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诺夫
一
    1944年夏我小学毕业，我们全班被保送到延安中学，编为六班。同学们感到无比的
高兴。踏进中学的门，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自由了；除上课之外，不
再像小学时管理那样严格。但是在开始一个时期，班上的秩序也真够乱的，吵架、打架
时有发生。也有人迟到早退，随便说话，顶撞老师。晚上熄灯后还说话……表现好的同
学往往受到讽刺、挖苦。要办成一件事困难很多。比如出墙报，一般号召没人写稿，便
硬性摊派；不能全刊登时，有的同学又骂大街。又比如读报，组长指定某个同学读，他
不读，反过来质问组长：“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叫我读呢？”组长只好说：
    “那就轮流读吧！”又有人不同意，说有的人读的声音小，听不到，或者听不懂。
闹得小组长也没办法。
    有一次潘同和老师给我们讲数学，是复习小学的课程。班上一些同学公开起哄，大
喊大叫：“我们学过了，要求教代数！”
    潘同和老师说：“不行！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复习小学的课程。”
    同学们吵个不停，简直乱得像一窝蜂。一连好几天，课程无法进行。潘老师耐心地
给大家解释也无济于事。潘老师说：
    “你们这样闹下去哪行呢？这样吧，我出一个题，大家能答上来，就讲新课，答不
上来就继续复习。”同学们一听，高兴地异口同声说：“行！”大多数同学很自信，心
想算术题难不倒我们。潘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定理？”几个字，然后把粉笔头一
丢，拍了拍手走下讲台。这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
眼，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潘老师走上讲台问：“怎么样？能答上来吗？”没有
人回答。又过了几分钟，有几个同学小声地说：“算了，复习吧！”潘老师笑了笑说：
“怎么样？是不是答不出来？那就继续复习小学的算术。”从此以后，同学们只好安下
心来复习算术。
    两个月以后开始讲新课。讲代数时，潘老师要求每个题除用代数计算外，还必须再
用算术计算一遍。有不少同学只会用代数计算，却不会用算术算。潘老师对大家说：
“你们该明白了吧！算术是数学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打不好，将来学高等数学也会遇
到困难。学了代数就把算术忘了，那怎么行？”一席话说得同学们心服口服。

二
    星期六晚上是最不好过的。那时延安没有电影院，没有戏院，就连今天最普通的收
音机也没有。有家的同学回家了，个别会跳舞的同学去鲁艺或边区医院跳舞。剩下的同
学便感到孤独无聊。于是，有人就不断想出调皮的新花招。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去舞会逛了一圈，返回宿舍的途中，发现我们
学校第二大灶的一只母狗在一间破房子里下了一窝小崽，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
一个念头：“弄一只小狗煮着吃，改善一下生活。”经过一番研究，大家推选足智多谋
的王银生去狗窝里抓狗。王银生答应了，他真不愧为智多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
见他猫着腰，慢慢地向狗窝接近，我们埋伏在四周担任警戒、瞭望和掩护。王银生快接
近狗窝时，向破房子投去一块小石子，没有动静，证明母狗不在窝里，王银生三步并作
两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破房。在黑暗中，听到小狗吱吱地叫，他低头一看，有
六七只小狗抱作一团，说时迟，那时快，他抓了两只塞到棉衣里面，翻身出了破房子。
我们四面埋伏的人不约而同地跑了过去。这个问：“抓住没有？”那个问：“几个？有
多大？”王银生气喘吁吁地说：“两个！别问了，回去再说。”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好
像打了胜仗一样，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我们大家一齐来到王银生住的宿舍。他把小狗从怀里掏出来放到地上，一只是黑的，
一只是花的，垂着尾巴，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大家说太好玩了，
有的说不要杀了，我们把它喂起来。王银生说：“那不行！要让学校知道了，追查下来
那还了得；赶快动手吧！”大家一想也对，不能叫外人知道，便让王银生和我杀狗，还
派了两个人在门外放流动哨，有人来就吹口哨；派刘育法去另外一个宿舍给那个宿舍的
人讲《水浒》和《三国》，借以牵制住他们。
    王银生找了一根绳子，套在小狗脖子上，我们两个死劲拽，小狗不动了，我们以为
死了，可是绳子一松，小狗又站起来了，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的心软了，说：“算了吧！
