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承勇
    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包围之下，各方面都是非常
困难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比起现在来，那真是天壤之别。可是对于我这个从苦难中
长大的孩子来说，到了延安，能在延安学习、劳动、生活，真好像来到了天堂一般。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随笔
录下几段趣事，铭记几段心曲。

第一堂英语课
    上课没教室，没桌子，没凳子。我们是在窑洞前的平地上支上一块黑板，用碎砖当
凳子，用自己捡来的小木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当桌子。就这样，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记
笔记。
    我现在还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情景。教英语的是王刚老师，他中等个子，比较瘦，
留着分头，头发又黑又亮，长得很精神，穿着也比较整齐，潇洒地走上课堂。班长肖贵
臣喊了声：“起立！”同学们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王刚老师马上说了句英语：“Good
morningcomrades！Sitdownplease．”（同志们，早晨好！请坐下。）“Openyourbook
s，Lessonone……”（打开你们的书，翻到第一课……）王刚老师一上课就全用英语讲
课，我们这些“土包子”都听傻了，莫名其妙地抬着头呆在那里。同学们和我都感到英
文课很新鲜，也非常有兴趣。可是，那时没有课本，我们的课本是王刚老师自己编写的，
是他不辞辛苦地把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的。马兰纸很
粗糙，印起来很费劲。尽管如此，英语课本印得仍然非常清楚。我记得第一课第一个单
词是：mother（母亲），第二个单词是father（父亲）。
    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好玩，下课后，男女同学间就互相开起玩笑来。
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见了女同学就让她们叫：“father”，女同学也不客气，就让男同
学叫她们“mother”。有一次王敏清看见了我，从我背后将我的手臂向后一扭，说：
“蛮子，你快喊father，否则你就别想走开。”我也不示弱，说：“你先叫mother，我
再叫也不迟。”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这时，班主任高时同志看见了，便批评了王敏清，
说他不应该欺侮女同学。我乘机赶快溜掉了。
    从此以后，我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盼着上英语课。可是，没过多久，不知
是什么原因，英语课停了。到了解放前夕，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开始学习俄语，才了
却我的心愿。我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干了一辈子俄文翻译，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了
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酸枣
    我记得，1943年的秋季，我们全校师生又上山去挖土豆。
    在上山的路上，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边玩，一边摘酸枣吃。
    我只顾摘酸枣没有留神，脚一滑，就叽哩咕噜地滚到山坡下去了，在快到山沟底下
时，被一株较大的酸枣树挡住了，差一点没摔死，好险呀！当时，刘美生、夏雯几个女
同学都吓坏了，惊呼：“不好了！蛮子滚到山坡下去了，快来救人呀！”
    所有听到喊声的老师和同学都来了。他们把准备背粮食的绳子扔给我，让我牢牢地
捏紧绳子，大家一起使劲，把我从山坡下吊了上来。班主任高时同志马上走到我身边：
“摔坏了没有？伤没伤着骨头？还能走路吗？”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么多老师和同学都
来关心我。我说：“谢谢大家，我没有事。只是胳臂和腿被酸枣刺划破了。”高时老师
马上问我：“痛不痛？还能去挖土豆吗？”我坚定地说：“不痛！能去。”
    在挖土豆时，我比以往干得更起劲，挖的土豆更多。尽管我满身血痕，可干起活来
却一点也不觉得痛和累。
    夕阳西下，我们收工回去时，每个同学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酸枣。学校丰收了，个人
也丰收了。山上的野百合比较少，我们一看见红艳艳的花，就跑过去把它连根带茎一起
挖出来，把百合上的土拍一拍，放进嘴里就吃。
    回到学校以后，我姐姐看见我，心疼地说：“你看你，怎么不留神，要摔个好歹怎
么办？我们只有姐妹两人了，你以后可不要调皮了，要多加小心才是。赶快把衣服脱下
来，我给你洗好，补一补。”
    我姐姐是延中二班学生，她比我大5岁，我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她就像慈母一样关
心我，照顾我。她在班上和学校，还是关心和照顾小同学的模范。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
姐姐。遗憾的是她过早地去世了，死时才三十多岁。

乐天派
    我从小是一个可怜的孤儿，衣食无着落，几乎饿死。是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国
统区湖南长沙救了出来，送到延安的。我在延安就如同在天堂一样幸福。在这里，我不
仅吃穿有了保证，还上了学，读完了小学，又上中学。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学
好了本领，长大了去打败日本鬼子，建立一个富强的、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和侵略的新中
国。在学校这个大集体里，大家团结一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老师和校领导像爱护
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我们的成长，我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不快乐呢？所以，同学们叫我
“乐天派”。
    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她叫夏雯，个子不高，人瘦瘦的。一到星期天，窑洞里常常只
剩下我们俩，她非常羡慕我这个乐天派，而她却有着驱不散的愁和苦。她是东北人，家
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日寇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因
而，一旦没有人时，她就想家，一想家就肯定要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啊……。”边唱边哭。不论是谁，听了她的歌声，都不禁要潸
然泪下。我一听她这凄惨的歌声，也情不自禁地陪着她哭起来，还陪着她唱。我很同情
她，我知道失去了爹娘，无家可归是什么滋味。有时，我也安慰她、劝劝她，跟她一同
出去玩，以解除她心头的愁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夏雯和我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节假日期间，有许多同学都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在部队的，就接回部队去了；父母
在西北局工作的，就回西北局去了；有的被中央组织部接走了。剩下我，就到在陕甘宁
边区政府当秘书长的罗迈同志那里去玩。罗迈伯伯是我父亲聂复明烈士的老战友，他亲
口对我说过，我父亲救过他的命，使他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我父亲是1930年因叛
徒出卖，被国民党抓去，英勇就义的。罗迈伯伯对我这个孤儿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从
各方面关怀和照顾我，井谆谆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多学些本领，继承
先父的革命遗志，打败日本鬼子，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聂承勇
    女，延中三班学生。北京曙光电机厂科技情报员兼翻译、副译审，译著有《苏联红
军步兵操典》、《旋转变压器及自整角机》等。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