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小林
    1938年5月，我与父亲、哥哥离开成都，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坐汽车到达延安。我
父亲在四川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次是组织上调他到延安学习。
    我和哥哥鲁大林，在延安鲁迅小学（后改名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读
书。进校头一天，老师问我年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很少顾家，一时想不
起我有多大，就指着一个高矮和我差不多的男同学，问：“你多大啦？”“7岁。”
    父亲就给我报了同样的岁数。解放后，我哥哥回老家找到了家谱，才知道父亲给我
少报了两岁。
    1942年8月，保小毕业以后，我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先在初中部，后在半工半读班），
不久又转入延安中学。这几所学校给予我的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
观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长大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派，要建设共产主义鲁迅小学，有二三百个娃娃，绝大部分是前方干部、
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为了避免日寇飞机的轰炸，党中央决定要我们学校搬离
延安城。娃娃们有的骑毛驴，有的坐驮子，小小年纪就踏上了战斗的道路。刚转移到安
塞，延安就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炸死了还未来得及转移的一名小同学和一名工作人员。
从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对日寇的仇恨种子。
    鲁迅小学搬到安塞县白家坪村以后，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为什么要改校名呢？
说来还有一段来历。当时听说，宋庆龄要办慈善事业，改名保育院小学部，可以纳入全
国慈善机构，可以争取到国民党的钱、药和衣服。为了迎接国民党官员的视察，学校还
给我们上统战课，教我们唱国民党党歌，画国民党党旗。我们这些娃娃，有不少是烈士
子女，自己的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能接受这些吗？教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无党所作……”；画国民党党旗，我们也画得乱七八糟。直闹
得老师再也教不下去了，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批评。
    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官员的视察，还要注意保密。为避免在蒋管区、敌占区的父母
受到迫害，我们都改了姓名，改了年龄。我改名鲁小林，我哥哥改名鲁大林。
    学校做了准备，但国民党官员并没有来。如果大驾光临，非闹出笑话不可。
    “保小”的宿舍分成四个区，分别命名为“团结”、“勇敢”、“友爱”、“活泼”。
我在“友爱”区。那时候，大班同学住在山上，小班同学住在山下，都住的是窑洞。吃
饭以前，我们都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地努力，
服从纪律，努力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吃饭，要自己背粮，差不多一个月背一次，粮库在五里外的真武洞。先是大班同学
去背，后来我长大了也去背粮。用一条裤子，把两条裤腿口扎紧，里面装上粮食，再扎
紧裤腰，把两条裤腿分挎在两肩上，就像脖子后面骑着个人。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延河
滩，就这样走啊，走……
    哲学家何思敬的两个儿子和我们一起学习，大儿子叫何柏仁，小儿子叫何健文。有
一天晚上，何柏仁起来到窑洞旁山坡上小便，忽然听到野狼的嗥叫，他急忙跑回窑洞，
不小心碰在炕沿上，膝盖碰破了。第二天，他照样去背粮。由于刚发过山洪，延河上漂
浮着牛粪、马粪，过河时他也没理会，结果膝盖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把他抬到边区
医院后，抢救无效，他小小年纪就不幸离开了我们。
    这件事发生以后，每当晚上临睡前，老师就在每个窑洞里放上尿桶，防止再发生类
似事件。
    何柏仁的父亲来到了学校，怀着沉痛的心情问同学们：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死，长大了以后能不能当共产党员？”大家齐声回答：“能！”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最热爱的是共产党，最痛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
派。
    学校开过两次追悼会，也使我终生难忘。
    有个王老汉，是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下的一名排长，在和白匪作战中头部和腿部受伤，
