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炜
    我们像飞鸟一样的自由，像烈火一样的自燃，像钢铁一样的坚强，像雄鹰一样的勇
敢。
    在队伍前面，有红旗迎风招展，她呼唤着我们向前，向前……
    这是一首浸透了我们心灵和血肉的歌，也是一首在我们一生中永记不忘的歌。
    47年过去了。可是当我们这30多名年逾花甲的延安中学的老校友们在今天唱起它的
时候，却显得格外亲切，格外高亢，乃至刚唱几句，每个人的眼里都不约而同地涌出激
动的泪花。
    就是这首歌，把我带回延水河边和宝塔山下；就是这首歌，也把我带回那苦难的童
年！

失去的和找到的……
    1930年10月，我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人家里。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只知道有
祖母，而不知道父母。因此，每当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喊着“爸
爸”、“妈妈”，张着双臂扑向爹妈怀抱的时候，总是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楚和失
落感。是啊！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那么我为什么就没有爸爸、妈妈呢？不！我
一定也有爸爸和妈妈。
    可是，爸爸在何处？妈妈又在何方？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奶奶：“娭毑，我的爸爸、妈妈呢？”奶奶惊愕地一把将我拉
到巷子里面，抱着我痛哭起来，她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一边给奶奶擦着眼泪，一边
哀求着说：“娭毑，我不问了，我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
出来。
    1939年，我已经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了。
    “儿童节”那天，像往日一样，祖母带着我到街上走一走，转一转。可那天奶奶总
是不露声色地东张西望。当她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位妇女时，突然停住了脚步，露出惊
喜的目光。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位妇女，她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身灰色的旗袍，年纪约四
十开外，人显得有些削瘦，正急匆匆地向前走着。当她发现我们时，也一下子愣住了，
接着大步跑了过来。奶奶也紧走了几步，猛地拉着她的手说：“可见到你了，我已经找
了好几年了，找得我好苦啊！”话还没有说完，奶奶的泪水已夺眶而出了。这位妇女警
惕地向左右看了看，随即小声说道：“我也正在找你们啊！”说着又指了指我说：“这……？”
奶奶看了看我说：“这是沪子（我的乳名）啊！”接着又对我说：“沪子，这是你干妈。
快，叫干妈！”看到奶奶和干妈会面时激动的情景，想起了别的小朋友叫“妈妈”时的
神态，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了一声“干妈”，并立即扑向了干妈的怀抱。可是，有谁能够
想到，一个将近10岁的小姑娘，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妈！”
    第二天，干妈又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并一面抱着我，一面向祖
母问了问几年来我们的生活情况。奶奶一面说着一面流泪，经干妈的劝慰，奶奶才破涕
为笑，说：
    “这回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接着又对我说：“沪子，今后要多听干妈的话。”
我一边答应一边点了点头，于是，干妈把我抱得更紧了。
    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奶奶脸上出现笑容，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母爱。后来我才知
道，我的这位慈母般的干妈叫帅光，也就是帅孟奇。
    从此，每次干妈来，我都从内心里感受到温暖和喜悦。有一次，干妈突然问我：
“沪子，你现在想干什么？”
    “想上学。”我不假思索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欢欢喜喜地去上
学或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向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并常想：我什么时候也能上学呢？
    “那么……再长大一些呢？”干妈又问。
    “穿皮鞋。”我又不假思索地说。
    没想到，这句话刚一出口，干妈却忍不住地笑了，跟着又流下了几滴眼泪。因为干
妈知道家中贫苦，从我记事那天起，我总是穿着一双破旧的鞋，甚至不得不拣人家扔掉
的鞋来穿，何曾穿过皮鞋呵！
    记得是在这年的秋天，一天帅妈妈正在和奶奶谈话，忽然听到奶奶说：“沪子的生
日就要到了，眼看着她就满10岁了。
    为了她的前途，也为了能够继承她爸爸、妈妈的遗愿，你想个办法送她到那边去读
书吧！”
    “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怕她一走，您不就更……”帅妈妈似乎又有些
犹豫。
    “这你不要顾虑。再说，十多年的狂风恶浪我都闯过来了，只要沪子将来有出息，
就是天大的困难我也能够顶住！”
    “那好！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更是沪子的好奶奶。那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快想