别勒了，还是把它们养起来吧！”王很生说：“不行！一不做，二不休！重来！”又把
绳子套在狗脖子上，我们两人握住绳子的两头，两人脚对脚，身子向后，使尽全身力气，
又让一个人用镰刀猛击狗头，这才把狗勒死。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王银生毫无
倦意，活像一个熟练的屠夫，用绳子拴着狗腿，吊在床头上，很快地将两只狗的皮剥下，
内脏送到山沟里挖坑埋掉，狗皮留着做胡琴用。狗肉放在一个铜脸盆里，上边再扣上一
个脸盆，架在木炭火上煮。又派了一个人去伙房想办法弄了一把盐。不一会儿，肉煮熟
了，我们把派出去讲故事和放瞭望哨的同学撤回来，大家围坐一圈，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了。由于警戒已撤，突然间，涂首奎闯进屋来，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说：“哈哈！好香
啊！你们做什么吃？哪来的肉？
    ……”我叫他坐下吃吧，要他不向任何人说。小狗肉又香又嫩，好吃极了，小骨头
都能咬动，最后我们把汤也喝光了。

三
    进入1945年以后，班上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班上建立了党支部，真正成为一个
团结战斗的堡垒，班级领导的核心。
    党组织在当时还是秘密的，没有在群众中公开，但谁是党员，同学们心里都有数。
因为每个党员不但学习刻苦用功，而且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处处作同学们
的表率，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和一些同学，对党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只看到那些党员同志个人表现很好，
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但对为什么要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还不甚了解。
    1944年8月的一天，我和李波同学返回保小，看望母校的老师。雪原老师对我俩讲：
“现在你们已升中学了，年龄也都大了，各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考虑入党的问题
了。入了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可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这一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
以后，我经常找党员同志谈心，请他们帮助我。有时还找一些有关党的知识的书看，看
的最多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越看兴
趣越浓，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支部根据班上的现状，做了通盘部署，给党员和积
极分子分配了任务，要在最短时间改变六班的落后面貌。我和李波同学于1945年7月6日
入党，和我俩同一天入党的还有十二班的高世文同学。入党仪式由学校党总支主持。大
概由于会议庄严，气氛严肃，心情过于紧张的缘故吧，主持人叫举起右手宣誓，高世文
同志却把左手举了起来；主持人说：“错了！”高世文马上把左手放下。主持人说：
“举起右手！”高世文又把左手举起，大家想笑又不敢笑；就这样一连几次，他都是举
起左手，最后还是主持人走过来用手把高世文的左手按下去，把右手抬起来。宣誓时也
是结结巴巴，可见当时是多么的紧张！这以后要求入党的人更多了，班上出现了空前的
团结向上的气氛。

四
    李星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她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有一天全班同
学要求她讲李大钊的革命故事，她答应了。她说：“那是18年前的事了。1927年4月，父
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忙着工作，有时候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把有字的纸
投到火炉里烧了，我在旁边看，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劝父亲暂时离开北京，母亲也劝过他几次，但他都拒绝
了。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4月6日清晨，母亲带着妹妹去儿童娱乐场散步。父亲在屋
里写字，突然枪声大作，乱喊乱叫冲进来一批匪徒，手里端着枪，嘴里嚷着‘不要放走
一个！’不由分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拖走了，我也被带走了……”同学们听到这里肺都要
