敌人假和谈真进
犯的面目，并有利于主动而又灵活地消灭敌人。为此，延安中学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
分师生，包括我们六班在内，由卢勤良副校长率领，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日后名扬西
北战场的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改任医院的院长，他以极大的凝聚力，成功地把我们师
生和新来的医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投入了抢救伤病员的战斗生活。我们奋不顾身，一个
战役又一个战役地抢救、抢运刚从战场下来的伤病员。我们的工作受到通令嘉奖，报纸
上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宣传了我们的献身精神。而这一切，其实也是延安中学对我们熏陶
和培育的结果。特别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学校及时地进行了抗击来犯敌人的政治形势教
育和思想上、组织上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军事训练，如半夜紧急
集合、打背包、急行军、实弹演习等等，这些后来都用上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大家都变成了军人。但在我们心目中，老师仍然还是老师，学
生在战争环境里产生思想问题，还得老师来帮助解决。例如，我自幼梦想从事医务工作，
认为这次可以和许多女同学一样，分配去当护士，为受伤的指战员服务，做新时代的南
丁格尔，却不料分配我在院部当政治干事。我不愿在机关工作，向领导提出要求下连队
当护士，理由是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卢勤良院长亲自来说服我，他指出：
“比你入党早的同学自然不少，但另有任务去给他们承担。
    再说，你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工作，参加过学校青年团的建团工作，也当过党的
支部书记。部队政治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得边干边学。至于当护士的愿望，本
身并不坏，不过战争时期也只好从大局出发，服从工作需要了。”当时我有一种摆不上
台面的自卑心理，这就是，在延安中学时，同学们总觉得我有些“洋”，连我随学校宣
传队到外面去主演秧歌剧《女游击队员》，观众里也有人议论说我“洋”。我当时想，
衣帽鞋袜都是公家发的，大家一个样；至于神态、谈吐、举止，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了。也许因为自己生长在上海，开始念书又进的是教会小学，后来长期在大城市受知识
分子家庭熏陶所致。我自知距离劳动人民、距离工农兵化还遥远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能在部队里做好政治工作呢？果然不出所料，我兢兢业业刚起步不久，便由于工作
方法的简单化，而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又恰巧碰上一小部分同学不习惯军队里的上
下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极端民主化的苗子。自己在院部同时兼管全院的青年团工作，于
是首当其冲，压力很大，情绪上产生了波动。就在这时，院部协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李
绵老师主动来帮助我了。他在纸上写了两句话，笑嘻嘻地递过来。我一看，他送给我的
语录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不觉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就不慌不忙地指
出了我的缺点，并分析原因，教给我工作方法。李绵老师在延安中学曾担任过三班的班
主任，是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在当时参军的老师中，算是年纪比较大
的一位。夜行军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他，不但不要别人照顾，反而身先士卒，不断
地关心大家。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他那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特点，能取得很好的效
果。我跟李绵老师在医院合作共事，得益甚多。
    在院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卢勤良院长即命我下连队任指导员，去第一线工作，继续
接受锻炼。连队里大部分都是过去朝夕相处的老同学，我见他们进步很大，在极端困难
的条件下，医疗、护理、卫生、行政、后勤、思想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心里相当感动。
