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矢
    我在延安中学上学时，一直穿着一件红缎子小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为什么能
有这件缎子袄呢？这里包藏着一个既甜蜜又辛酸的故事。
    1939年冬天，我因连续4年被冻坏了双颊和鼻子，而住进了拐峁陆军医院。在这里遇
到了赵达大姐。赵大姐是在1938年10月一次飞机轰炸中受伤的，我和她住一个病房。
    因为缺医少药，她的伤势日渐恶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她的膝关节烂了个洞，
经常往外流血、流脓。医生建议锯掉她的右腿，她每次都哭得吃不下饭。那时她年约三
十三四岁，我才13岁，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只有陪着她哭，再就是帮助拿便盆、打
水、洗脚或洗衣服。接触的时间长了，她慢慢喜欢我了。
    她了解到我的身世后，告诉我她有个比我小半岁的儿子，是烈士的遗腹子，丢在敌
占区。一看到我，她便想起自己的儿子。那时我的打扮真像个男孩子，理个小平头，圆
圆的脸，穿一身粗布棉军装，袖口和裤腿卷上去半截，露在外面四块白，腰间扎着一条
毛线带带。
    赵达大姐的手特别巧，躺在床上，她还用破布把我露在外面的白袖口、白裤脚包起
来缝住，并且常督促我拆下来洗洗。经过一个冬天，我俩已经很熟了。她慢慢向我讲述
了她的经历。
    她是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人，1906年12月出生。1922年，她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期
间，曾参加了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女权同盟直隶支部，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女青年。1924年，
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不仅在天津的工人和学生
中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寒假回乡时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反对
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
    1925年夏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的早期党员江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之一）等人来到玉田，利用暑期小学教师讲习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
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不久，江浩等人又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但当时玉田县还没
有共产党的组织，只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增资斗
争和在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赵达大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26年寒假时回到
玉田，参加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发动群众打倒军阀的活动的。在斗争中，她与江浩
同志的独子、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震寰相爱，不久便结为夫妻。
    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奉系军阀对革命势力进行残酷镇压。1927年4月18日，
赵达大姐的丈夫江震寰同志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11月他被捕时，赵达大姐已有身孕。
不久，她转移到河北省玉田乡下，躲过了敌人的通缉和搜捕，同时生下了江震寰烈士的
遗腹子宏烈。从此，她一边抚育孩子，一边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的玉田，已建立了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玉田、遵化、蓟县、丰润和迁
安五县的工作。赵达大姐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支持革命的，她的家便成了县委活动的地方
和交通站。她除了负责中心县委和上级联络接待外，还承担刻写蜡板、油印文件和传单
的工作。印刷工具和纸张等，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中共北方区委、区农委、天津地委、
顺直省委等领导机关派来的同志，一般都是到她家与县委接头，并常住在她家里。在她
家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荷波同志曾召开过县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
神，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赵达大姐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
钱拿出来交给同志们使用。1927年10月暴动失败后，一些突围的同志来到她家时，她曾
给他们换了衣服，带上路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有的同志是由她亲自送出去的。
    1928年，玉田又恢复了党组织。当她得知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并
不得再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指示后，毅然辞去了玉田女师校长的职务，回到乡下，
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夏天，她参加了玉田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次暴动
又失败了，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她与党失去了联系。她弟弟这时已不再支持革命，她
只好离开娘家，搬到婆家刘家桥。1933年，再次恢复了党组织，赵大姐的婆家刘家桥又
成了县工委的活动点和联络点（这时县委尚未恢复）。不久，她与河北省委的一位同志
结了婚，一起经蓟县到北平。
    北平的环境十分艰苦，他们常常因失业而生活无着。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丈夫被
捕入狱。赵达大姐怀着身孕，要为生活而奔波，又要到监狱去看望同志们。1936年，她
丈夫出狱，他们无法在北平立足了，两人便决定带着小女儿到陕北。考虑到今后生死未
卜，临走前，他们把宏烈寄养在香山慈幼院。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