膝关节留下伤残。他在“保小”，一年四季，赶着一头小毛驴驮水，保证不误做饭、烧
水。春、夏、秋、冬，从早到晚，他都拖着伤残的腿，往返于延河边到白家坪之间。他
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同学驮水，冬天穿着破棉袄，西北风也没有阻挡住他的脚
步。我们这群娃娃，对他非常敬爱。他病逝以后，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介绍他平凡而
又伟大的事迹，我们都流下热泪。
    同班同学张仲华，出生在监狱里，他的母亲是烈士。这个八九岁的小同学，学习很
好，但身体很差，因为他生下来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病情发作时疼痛难忍，他的喊叫
声真使我们不忍心听。他病重时，为了照顾他，让他单独住一个窑洞，由专人护理。可
他，还是去世了，小小年纪，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他母亲和他的生命。学校为他开
了追悼会。我们一边流着泪，一边用白色的野菊花和白纸做花圈。美术教员宋业峰还给
他画了像，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艰苦，但充满乐趣……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红豆，或用发芽麦子磨的面，还有用黑豆磨的豆
浆。当时，因为缺少粮食喂猪，很少吃肉。没有菜吃，就到地里挖灰灰菜、苦菜等野菜
吃，嘴馋了就到山上摘酸枣吃。
    有一件趣事使我至今难忘：在自然科学院，有个喂马的四川老头，人们叫他“老弟
娃子”；他呢，也就管我们这些小同学叫“小弟娃子”。他爱马胜过自己，喂牲口特别
精心。
    当时，我们这些小鬼常常感到饿的不得了，嘴又馋得很，就去偷喂马的黑豆（炒熟
的料豆）吃。“老弟娃子”发现了，抓住我们就用扫把“教育”我们一顿。偷吃喂马的
料豆，真比偷他的口粮还叫他心疼呢！
    有一天，一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同学心生一计，他口袋里经常装着一盒万金油，说是
要给“老弟娃子”治治眼病。先用万金油抹脑门、抹太阳穴，清凉凉的，抹得“老弟娃
子”挺舒服；再用万金油抹眼角，这么……一抹，“老弟娃子”的眼睁不开了，直淌眼
泪。就在这时，我们一哄而上，抢走了半麻袋黑豆。这下可把“老弟娃子”肺气炸了！
看他这样，我们大家商定以后不再偷黑豆吃了。可没想到“老弟娃子”也想出一条妙计，
把黑豆掺上了马粪，从此再也没有人偷吃黑豆了。
    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活好多了。别看我们是“小土
包子”、“小穷棒子”，一个个长得可结实呢，小脸蛋红扑扑的。
    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充满了团结、友爱和乐趣。
    学校开运动会，没有运动场，就等老乡们秋收以后，平整种庄稼的土地，当作运动
场。没有木料，做不成单杠、双杠，我们就比赛百米、千米、跳高、跳远，还有三足竞
走。我和哥哥的三足竞走，动作协调，配合默契，每次都得第一。还有跳跳马，一个人
弯下腰当木马，一个人从他身上跨越过去。运动场上，总是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我们还经常看电影。因为没有电影院，要在晚上沿着延河边“夜行军”，从白家坪
走到真武洞去看电影。那时候，演的多半是苏联片：《夏伯阳》、《粮食》、《列宁在
十月》。电影放映机是手摇发电，放的无声电影。有时有人解说，“这是夏伯阳”，
“这是列宁、斯大林”。看完电影，时间很晚了。我们这个娃娃队伍，一个牵一个，一
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回到我们住的窑洞已经半夜了。
    在延安中学学习时，鲁迅艺术文学院也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经常在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里排练和演出。我们下了课或自习以后，就跑去看，跟着学。
那时“鲁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白毛女》、《惯匪周子山》、《黄河大合唱》……，
我们有的同学还当过配角呢。我虽然没有演过配角，可是跳过霸王鞭。至今回想起来，
那种乐趣依然会使我返老还童。

我的志愿是长大后当一名工程师，建设新中国
    我从小爱做工，对工人做的各种手艺最感兴趣，总想着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
    在“保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娃娃爱弹珠子。我就从延河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各样的
花石子，磨呀磨，磨成溜圆的珠子。小同学看了非常喜爱，提出要和我“换工”，也就
是他们粗磨，我来精磨。就这样干，竟把一块大石头磨出一道沟，手指头磨脱了皮，露
出了肉，仍然磨个不停。老师见了不让我们玩珠子，一来会磨破了手；二来弹珠子总要
跪在地上玩，会把棉裤磨出大窟窿。可是玩自己做的玩具最开心，有时就不大听老师的
话了。
    后来，在自然科学院半工半读班学习的时候，学校办了一个实习工厂——机械厂。
当时教我们做工的李华楫老师，是大后方来的技术工人。我们这些小徒工，把社会上用