我正是在向他们学习并依靠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来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的。首先和伤
病员交朋友，思想上沟通了，才谈得上管理和教育。我在医院先后担任过两届医生训练
队的政治指导员。第一届的学员大都是延安中学老同学；第二届则既有延安中学老同学，
也有新解放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护士岗位上锻炼出来，再经过专家培训，结业后
成为有处方权、能动手术的医生。这些同志利用战役间的空隙，刻苦学习基础理论，边
行军、边拿着骨头钻研解剖学；边学习、边实践很快都成了医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回想1947年3月，我们六班同学只差三个月即将毕业，就爆发了战争。它使我们放下
一切，立即奔赴前方，全心全意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在战争年代里所度过的这三年
生活，既是医院、又是学校——这是一座更大的学校，使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
学不到的知识和人生经验。
    由于经历了延安中学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个时期，人们说我“政治上、思想上
比较强”。我自己飘飘然地似乎觉得此话也有一定道理。凡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评价，不能不感到脸红了。记得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正遇上我的一位读大学
一年级的至亲被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还开除了学籍。他很不服气，跑来对我说：
“党动员我们提意见，我积极响应号召，提了几点意见，你说有什么错？”听他详述了
你自己那几点意见之后，我吓了一跳，想帮他改变看法，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对的。于
是我告诉他：“我讲不过你，但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对此我是很理直气壮
的，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兵力、武器、财源上看，敌人是那么强大，而人民在
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却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最雄辩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一切，
就没有新中国。问题是，如何治国，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许多有志之士能
够提得出积极的建议；而我呢，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却往往是满足于“党指向哪里，
就冲向哪里”，似乎根据自己在延安中学和野战医院的经验，只要做到这点就万事大吉
了。这是多么可悲哀的事情啊！如今，历史早已为我与那位至亲的对话做出结论：他被
平反了，他所提的意见是对的。两相对比，到底谁“政治上、思想上比较强”，不是很
清楚了么？
    不管怎样，感谢生活的机遇，使我当年能够到延安，进了延安中学，参加了解放战
争，从而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时代对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召唤，从这个意义讲，在我
肯定是青春无悔的。
    我深信，青出于蓝胜于蓝。年轻的朋友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新的时代必将对他们有
更高的要求，而他们之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人才，成为智勇双全的改革派，
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红
    女，延安中学六班学生。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野战医院从事政治工作时，被评小
功和二等功各一，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毕业
于莫斯科大学之后归国，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俄罗斯苏联文学史》。离休前
任《外国戏剧》杂志主编，副编审。先后翻译过苏联话剧剧本、电视剧本、短篇小说、
特写等；写过一系列介绍苏联表演、导演艺术家以及其他有关外国戏剧艺术情况的文章。

遥远而温馨的回忆
齐翔安
    我正和外孙女玩组合玩具，接到了《当年延安中学生活纪实编委会》的约稿信。中
