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若琳
    桥儿沟延安中学——我的母校。它对我进行着革命的启蒙教育，它让我懂得了生活
的真正含义，它指引我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我将永远、永远记着这一切。
    1943年的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出发，经灵寿、岢岚、岚县、兴县，走过
封锁线，渡过黄河，又经神木、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一步步踏入我
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走了3个月，行程2500里，我终于看到了那清澈的延河水，
巍峨的宝塔山，还有从抗战开始就分别的爸爸。我激动，我兴奋！但我更在思考，思考
我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很快，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延安中学去读书。
    读书，我不发怵。因为我虽然只有14岁，可是我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到了初中
三年级，应付延安中学的文化课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说学政治，学劳动，我可惨
了。比我大的续磊姐姐（续范亭将军的女儿），还有谢绍明大哥哥（谢子长烈士的儿子），
他们在政治上都比我懂得多，而我临上路时，晋察冀边区的刘仁叔叔送给我的《新民主
主义论》、《论持久战》，我还没有读懂呢。论劳动，我更差劲了，真是肩不能挑担，
手不能提篮，纺线、做棉衣都要从头学起，连纺线线搓棉花卷儿也搓不匀呢！从山下抬
水上山，也要大同学把重头放在自己肩上，给我轻的一头。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虽然多
念过几本书，但既不懂政治，又不会劳动，也不会料理生活，我是多么无用啊！我必须
在延安中学认真地学，补上我所欠缺的一课。
    1944年冬天，边区开展扫盲运动，又推行陶端予教学法和小先生制，发动有文化的
干部、学生下乡扫盲，教冬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下乡去该怎么干，但是我很想下去，学
习我所不懂的、最欠缺的东西。
    学校批准了我的请求。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到三边、陇东一带，我和一个叫陶萍的女
同学一起到离延安90里地的甘泉县工作。陶萍比我大1岁，她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延安读书
的，她的父母都在白区工作。学校为我俩雇了一条毛驴驮行李，我们跟在毛驴后面，说
说笑笑到了崂山，休息了一阵又赶到甘泉，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安排到县委会住下。
住了两天，我被分到城关镇区政府，开始了我第一次的社会实践。
    区长姓贺，是陕北闹红时的老革命，管文教的助理姓康。
    他们见到延安来了洋学生，待我如上宾，一个劲儿地说：“看这娃，小小年纪离娘
别爷，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恓惶的。”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房里有一铺炕，叫我先住下。区政府的生活很安定，一
日三餐，品种有小米饭、腌酸菜、红辣椒、炒豆腐。甘泉的豆腐是出名的好呢！有时还
有白面条拌辣子吃。我很知足。
    我到底该先干什么呢？区上叫我先办个民兵识字班。一到夜晚吃过饭，在一铺大炕
上，很多人来上课识字。我每周还在街上办个黑板报，宣传识字扫盲，讲卫生，支援前
方抗日的道理。逢到赶集庙会，还要宣传洗脸讲卫生，给妇女讲生娃娃不要坐在灰上，
不要信巫神的鬼话，要听医生的等知识。那些婆姨听了我讲的话，一个个笑弯了腰，说：
“这灰女子，一点点大，还懂得生娃娃哩！”
    过了一段时间，区里又聘我到完小代课，给一、二年级教语文、算术。完小的校长
叫雪莱，是从外地到边区的知识分子。他很信任我，对我说：“你在初中学的那些文化，
是够教这些娃娃了！”陕北的娃娃红朴朴的脸，一副憨厚相。一班50多个娃娃，只有一
个特别笨。一加三等于几，怎么教都听不懂。把我都急哭了。这个娃的父亲反来嘱咐我
说：“娃笨，老师不要着急，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娃娃们的家长都是好心人，每天
早上都让孩子们给我带来糕、馍、果子。他们都叫我“娃娃老师”，叫得我在一个区都
出了名，都说甘泉镇上来了个“北平娃”。
    我在城关镇都跑熟了，注意到妇女和女娃娃们是扫盲的难点。妇女出不了门，没办
法认字；女娃娃们要帮家里烧火做饭，背小娃娃，家里不让她们上学。可这些娃在边区
的新风气熏陶下，非常想认字。每天上午，我就在我房东家的炕上，教她们识字。她们
背上娃娃来，我用在完小代课得的津贴，买些红枣、土豆，放在火盆里烤，大娃娃识字，
小娃娃吃枣、吃土豆，我们就这样又办了个娃娃识字班。
    婆姨们就更难了。她们出不了门，我便每天下午送字上门。缸上写个“缸”字，柴
上写个“柴”字，桌上写个“桌”字，一天教一两个字，几个月下来，她们认了上百个
日常用字，也认得钞票上的数码了。
    有一次，我在镇上不小心惹了一个祸。吃饭之后，我想烧好炕再走，免得回来冷冰
冰的。我把柴草点着塞到炕洞里，就到成人夜校去上课了。谁知柴禾烧得太旺，把炕席、
被子都烤着了。等我回来一看，满屋浓烟，吓得我惊叫起来。房东一家赶紧帮我泼水灭
火，可棉被已经烧穿了几个大洞。大冷天，我没被子盖了，怎么办呢？可不一会儿工夫，
我那些学生知道了，拿着棉花、碎布来帮我补被子。虽然被子补得五颜六色，可我深深
地感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这一夜我睡得暖和极了！
    1945年5月，学校要我们回去。我和陶萍又见面了，准备一同回延安去。在区政府，
我们洗头、洗衣服时，发现头发上长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虮子，毛衣上的每个洞眼里都有
一个黑色的虱子。我们俩用篦子梳，用滚水烫，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小东西也带回学校去呀？
    收拾完东西，告别了乡亲，我们又赶上毛驴回延安。我的学生们排上队，眼泪汪汪
地送我，一个劲儿地问：“几时回呀？几时回呀？”我也泪眼模糊，不敢再回头望他们，
真的，谁知几时能回呀！
    回学校总结这一段下乡的收获，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中国的农村，我也交了许
多农民朋友，懂得了什么叫为群众服务，怎么联系群众，学习他们勤劳纯朴的美德。我
认识到，只有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创伤，改变农村的愚昧
落后局面。这点认识使我终生受用无穷。后来在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农民运动中，
我紧紧掌握这一条，永远不改初衷。
    山不转水转，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1971年，我又调回到陕西工作。1974年
我响应周总理改变延安面貌的号召，带工作团下乡到延安。走到黄龙县，县委书记来接
我们，自称是我的学生，一直记着我这个“娃娃老师”。后来，我到延安柳林区麻庄蹲
点，顺便来到了我曾教冬学的甘泉县，碰到了好几个我的学生。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
的当了供销社主任，有的在县上工作。他们都还记得我，可是我已经叫不上他们的名字
了。我还到了房东赵大娘家，她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打伤致死，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
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哑巴小儿子，靠编织手艺维持生活。哑巴还记得我，他比比划
划，说我当年梳着两个小辫，在南屋里教课。赵大娘家的境遇，使我再一次看到陕北人
民对解放祖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延安中学——我的母校，是你给了我第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近50年的革命生涯，
尽管道路坎坷曲折，但我永远记得革命群众给予我的力量，它使我能沿着正确方向走到
今天。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相信这永远是一条培养人才的正确
道路。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就会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这也应当是一条不应忘却的真理
吧！    

　　阮若琳
    女，曾用名袁若琳、钟新、钟艺。延中三班学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
审。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文
联全委委员。拍摄有《丝绸之路》、《红楼梦》等多部电视片，著作有《十人论集》、
《电视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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