办法，把沪子送到那边去上学！”干妈说着说着也激动起来。
    这时，奶奶笑了，帅妈妈也笑了，我更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上学！”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现在就要去上学了，我又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呢！那天夜里躺在床上，兴奋极了，久久不能入睡。我在想：到“那边”上学，“那边”
是哪里？离这里有多远？然而在兴奋之中，我又产生了一种迷惘：奶奶说，要我“继承
爸爸、妈妈的遗愿”，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什么叫“遗愿”？他们的“遗愿”又是什
么？有几次，深更半夜我真想推醒奶奶，问问爸爸、妈妈的事，但怕再引起奶奶的伤心，
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帅妈妈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家里，她告诉奶奶说，她已经
找到去“那边”的人了。“这个人是任弼时的堂弟，叫任作民，沪子可以叫他任伯伯。
一同去的有他的夫人，叫丁祝华，沪子就叫她华姑吧。还有他们13岁的儿子任湘、1岁的
女儿庆庆和14岁的侄女任岳，一共6个人。路上的一切都由任伯伯和了华姑负责，您就放
心好了。”并说：“我也要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我会很好地照顾沪子，您老就放心吧！”
    奶奶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说着“好，好，好”。接着她就开始给我缝制衣服。任
伯伯来接我的那天，奶奶不仅给我换了一身新棉衣，还另外给我准备了一小包袱衣服。
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奶奶都一直是很高兴的，可是当我走出门口兴高采烈地回头喊了声
“娭毑，我一定常来看您！”的时候，奶奶却倏地回过头去，急急忙忙擦了把眼泪，又
回过头来强忍住眼泪对我笑了笑。我猛地紧跑几步扑向奶奶的怀抱，一面哭着一面紧紧
地抱住了奶奶。刚毅坚强的任伯伯，眼里也涌出了热泪。最后，还是奶奶轻轻地把我推
开，让任伯伯把我领走了。
    我跟着任伯伯、丁华姑、任岳姐姐、任湘哥哥和庆庆妹妹，从长沙经衡阳、重庆、
成都、西安，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安全地
到达了帅妈妈说的“那边”——革命圣地延安。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来到延安的当天，就听说帅妈妈已先于我们到达了。于
是我急不可待地要求任伯伯把我送到帅妈妈那里。
    有一次，当我看到丁华姑抱着小庆庆又亲又逗时，我忽然又想到了我的妈妈。心想：
我应该问一问帅妈妈：“我的爸爸到底是谁？我的妈妈是谁？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当
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帅妈妈时，帅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语重心长、声泪俱下地给我讲述
了我父母的情况。全国解放后，又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才使我逐渐解开了长期存在自己
心里的这个疑团。
    我爸爸叫沈绍藩，1902年10月19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北山向家坝村。毕业于长沙
师范学校后，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县委秘书、“中国济难会”
秘书长等职务。1930年7月，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到武汉任中共长江局秘书处长。为了掩
护长江局机关工作，他在汉口张美之巷（现民生路）租了几间楼房，将我祖母刘静、我
母亲舒亚先和不满1岁的我接到了汉口“坐机关”。为了掩人耳目，秘书处女工作人员帅
孟奇装扮成我父亲的寡妇嫂子，和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家庭”，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
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同年10月19日下午7时，爸爸按约定的时间到一家客栈去与苏区来的同志接头，临走
时还说了句“我9点钟一定回来”，就匆匆地走了。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路上，他被一个
叫宋惠和的叛徒认了出来，当即被宪兵抓走了，并立即把他关进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连夜进行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他不仅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而且义正词严地痛斥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就这样，连续审讯了两天两夜，敌人未得到任何口供。敌人
见无计可施，就在第三天下午，把他杀害了！
    帅妈妈和奶奶、妈妈一直未见爸爸回来，料到可能出事了。经组织决定，分头转移，
帅妈妈和奶奶去上海找党组织，妈妈带着我回长沙。可是谁又能想到，妈妈刚到长沙不
久，就被警察局盯上了，并三番五次地上门追问妈妈中共长江局的机关设在哪里？都有
些什么人？妈妈一口咬定：“什么长江局、短江局？我不懂！”为此敌人又使用恐吓手