学的生活已那么遥远，可这封信却勾出我的一串串回忆，是那么清晰而亲切。

一
    记得我是和我们保育院小学同班小伙伴一起在1945年8月升入延安中学的。那时要升
学，别无选择，只有一所延安中学。那时的升学也不像现在那么严，过了一关又一关。
不用入学考试，我们这群孩子便高高兴兴、嘻嘻哈哈地升了学。说是上中学，真正上学
的事回忆不出多少，倒是想起了许许多多别的有趣的事。想了半天我们念书的教室是什
么样的？好像是在山坡上的一块较大的平地，坐在小板凳或石头上。就在那儿学的代数；
上语文课好像是在男生的窑洞里，挤坐着听课。
    我们住的窑洞在小山腰上，这个地方叫桥儿沟。桥儿沟的名气很大，因为山沟里有
一座延安唯一的洋式天主教堂，也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我们常一群一伙地下
山看他们排演。
    比如看王大化、李波、王昆、林白、王家乙这些延安名演员排演的秧歌剧和《白毛
女》及其他戏剧，有时还看他们跳舞。那些歌曲，我们差不多都会哼哼，我们向人宣扬：
“我们学校就在鲁艺那儿，那些演员我们都认识。”
    在延安中学念的书大概不多，记得念过代数、语文、历史、地理几门课。可我们的
教师中倒有不少有名的人，像李大钊同志的女儿、女婿，肖三的妹妹；有作家、有诗人，
大多是双双对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气质、学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我在班上算年纪小的，不是“风头”人物，当时班上的核心人物是年长的入党早的
同学，像鲍子亮、李精诚、惠庶昌。我比较顽皮、学习轻松，无牵无挂，甚至有些浑浑
沌沌的。有一次课堂上，肖老师向我提问，我故意把“狼狈不堪”念成“狼狈不甚”，
把“草菅人命”念成“草管人命”，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们从大后方带来不少文
艺书，这些书就成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有《水浒传》、《红楼梦》、《家》、《春》、
《秋》，有郭沫若的剧作，甚至还有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的书。我们一群女孩子看得入
迷，比谁看得多、看得快，故事情节谁记得清楚，也常议论宝钗好，还是黛玉好之类的
傻话。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懂。当时也感染上点“青春小病”，如幻想、虚荣、伤感之
类。有些年龄大些的同学还谈起恋爱来。惠庶昌长得俊，写得一手好字，功课好又是党
员，过新年时候就曾收到好几位女同学精心制作的贺年片。我在解放后上大学时，发现
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中学，我的文学基础知识并不比在国民党统治区正规高中毕业的同
学逊色。这是与当时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大量阅读课外书分不开的。老师就住在我们
窑洞附近，他们没有什么上下班。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玩。他们常给我们排秧歌剧、讲
故事、猜谜语。到了寒假，我们学校就组织秧歌队到农村去巡回演出，演《夫妻识字》、
《兄妹开荒》、《回娘家》。我只当过扭大秧歌的群众演员，也煞有介事地用洋火棍画
眉、抹红脸蛋，腰里扎上一块绸布，体验一下演员的生活。我们同学中最出风头的是李
骏、孙学甫，他们演主角。我们是群众演员，玩得也很开心，到了老乡家待遇也和主角
一样，米酒油糕吃个够。延安中学新年晚会也搞得很红火，猜谜、跳舞；当时我猜谜还
有两下子呢！在中学时代比我们在保育院小学时讲卫生。在保小，我们姐妹几个全身长
满了疥疮；一到寒假，爸爸总要在一个空窑洞烧上柴火烤我们，然后给我们满身涂上硫
磺膏；还拎着我们的毛衣往火里面抖落虱子，噼啪直响。到了中学，我们常一块到延河
边洗澡、洗衣服，没有什么换的衣服，就先把衣服洗好晾在草丛上，再戏水洗澡，尽了
兴，衣服也就干了，再穿上回学校。灰军衣洗得泛白，腰上束上一条什么带子，也挺美
的。有时自己动手做布带凉鞋、打毛袜。延安下大雨时，延河发出水怪可怕的。有时窑
洞漏雨，我们抱着被子东躲西藏。最高兴的是过年过节改善伙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
白菜粉条炖肉，有时还有羊肉。平时改善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混合），炒土豆丝，有
的高年级的男生一边吃一边还说：“我以后找老婆就找二米饭炒土豆丝（中等偏上的意
思）。”周末，我们回家也是疯玩，看大人跳交谊舞，也常看评剧。当时我父亲参加编
《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我们和评剧院的演员很熟，有时就在台上
侧幕那儿看，剧情台词能背不少。从那时起我就爱看京剧，从中学到了不少的历史知识，
还看过苏联话剧《前线》，果戈理写的《钦差大臣》。在看戏或在党校我的父母那儿的
小花园里玩时，也常能碰见大首长。那时，觉得大首长也是普通人，不像现在把高级干
部看得那么邪乎。

二
    入中学不久，我大姐就被调到二局做电信收发报工作。她那时只14岁，她没有犹豫，