气炸了，这是什么世道，怎么能随便抓人？！星华老师接着说：“那时候有什么理可讲？
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敌人把我带到警察厅，母亲和妹妹也被他们抓来了，把我们关在
女拘留所。十几天过去了。有一天，一个警察突然叫我们的名字，说要提审。在法庭上
见到了父亲，他仍然是那样的安详，身穿一件旧棉袍，没戴眼镜。父亲脸上表现得安定、
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就是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对法官说：
    ‘这是我的妻子、女儿，一切与她们无关。’想不到这是我们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4月28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几个字，立刻感到眼前像
蒙上了一层云雾，倒在床上了，母亲也一连昏过去三次……”星华老师泣不成声，全班
同学都在流泪。过了一阵，她又慢慢地说：
    “母亲醒过来，要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失去
慈祥的父亲，革命队伍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对反动派恨得咬
牙切齿，这一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我们现在只有努力学习，将来上前方多杀几个敌人，
为李大钊同志报仇。
    李星华那时刚生了一个女孩，上课没有人照看，走时把孩子用绳子拴在床头。老鼠
把孩子的脸、耳朵、鼻子都啃了，直到星华老师回来才轰走老鼠，孩子还在哇哇地哭。
1947年战争爆发撤离延安时，带不走孩子，便把她送给老乡抚养，直到全国解放以后，
才把这个女孩子接到北京，至今她脸上还留着伤疤。

五
    1945年春天，天旱少雨，边区政府发出防旱备荒的号召。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上山开荒。每天，我们起得很早，不吃饭便上山挖地，到上午10
点左右回校吃饭，饭后又上山，至下午3点钟左右收工吃饭。由于粮食紧缺，一天只吃两
顿饭，里面还放了许多野菜。
    学校对岸的山坡上有一些荒地，除了种西红柿外，还种了水萝卜、圆葱、包心菜、
南瓜和甜高粱等。并分工由专人负责管理，按时除草、松土、施肥、浇水，等成熟了统
一分给大家吃。
    1946年秋天，王震旅长和王首道政委率领三五九旅从湘、鄂、粤突围回到延安，有
一部分人住在我们学校。一年以前，我们全体师生曾在桥儿沟街上列队欢送他们，今天
又在桥儿沟欢迎他们。
    有一个连住在我们班旁边，这个连伤亡很大，只剩下7个人了，然而我们看到每个战
士仍是那样威武雄壮，令人敬佩和羡慕。大家一致同意把班上生产的包心菜、南瓜、圆
葱全都送给他们吃。我们很多同学每天晚上都去找他们玩，请他们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一位副连长说：“战斗打的多了。”他的声音很低，而且有点颤抖，我们大家的心情一
下紧张起来了，其他战士都低下了头，整个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
    他继续说：“仗几乎天天打，要打日本鬼子，又要打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十分残酷，
伤亡很大，我们这个连100多人，只剩下我们7个人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头也更
低了。我发觉他在流泪。他声音沙哑地接着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
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哭出了声。那几个战士也都在流泪。我们几个同学心如刀绞，
个个都流泪了。
    有一个排长接着说：“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手榴弹扔到王胡子（王震旅长）的脚
下，警卫员手疾眼快地把王胡子推下土坎，他把手榴弹捡起来又扔向敌人。又有一次也
是敌人的一个手榴弹扔到王胡子身旁，旅长还未发现，警卫员离得较远，那个警卫员眼
见手榴弹已在冒烟，他一个箭步冲上去，趴在手榴弹上，轰隆一声巨响，警卫员牺牲了，
王震旅长抱起警卫员流着泪说：‘好孩子，好孩子，你死得好惨啊！……’
    “突围中粮食异常困难，王震几次动员大家把他的马杀了给大家吃，但是同志们怎
么忍心呢？马杀了王旅长骑什么呢？
    最后为了保存战斗力，还是把马杀了。王震旅长一连几个月没有理发，满脸胡子，
战士干脆不叫他旅长，叫他‘王胡子’。这就是王震的绰号的来源。到延安时他还是满
脸胡子，给毛主席汇报完工作，毛主席催他快回去理个发，把胡子刮一刮和爱人团聚去！”
    通过和三五九旅战士的接触，我们受到很大教育。战士们是那样可爱，我和我们许