过的铜钱回火，用人工摇轧机把铜钱轧成条，再用手摇冲床冲成军衣上用的扣子。我们
还学会做医院用的镊子，就凭手里的锤子、钳子和锉，把锻过的铁做成镊子，然后再镀
上铜和镍。那一枚枚扣子和一把把镊子亮晶晶的，是从我们这些小徒工的手里造出来的，
这也是为支援抗战做出的一份贡献。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还学会了种地、纺线、搓麻绳、做鞋、拧毛线，织毛衣、
缝棉衣。为了施好肥，我们用手捏粪球，放到犁沟沟里，谁也不嫌脏。学习苏联农学家
米丘林园艺法，我们把土豆秧和西红柿秧嫁接起来，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也
算是一项科学小实验吧。看到同学们搓麻绳、纳鞋底又慢、又费劲，我就发明了搓麻绳
机，用绞车把两股麻线合成一股；还发明了夹鞋底用的夹板，这比用手捏着鞋底来纳省
劲得多。
    在延安中学的时候，冬天取暖有了煤。我又在砌炉子上动了脑筋：怎么样才能燃烧
得充分，没有烟，又没有煤气呢？我设计的炉子，炉口和炉底小，炉膛大，炉子下边的
空间也大。这样，氧气供应充足，火苗在炉膛里旋转燃烧，温度高，没有烟。
    我和哥哥偶然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滑翔机的模型，就照着画下来。把橡皮筋绞紧，当
作发动机；用纸壳或削薄了的松木板做成机翼和机身。我站在山上把滑翔机放下去，飞
得既平稳、又轻快。看热闹的娃娃们越聚越多，山上山下都站满了。大家跑到山下去拣，
又跑回山上来放。如此反复，其乐无穷。
    数学老师艾堤，从大后方带来一把小提琴。他非常喜爱这把提琴，他的名字或许与
此相关。我盯着这优美的流线型的琴体，听着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琴声，忽然萌发了要自
己造一把小提琴的念头。如果自己做一把胡琴，还比较好干，要造一把小提琴，又谈何
容易！
    我再三央求，才借到艾堤老师心爱的提琴，照着画好图样。我哥哥找到一块红松的
枕木，把它锯成两半。我们把割草的镰刀磨成圆创刀，一点一点地抠呀，挖呀，这可真
要拿出“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呢！直到抠成两块提琴壳，再用胶把它粘起来。琴弦呢，
就用羊肠子作低音弦，又拣来钢丝作高音弦。一把小提琴，总算做成了。
    我们放弃了一切玩的时间，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和精心雕琢，终于做出了这把小提
琴。当我把这小提琴送到艾堤老师面前，请他试拉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些“土包子”
竟有如此大的能耐！这把土提琴的“音色”还蛮好哩！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随学校去张家口前，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了我的姐姐。后来才知
道，姐姐曾把这把小提琴送到边区大生产运动展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国民党占领
延安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不知下落了。如果现在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哇！
    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会干，就去学；学会了，
就去干。我上的虽然是初中部和半工半读班，却在实践中学工又学农，搞生产又搞科学
实验，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实践观点和集体观点。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我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工程师。我
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科研、生产岗位，在工业战线，我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运用于为
人民造福的“四化”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竭尽一片忠诚。    

　　鲁小林
    现名曾宪林，男，延中三班学生。曾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局十五兵工厂机工部副主任。
1950年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机床与工具学院。回国后，历任大连机床厂副厂长兼总
工程师，旅大市机械局副局长，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机床局副
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现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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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