父母也不阻拦，直到解放后她才到工农速成中学补上了中学的课程。调她时，我懂得了
什么叫参加革命，什么叫服从分配。后来，国共谈判，父亲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父亲
去重庆后，我就关心起国共谈判的大事来，我们还参加了为欢迎马歇尔将军修机场的劳
动；有的同学还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悲壮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历史和语文课。直到国共谈判破裂，父亲最后一批从南京撤回延安，他是昏迷着被抬下
飞机的，当时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后来时局就越发不平静了。我们在桥儿沟欢迎三五
九旅从中原突围归来，战士们衣衫褴褛，满面灰尘，有的受了伤，仍坚持跟在队伍后面，
看到这样一些顽强的战士，我们都感动得落了泪。我们也开始备战，练习射击，练习过
独木桥，练匍匐前进，练远道背粮食。我是个比较胆小的女孩，回家向父母讲述过小桥
多吓人，引得他们笑话我，后来便经常叫我“小桥，小桥”。我们还搞坚壁清野，挖洞
埋东西，现在想那些东西真不值得藏，只不过是些破桌子、烂木头、坛坛罐罐，但当时
我们干起来还挺认真。
    1946年底，我们延安中学的同学在一个山沟里学习做护士，练习查体温，缠绷带、
消毒、换药、叠敷料、铺消毒巾等，谁知这就是我们当护士的唯一的一次岗前训练。战
争愈来愈迫近，有的同学已随父母或丈夫过了黄河。我们延安中学宣布改为第一野战军
第四后方医院。老师成了我们的指导员、连长，从边区调来一些医生，我也成了一名真
正的革命战士，那时我才14岁。战争环境严峻，父母也不能带子女在身边；我大姐已随
二局转移，不知到了哪里，弟弟随保育院小学疏散了，我要随一野战军转战西北，我们
真是各奔东西，谁都顾不了谁。记得最后一次回家向父母告别时，家里满地杂物废纸、
一片狼藉，父母要随中央统战部一起过黄河，那天只有我母亲在家。
    我们的衣物只是公家发的几身土布衣服，妈妈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只给了我一个
旧的小搪瓷碗和一个她从大后方带来的方格大围巾。这条珍贵的围巾，后来在行军中与
老乡换馍吃了。与母亲分别时实在难舍，我们也都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见面，也不知自
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后来我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只是嘱咐我不要胆子太小，要
坚强，要准备吃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含泪朝山下跑去。那时就是我自立的开
始。在随军转战陕北的3年中，再没听到过家里人的消息。
    有时想家，想起一家人睡在一间窑洞里的一块木板床上，被子不够盖，盖上大衣、
棉絮，我们头对脚地挤在一起；还有，用炭火盆烤土豆，煮红枣，那是父母给我们的最
好的零食；想想父母心肠也是够硬的，他们总是让我们自己闯、自己锻炼，从不婆婆妈
妈的。那时母亲住在党校二部，我们晚上去看她，不管天多黑，路上还有狼群，她从不
留我们住宿，非让我们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住处。我现在很感激她，是她使我们练就
了自立自强的性格。

三
    战争是异常严酷的。那时，一天常常急行军百多里地，双脚打了泡也坚持不掉队，
发高烧40℃也不哼哼。我当护士每天要看护许多伤员，就借老乡的大柴锅蒸敷料、器械，
算是消了毒，每个卫生队只有几支注射器、体温计，药品也只有碘酒、酒精、高锰酸钾
等几种简单的药。给伤员换药多半是用盐水棉球擦洗几遍而已；给伤员开饭，就用玉米
秆当筷子，到老乡家找来各种各样的碗。伤员们能吃上煮面片就是最好的饭食了。
    没有床铺，没有铺盖，一群伤员挤躺在铺了一层谷草的土炕上。记得一次清涧县的
攻坚战役，我护理的伤员都伤势很重，14个伤员，3天就牺牲9个，都是我自己背来背去。
有的伤员昏迷着，耳朵旁流着脓水，绿头苍蝇不停地在伤员耳朵上下蛆，我坐在旁边一
次一次地把小蛆夹走，有的伤员屁股被炮弹削去一大半，大蛆就在伤口钻来钻去，我含
着泪一次又一次用高锰酸钾水冲洗。夜里人手少，常常是我一个人值夜班。在寂静的夜
中，不时听到昏迷的伤员喊叫“冲呀，杀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夜里
牺牲的伤员也多，自己壮着胆量顶着上夜班。后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
头发都脱光了，老乡哭着给我送吃的，他们抬着我行军。司务长看我太虚弱，发给我两
只鸡，我让人把鸡煮了一大锅汤与伙伴们一起吃了。行军中，我们还学习了一年医学课
程，自己刻讲义，还挖坟找死人骨头，用纱布包上谷草当成肌肉与骨架绷在一起做解剖
模型，常在半夜到大庙里偷着做尸体解剖。最后，我终于当了医士，可以带着听诊器分
清肺炎、支气管炎；能够做取弹片的小手术了。我在医训队里功课学得比较扎实，为我
在解放后读医科大学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常和被俘的国民党伤兵、军官辩论，讲“我们