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孩子从此杳无音讯。她日夜思念着儿子。自从认识我以
后，她把对自己儿子的一片爱心全都给了我。
    赵达大姐是1987年夏天到延安的，不幸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的飞机炸伤了右腿，在
医院住了将近两年。
    记得1940年春天，每当晴天的时候，很多伤病员都出去晒太阳，窑洞里只剩她一个
人。她脸色苍白、消瘦。一连几天，我总在想：怎么能让她也见见阳光呢？一天中午，
我先把床板扛到院子里，再把凳子搬出去，把床板架上，铺上被子。大姐问我：“你不
睡觉，折腾什么呢？”我说：“晒被子。”
    当一切准备好后，我才回到窑洞里和她商量说：“大姐，你也出去晒晒太阳，也许
体质好了，你的腿就能好，不会锯掉了。”
    她听我这一说，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流，说：“我有近一年半没有下地了，怎么能
出得去呢？”我说：“你左腿不是很好吗？
    我扶着你，只要你一条腿先站在地下，我就能背你出去。”我才13岁，背一个大人，
实在是够吃力的。我连背带拖地往外挪动，她怕把好腿摔坏，一面嚷，一面使劲抓住我
的肩膀，扭我、骂我，叫我把她放下来。我咬紧牙关不吭气，把她硬拖到了窑门口。一
看到在门外半山坡上晒太阳的同志，我就大喊：“快来帮忙！”于是，来了几个男伤员，
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她抬出来，放在床板上。我打开她腿上的绷带，又向护士要块消毒纱
布盖在她的烂腿上，晒她的腿。大约两小时后，大家才又把她拖回去。第二天出来，我
又给她找了顶破草帽，给她遮脸。从此，只要天气好，我就拖她出去晒太阳。两周之后，
她的伤口开始收敛，脓也少了，腿终于保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从此，她对我更是亲热，又给我做了两双红粗布的袜底。
    当我要出院返回抗大工作时，她拿出亲手缝的一件红缎子袄给我穿到身上，并告诉
了我这块红缎子那不平凡的经历——
    它原来是赵达大姐和江震寰烈士结婚时所用的一床被面。江震寰同志牺牲后，她不
忍心再盖这床被子，就把被面拆了下来。在以后的艰苦岁月中，每当同志们生活发生了
困难或要营救被捕的同志时，赵达大姐就把这红被面和一些首饰送进当铺，等地下党的
经费送到时再赎回来。虽然这样几进几出当铺，赵达大姐却总不忍心卖掉它。1934年7月，
大姐生女儿时，还把红被面当出去，买回5斤玉米面坐月子。直到在延安又添孩子时，被
子不够了，才又把它缝成被子。这一回，大姐又把它拆了下来。她细心地把被面洗净，
撕掉被头脏污了的地方，用白绷带滚边，一针一线地为我做成了这件漂亮的小红缎袄。
记得当时她一边亲手给我穿在身上，一边叮咛我说：“做大了点，因为你还要长呢！我
还给你留一个‘对方’，等你长大了，结婚后有了孩子，再做个小被子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珠却成串地滚落下来……这烈士盖过的被面，这曾沾有赵达大
姐鲜血的被面，像一团火，包裹着我，一直燃烧在我的胸中。当时，我曾在心中喊道：
“我的好大姐，我的好妈妈，我决不辜负你的希望！”
    赵大姐住的是一孔西窑，到了冬天，阳光照射时间短；有时因木炭少窑洞里没火，
她那受伤的腿不易保暖。我虽然不会做针线活，还是拆了一件破军衣，在红军战士艾平
大姐的帮助下，给她做了一双灰粗布棉鞋。尽管做得粗针大线，可赵大姐说，穿上我做
的鞋，她总觉得热乎乎的。她也给我做了顶漂亮的白布八角帽，我戴上它可神气啦！在
那艰苦的年代，她有点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等我去了才吃。记得她用瓦罐罐在木炭火
上炖的牛肉，也等我去吃。自从赵达大姐负伤后，几年来从没有见过她的女儿蓟子。在
她的身体逐渐恢复后的一个星期天，刘向三同志带来了一个没留头发、像个男孩子的小
女孩。赵大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刘向三说：
    “这是蓟子呀！”她这才认出原来就是她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
    赵大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这小鬼，对自己却很不在意。
    她全身受了13处伤，又做了接腿的大手术，加之肺部有病，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从
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1944年的夏天，她大腿根部一块伤疤又发了炎。她说，药很困
难，不用去找医生。不久，伤口溃烂化脓，伤口中慢慢地露出一个黑尖的东西，原来是
一块没取出的弹片！它上尖下大出不来，不小心碰一下就痛得钻心。她只好把裤腿一直
卷到大腿根。就是这样，赵大姐仍坚持不去求医，每天自己夹住弹片尖摇晃几下，有时
滴点红药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她终于把弹片拽了出来。
    赵大姐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今，我的性格和思想仍有许多地方深受她的影响。标志
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的，是她给我做的那件红缎袄。1942年我到延大中学部学习，
冬天，我都穿着这件红缎袄，直到1946年我调离延安中学到医专工作，以及战争中撤离
延安去打游击，我仍穿着它。这件红缎袄伴随了我的大半生，鼓舞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遗憾的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赵大姐失去了联系。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碰到了蓟子妹妹。40多年没见面了，她竟然还能认
出我来！从她那里得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赵大姐便接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宏
烈的信。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已经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然而，宏烈和
他妈妈见面则是建国后的事了。
    我还得知，敬爱的赵大姐已不幸于1974年元旦病故。赵大姐的晚年是在痛苦中度过
的。听说“文革”中，她曾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我不禁想到，她那条没有膝盖、不
会弯曲的腿，怎么能经得住推搡毒打……我不寒而栗！她死后，听说沈阳市的许多老同
志、青年人都参加了她的葬仪，那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听到这一切，我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悲痛欲裂的心，一下又飞向那延河边，飞向
那使我获得又一次母爱的窑洞。不久，我见到了大姐的儿子宏烈和宏烈的长女。我用颤
抖的双手捧出一块红色毛哔叽衣料，作为送给姑娘的结婚礼物，也作为我对赵大姐的一
片心意。同时，我还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讲述了我的小红袄的故事。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