多同学都多么希望也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46年夏天，学校放麦收假。六班和八班抽调12人组成一个生产队，由我和许忠翁
带队去富县羊泉镇给老百姓割麦、除草，挣一点工资解决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在劳动中
向群众学习生产知识，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那时的困难，今天的青年是无法想象的
自来水笔多数同学没有，只能用铅笔和蘸水笔，有的同学用子弹壳做蘸水笔，倒也别有
特色。把一枚步枪子弹的炸药倒掉，然后把弹丸的铅用火烧化了也倒掉，插上笔尖，就
是一支蘸水笔，不用笔时，把笔尖插进弹壳，又成了一枚逼真的子弹，令人看了又称赞
又羡慕。
    全班在20多天的假期生产中，共收入边币899000元，解决了大家的生活用品问题，
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不少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纺线挣钱。从合作社领棉花来，纺成线再交回合作社，纺
1斤棉花可以挣1～2万元（边币）。
    记得有一次我用纺线挣来的钱买了4尺白布，缝了两条裤衩，还买了1个烧饼吃，真
是高兴极了。

六
    1946年10月，张家口失守以后，延安的形势日趋紧张，各机关、学校、部队展开了
紧张的备战活动，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已不能进行。学校成立了自卫军连，高鸿文是部
队来的，担任连长。每班一个排，我是六班的排长。每天进行队列训练，练行军，练打
背包，还进行实弹射击、站岗放哨等一系列军事训练。刚开始时，许多同学连立正、稍
息、向左向右转都做不好，闹出许多笑话。不过同学们的情绪很高，恨不得马上就成为
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针对敌人可能对延安实行空降，还特别进行了打空降兵的训练。
据说伞兵着陆时有几秒钟的昏迷，要求每个人准备一根木棒，利用这个短暂时刻，迅速
置敌人于死地。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敌人大举进攻时，延安准备放弃，人员、物资须全部进行疏散，
而且到处埋上地雷，让敌人寸步难行。学校开始坚壁清野，男同学把桌椅板凳及其他家
具转移到农村或者埋藏到山洞里。女同学则给前方将士织毛袜、手套。
    12月初，学校开始制造石雷，成立了炼磺、炼硝、铁末、炭火剂、石壳6个组。我和
霍绍兴、陈小笙负责炼磺。炼磺就是将有杂质的硫磺升华提纯，供做炸药。我们从刘万
家沟玻璃厂要来两个坩锅，砌了一个炉子，把硫磺放在坩锅里，用木炭火烧，硫磺变成
蒸汽，通过一个管道到另一个容器冷凝，便成了纯净的硫磺。
    有一天晚上，学校抽调部分党员骨干到延安市工业局办公室，听兵工厂来的技术人
员讲解如何造地雷。他说，制造爆炸性的武器，一要胆大，二要心细，来不得半点马虎，
马虎一点就会发生大事故。他说炸药的种类很多，有的灵敏度极高，比如硝化甘油就是
一种烈性炸药，一张纸触碰它即可引起爆炸。
    第一批石雷做出来，要进行试验了。那天全校师生都来参观，操场周围山坡上人山
人海。石雷放置在一个土坑里，拉线上拴了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用力将绳子一拉，轰隆
一声，石头开了花，飞向四方，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成功啦！成功啦！”制造石
雷的每个人，脸上都现出胜利的微笑。学校撤出延安时，杜吉宏、毛久德等同志负责在
学校周围的道路上、屋门口、厨房、水井等处埋设了大量石雷，直到敌人先头部队进入
延安市区时，他们才最后撤离学校。
    1947年3月战争爆发，延安中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组成第四后
方医院，我们六班全体到了医院。我担任二所政治指导员。有的担任司务长，有的担任
上士，有的担任通讯员，大部分人是护士。我们六班就这样结束了中学生活，进入了人
民解放军的行列。
    40多年过去了，六班作为一个群体已不存在，但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很多人在党政
军各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一些同学出国留学，成为各种专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已成为年逾花甲的
老人了。
    　　　　　　　　　　　　　　　　　　　 1991年5月    

　　高诺夫
    男，延中六班学生。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1962年获少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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