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们说不过我，就说：“不管你们这群小八路多
厉害，我们绝不会被你们洗脑筋的。”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沙家店战斗，转战陕北，毛
主席离我们很近。我那时是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员，当时伤兵多得带不走，指导员动员党、
团员留下看护伤员，我们一个个用颤抖的声音报名，留了下来。我在火线提出了入党要
求，1948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那时我才16岁。后来我们东渡黄河，过河时，后
面有敌人追击，挺惊险的。
    打了歼灭刘戡一仗后，日子愈来愈好，我们又回到了黄河以西。我们南下陕南，途
中曾到华清池去贵妃池去洗澡，到骊山上吃石榴，到了西安才知道什么叫电灯、电话、
楼上、楼下。
    平生第一次看了电影，吃了糖炒栗子。那时我那么年轻，那么不知愁滋味，但我很
自豪。在宏伟壮烈的解放战争中，有我当小护士的一份奉献，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后来回到北京找父母，我们有的同伴上了大学，有的同伴还辗转朝鲜战场，抗美援
朝。我最好的同学、大姐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涛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战场，
一想起她，就意识到我是幸存者。当我做了点贡献，取得些成绩时，我感到，比起她来，
我做得太少了。当自己看到自己拥有了一切时，我觉得我比她索取得太多了。

四
    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我的青春之歌。
    解放后，我亦有大喜、大悲，大福、大祸。因有了这段中学生活的根基，便能轻松
坦然地度过，且泰然处之。我最景仰大事中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骤变中的荣辱不惊。
    看着膝下的外孙女，我小时候没有她那么聪明美丽，更没有她那么多的精美玩具、
华丽衣服。想到我远在美国的爱子，我没有他到美国读博士生的机遇，也没有他广博的
数理知识。
    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忧虑。儿子到纽约肯尼迪机场送我时，我那忧郁的眼神被他发
觉了。在同他相处的两周里，我给他讲道理，和他辩论，可我说服不了他。我的孩子不
是不好的孩子，他诚实、热情，事业心极强，读书很刻苦，他也毫不追求物质生活。他
是中美联合招收的物理博士生，在美国待遇不差，但他生活的清苦，出乎我的意料，中
午只吃烤土豆、生胡萝卜、发面饼。两周中，我为他补了好几件衣服。我一生最钟情的
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儿子，我要下大力量培养下一代，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在离开纽约时，我对他的未来毫无把握，心里若有所失。回到北京后我很快接到了他
的这样一封信，他写道：“你刚走我就十分想念你，你的双眼望着我，充满了情爱，也
有些疑虑。有时候是来不及和你充分地交谈，有时又怕我有不同意见，更伤感情……望
妈妈理解。关于爱国，我有很多想法，很难表述……这次妈妈来，我确实收获不小。特
别是从妈妈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信心，中国人爱在心里，表现在行动上。我的信心也增
多了……”我看信时不禁落泪，我很清楚他是怕我不放心，为安慰我而写的。他将来是
不是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最终还要时间来回答。也许我想得不对，他们这一代以至
下一代，让人担心的是似乎缺乏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奉献之情。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酿
成的苦果。我们为什么只管叫他们吃好穿暖，一切替他们代劳而舍不得让他们多吃一点
苦，多有一点经受磨练的机会呢？什么样的教育算成功？什么样的教育算失败？人的一
生怎么算苦？怎样算甜？我的这些回忆对当代的中学生真会有启迪吗？不得而知。不过
我写的这些，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切，永远不会因为我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
退而消失。
    　　　　　　　　　　　　　　 1990年11月25日    

　　齐翔安
    女，延安中学九班学生。北京医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医学教学科研与医院领导工作，
现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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