段，声称要拘捕妈妈，要对她施以酷刑。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为了保卫党的机关的安全，
就在10月28日的夜里，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轻轻地喊了一声：“帅大姐、婆母、沪
子、同志们，你们可要多保重啊！”
    然后用一把剃头刀割破了自己的喉管，悲愤地以死抗敌，献出了生命！

在温馨的母亲怀抱里
    学校要开学了，这对我来说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就在开学的前几天，任作民伯伯
还带着任岳、任湘和我到枣园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依次问了问我
们三个娃娃的情况，并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使我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
    今天回想起来，他老人家那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话语，还都记忆犹新。
我们临走时，毛主席还从衣袋里掏出几元“边币”，分给我们三个娃娃每人两元。我们
就是用这两元钱，每人买了一把吃饭用的铜勺和一些本子、铅笔。
    开学后，任岳、任湘去了边区师范，我来到保育小学。学完小学的基本课程后，我
考入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很快就又转到了延安中学。
    我们在延安中学主要是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历史、政治、音乐、美术等课程。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每逢晴
好的天气，我们就坐在窑洞外面，用两个木椅架起黑板，在露天聆听老师讲课；
    遇到阴雨天气，就只有在窑洞里上课了。没有电灯，晚上自习时，几个人就围着一
盏麻油灯，或到窑洞外面就着月光进行学习。除几门主课有油印的课本外，主要靠自己
记笔记。没有实验室和实验工具，我们就用弹弓打麻雀、下水捉青蛙，一边解剖，一边
讲课。就这样，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懈怠，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专心致志地在探索，在追求！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把窑洞里的小板床架得高高的，在床铺下面安放了纺车，
每人都学会了纺纱线。当时，根据年龄大小在生产指标上也各有不同。记得我的指标是
每天纺3两。我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很快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技术，不仅每天都能超
额完成任务，而且在质量上也不断有所提高。按照当时的规定，超额部分所得收入，70
％上交，支援边区；30％归自己，作为零用钱。
    我们还在窑洞外的空地上种植了西红柿和土豆，我们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往
那容易干旱的黄土岭上提水送粪。
    有一天，我好容易抢到一个粪桶，到茅坑里掏了一桶稀粪往地里施肥，由于粪桶很
重，我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眼看着就到地里了，没想到脚一滑，突然跌倒了，
粪水洒了我一身，一只草鞋也蹬坏了，粪桶滚出好远，急得我哭了起来。这时，那些同
学都跑了过来，有的说：“快回去洗洗，休息吧。”有的说：“你今天的任务我们包了。”
也有的说：“鞋子坏了没关系，今天晚上我给你打一双新的。”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当时我之所以那样伤心，倒不是因为我跌疼了身体，弄脏了衣服，而是可惜那桶粪水啊！
    在提倡“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的同时，学校还提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比如，
我们学习了政治理论，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就按班编组，分区划片，到老乡家去做
社会调查。办识字班，办冬学，当“小先生”，帮助扫除文盲。特别是到寒假期间，这
种活动就更多了。如果在调查中遇到老乡们提出问题，而我们一时又回答不了时，就把
问题带回去，向老师请教，或集体讨论研究，或翻阅有关的书。总之，不弄清楚，绝不
罢休！
    有一天，当我们到一个老乡家里去做调查时，那家的老大爷一边叼着烟袋吸烟，一
边给我们讲了很多八路军的好处。他说：“就在去年秋收的时候，眼看着种的包谷（玉
米）就该收割了，可是谁能想到，全家几个劳力都‘打摆子’（疟疾），整天都发冷发
热的，又怎么能去收庄稼呢？就在这时，不知怎么让部队知道了。好，一来来了一个排，
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家的包谷收回来了，还把包谷秆子捆好、垛好。有的同志还自己
拿出钱，给我们买药，把我们的病也给治好了。你们说，像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去找？
不瞒你们说，过去那当兵的，我见过的多了，哪个不欺侮老百姓？可是共产党来了，八
路军来了，咱们老百姓就像换了个天地一样，这才叫军民一家人啊！”
    说到这里，老大爷在地上磕掉了烟袋里的烟灰，略微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说道：
“有个问题，我左思右想的，就是想不通。
    你们说，像这么好的共产党，这么好的军队，那蒋介石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八路
军闹什么‘摩擦’？还要封锁咱们边区？你们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坏呗。”这时，他的一个孩子插了一句。
    “他坏，这我知道。可是他又为什么这样坏？我就想不通了。”老大爷又说。
    我们当时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回
到学校问老师。老师听了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蒋
介石不光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如此，就拿‘西安事变’以后的事来说吧，张学良先
生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可是当他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时，蒋介石却把他关
押起来，这又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认
真讨论讨论，肯定会有深刻的认识。”
    就这样，经过学习讨论，我们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丧心病狂、无恶
不作，正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后来我们又去和那位老大爷探讨这个问题，老大爷也感到豁然开朗，一连说了几句：
“想通了！想通了！！”
    延安中学的校园里，充满着真诚、团结、友爱欢乐的气氛，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和
谐、亲密，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已蔚然成风。记得有个“甜瓜宴”的故事，至今
还历历在目。
    那年夏天，我的裤子破了。心想：“这算什么，补一补就好了。”可是一补再补，
一条单裤都快变成硬板儿夹裤了，夏天穿着，真是够热乎的。就在这时，我的朋友许文
英（现名舒辉）看见了，就跑到延安新市场买了块细白布，给我做了条西装短裤，也不
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给我量的尺寸，那裤子做的不肥不瘦，穿上可“帅”了，我心里真是
美滋滋、热乎乎的。
    当时，我想，文英姐既然对我这样好，咱也不能知恩不报啊！我在街头看到卖甜瓜
的，就买了几个特大的甜瓜兴冲冲地给她送去了。可是真没想到，她却生气了，我轻声
地叫着文英姐，她依然气乎乎地说：“你以为我给你做件衣服，就是为了让你给我买些
吃的吗？”后来，其他同学也帮助劝解，她才消了气，说：“那好吧，大伙来吃吧。”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说笑着，把那几个甜瓜吃了。这就是被称作“甜瓜宴”的故事。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学，我们真是兴奋极了！大家唱呀、
跳呀、喊呀、笑呀，欢声雷动，欣喜欲狂，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但是没过多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这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
家伙却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二局到延安中学选调一批学生做机要工作。当时我
和许文英、朱荣英等10多名同学被入选，我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我只有15岁。
    我恋恋不舍地向帅妈妈辞行，帅妈妈陪着我到延水河边，一边散步，一边深情地对
着我说：“军委二局是个很重要的部门。组织上调你去，是对你的信任，一定不要辜负
组织上的期望。”最后她说：“沪子，我送你一首小诗，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她
随即念道：
    十五有志去参军，继承父志干革命。
    钻研技术勤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
    我把这首诗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解放战争中，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它给了我无比
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1948年，在我刚满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为祖国为人民立
过功，并多次受奖。
    45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延安中学那一段生活，还总是那样魂牵梦绕、兴致勃勃，
还总是那样让我心怀激荡，热血沸腾。    

　　舒炜
    女，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处长。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1991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曾在《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
等书刊中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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